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陷入沉思，他要为洗刷老人的冤情尽点力。在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年代里，为其奔走需要勇气，为其平反昭雪，更需要决策者拿出勇气。父亲决定找县委书记汇报。我和母亲深知，只要不是自家事，找谁父亲都不会犹豫，交流时也能气定神闲，张弛有度。经父亲与同事多方奔走，终于有一天，父亲带回一份《新华日报》，头版刊登了耿爹爹夫妇平反的消息。
父亲没有过到90岁。才50岁出头，人们就不叫他老陈，称呼他“陈老”，这是一种尊称。前日，我与一位长者交谈，提到父亲，他手放胸前，竖起拇指：“一个好人。”我心里说，他也是一个好公务员。
父亲若在世，也有90岁了。我爱他，这无需理由；除了爱，我也很敬重他，因为敬重，我至今仍常常怀念他。
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自然是国家干部，是公务员，但他的仕途不顺。照理，官应该越做越大。他则不然，先在区公所，任农会主席、副区长，转行后长期当法官，担任法庭庭长，最后从事信访工作，到了临离休时才明确个副处级。
父亲工资基数较高，国家首次给干部定级，父母亲工资相加每月超过100元。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没有再涨过一级工资，原因是：一、他工资高；二、他不“闹”。
父母的高工资，确使我们姐弟四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甚至还可以腾出钱和粮票去周济亲友。后来，他们发现了自己一个重大失误：他们无意间将我们姐弟四人的户口落在农村的外婆家里，这意味着长大后我们不能进城当工人。母亲越来越感到不安，每次进城，都向父亲施压，要他去寻求上级的帮助。父亲终于答应了，被母亲连拉带拽，去了领导家里。
我可以想见父亲在领导家里“口将言而嗫嚅”的情形。晚上回来，父亲的神情令我讶异，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如蒙大赦、如释重负。原来他们扑了个空，那位领导没在家。
此时，我已进城读书，陪伴父亲。文革结束后，我家的客人比以前多出许多，尤以要求平反的为最。每逢来客，父亲总要留他们吃饭，有时还要留他们住宿，而我只能凄惶惶跑到县委传达室，就是今天所谓州府头门里，与性情古怪的收发员合睡一床。
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农村老太太，听口音是我的同乡。老太太走后，父亲说：“她就是蓝菜花”。我听说有一部名为《夺印》的电影取材于我的家乡，蓝菜花（绰号烂菜瓜）是片中反一号耿爹爹的老伴，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位瘪嘴豁牙的老人与电影里老辣妖冶的妇人联系起来。父亲告诉我，她与耿爹爹都是同情革命又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与电影里男一号的矛盾是两个相邻村庄、两个大家庭之间的矛盾。在电影里，耿爹爹和老伴的形象被极度扭曲了。文革期间，耿爹爹在劫难逃，蒙冤而死，反革命帽子一戴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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