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公佈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5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僅為7608億元，較4月的1.56萬億元下降近一半，而社會融資餘額的增速也進一步下滑至10.3%，是2006年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6月13日《華夏時報》）。
看到這則消息，相信不少人會為我國目前這種金融數據走勢擔憂；而且這還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往後的情況可能會比現在更更重：一方面，2018年下半年將迎來一輪信託到期的小高峰，6月至12月到期的單一與集合信託月均規模為4923億元。
截至2017年底，資金信託中38.2%投向了貸款。顯然，6至12月到期的信託貸款月均規模接近1883億。因此，下半年非標融資仍將面臨收縮壓力。另一方面，近期不少企業面臨債券償付高峰，並出現信用違約事件頻發，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企業再融資困難的矛盾將更加突出。
很明顯，造成當前企業融資趨緊的格局，表現資管新規落地已釋放出了較強的金融效應，銀行原表外融資通道已開始新一輪的顯著收縮。5月包括信託貸款、委託貸款和未貼現銀行匯票在內的表外融資共計減少4215億。5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7608億，同比少增達3023億，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速再度小幅下行0.2個百分點至10.3%。
而且，從結構上看，社會融資規模偏弱主因是表外融資的大幅少增，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匯票分別下降1570億、904億和1741億，合計同比少增達4500億。因此儘管企業債券淨償還434億同比少減逾2000億，但整體社會融資規模仍出現顯著的同比少增。
可以判斷出，5月表外融資同比少增規模大幅超出4月，顯示資管新規落地後，以表外融資大幅下降為代表的結構性去槓桿政策是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
雖然，資管新規落地導致企業融資緊張現象發生已在預料之中，而且這也是規範銀行金融機構經營行為、消除監管套利、整治市場亂象、加快金融去槓桿必須付出的陣痛。同時這樣做，有利於督促銀行金融機構調整信貸結構，將資金投放到最需要支持的實體企業身上，從而進一步優化信貸資源配置，加快銀行金融機構經營戰略轉型，最終為防範化解我國金融風險奠定堅實的基礎。
儘管如此，我們依然應積極想辦法化解資管新規落地對企業帶來融資困難的矛盾，不能讓這種現象繼續下去；否則，會讓實體經濟陷入更加困難的經營境地，有可能對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較大影響，最終使我國經濟企穩回升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從當前看，要化解這種矛盾可從四方面著手：一是銀行金融機構應採取更加激進的信貸策略，站在穩定和發展經濟的政治戰略高度，想辦法創新信貸服務模式、推出切合實際的信貸服務產品，不斷提高信貸服務效率，堅決克服藉口資管新規落地發生惜貸、怕貸、畏貸、抽貸、斷貸等行為傾向，將所有能發放貸款的企業納入信貸範圍，消除一切信貸歧視行為和信貸選擇性行為，切實提高實體企業信貸可獲得性。
二是央行在貨幣信貸政策上進行適當調整，消除對美聯儲加息可能帶來的負面擔憂，可從“穩健中性”向“穩健適度”方向轉變，擇機實行定向降準或普遍降準，釋放足夠的市場流動性，為市場提供較為寬鬆的貨幣環境，以滿足實體經濟正常合理的信貸資金需要。
三是將有發展前景、具有一定償還能力的企業即將到期的債券或信託產品，可模仿債轉股形式或資產證券化方式，轉換債務方式，由銀行或相關擔保機構提供授信或擔保，使企業到期的債券和信託產品能夠得到延期或一定形式的轉換；或者按照相關專家的建議，為了減輕非標壓縮對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發展替代性融資渠道如將票交所的票據納入資管產品可投資的標準化產品序列，適當消減資管新規帶來的資金壓力，以減輕企業集中償債的負擔，間接緩解企業融資困難。
四是積極拓寬直接融資渠道，為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提供直接融資方便，降低企業直接融資門檻，讓更多的實體企業走上資本市場直接融資之路，為最終減輕資管新規落地帶來的社會融資萎縮和實體企業融資困難的壓力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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