张静江五朵金花的三小姐张芸英与丈夫陈寿荫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这一对儿子可以说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从此可以想见他的艺术设计的才华。
1947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三小姐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自己要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诸如此类的事情，张芸英一直都想不明白。要那么多的房子干啥呢？自己不是太需要，而别人还没有房子住。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张静江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立即从美国打电报过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并且说飞机票都为她买好了。可是她就偏偏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自主的生活。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过来，照顾她和孩子的生活，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这就是她的思想纯洁。
她跟她大姐张蕊英一样，由于年龄相差不大，都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虽然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的，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庆龄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就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静江的五朵金花之三小姐张芸英，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纯粹的让人尊敬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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