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17日，21歲的華南工學院化工系大四學生朱報喜，在學校參加了廣州市基層人大代表選舉。
1954年1月17日，21歲的華南工學院化工系大四學生朱報喜，在學校參加了廣州市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初次享有選舉權的他，激動地把選民證珍藏了起來。
沒想到，這成了他一生的愛好。
今年，86歲的他已經收集了17張選民證。從薄紙片到硬紙卡，從黑邊框到紅色花邊邊框，從廣州到北京……一張張選民證，記錄了新中國人民群眾當家做主、行使民主權利的歷史，也見證了老一代知識分子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歷史。
在東城區和平里街道小黃莊社區的家裡，86歲的朱光偉老人打開一本簇新的6寸相冊，裡面厚厚一沓全是選民證。
第一張最搶眼。薄薄的紙片顏色已經泛黃，上面梯形下面長方形的黑色邊框，最上面用繁體字寫著“選民證”，下面豎向排版，從右到左三欄，分別寫著注意事項，姓名、性別、年齡，以及落款。正面蓋著紅色方形印章，字跡已經模糊;背面藍色印章寫著“已參加選舉”。
“1953年9月，全國籌備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各地方開始基層選舉。廣州開始選的時候已經是1954年1月了。學校給年滿18週歲的學生都發了選民證。”老人回憶。“解放了！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了，我有選舉權了！”初次體驗選舉，年輕人激動不已。
第二張選民證是1956年，這時，印章由方形變成圓形，選區由廣州變成了“北京市東四區”，連選舉人也由“朱報喜”變成了“朱光偉”。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北京，在輕工業部工作。當時大學生還特別稀罕，一到北京，人事司的人先帶著我們玩了三天，第四天才說安排工作的事兒。”老人笑著回憶。當時的東單區和東四區，在1958年合併成今天的東城區。
至於改名字，“單位經常敲鑼打鼓的‘報喜隊來啦報喜隊來啦’，同事們老拿這個開我的玩笑，我就把名字改了。”
有了第一張、第二張，就有第三張、第四張……但過了1966年，老人收藏的選民證卻出現了長達14年的空白。直到1980年，才出現了新的選民證。
也是在這一年，朱光偉接觸到了一個新詞：差額選舉。
“文革”之後，國家對《選舉法》進行了若干重要修訂，包括將直接選舉的範圍由過去鄉鎮一級擴大到區縣一級；一律無記名投票；賦予選民和代表提名候選人的權利等。
“以前都是等額選舉，現在差額選舉了，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每一次投票前，朱光偉都會認真地研究候選人，從履歷、界別等角度進行差額投票。“選上來的人必須能夠全心全意為國家謀發展、為人民謀福祉。”
改革開放，科技工作者也迎來了春天。“文革”中被下放勞改的朱光偉恢復了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還接到了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任務：帶隊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與衛星發射。
“當時我在化工部膠片處擔任負責人，而一次衛星發射，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取得良好拍攝效果的膠片。”老人介紹，衛星膠片長達數千米，由多個接頭接起來，齒孔更是數以萬計。發射前，要對膠片進行檢查，當時的技術條件，只能靠經驗豐富的老師傅在暗房裡，用手一個齒孔一個齒孔摸查，既吃力精神還高度緊張。不光膠片，各個環節都是如此。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科技工作者們克服了重重困難推動著我們國防工業不斷向前發展。
從1980年開始，朱光偉的選民證都保存得潔白如新，黑色邊框變成了紅色，後來尺寸開始變大了，再後來，“選民證”三個大字上頭，印上了新的內容：“北京市東城區補選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北京市東城區新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北京市東城區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內容一目瞭然。
1993年11月11日，是第11張選民證上的日期。這一年，朱光偉光榮退休後被單位返聘，一干又是10年。
相冊裡最新一張選民證上的日期是2016年11月15日。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朱光偉還保持著知識分子終身學習的習慣。
寫字檯上，一本英語字典已經磨破了皮。《一套振奮民族精神的郵票》《二膠在創新轉型中崛起》《唉，日本》……兩本厚厚的雜誌裡，貼滿了這些年來朱光偉發表的各類文章。
“神舟飛船、嫦娥探月、蛟龍潛海、北斗導航、大飛機、超級計算機……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吹響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科技創新碩果累累。”說起國家的科技發展，老人豪情滿懷。
“小小一張選民證，體現的是‘人民代表人民選，選好代表為人民’。只要走得動，我還要繼續去選舉站投票，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朱光偉說。
寄語改革開放40年
今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指出，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並指出，一定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引領科技發展方向，搶佔先機、迎難而上，建設世界科技強國。我相信，一個科技創新的新時代，即將到來！
——朱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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