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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強調，談融資環境離不開觀察經濟週期、長期債務週期、金融週期及行業週期，以偏概全，往往做出錯誤判斷，接下來，我把幾個重要因素逐一盤點下，答案也就清楚了：
（1）宏觀經濟上，上半年GDP同比增長6.8%，連續12季度維持在6.7-6.9%，其中，新興服務業發展迅速，固定資產投資平穩增長，同比增6.0%，民間投資和製造業投資回升（高技術製造投資同比增13.1%），國民經濟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繼續沿國家引導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舊動能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高質量發展路線穩步前進；
（2）長期債務週期，我這裡著重分析，和企業融資密切相關的一級市場私募基金投資機構（公眾公司融資可通過貨幣流向、A股等公開數據等信息更易分析），一級市場私募基金成立在2012年前後飛速增長，很多基金“3+2”的存續期，近幾年一級市場標的泡沫，多數機構高位投資，當下面臨退出，卻無預期回報，進而影響母基金等LP的投資熱情，投資機構無錢缺錢成為常態；
（3）金融週期方面，處於“強監管、穩貨幣”的大環境，資管新規、大額風險管理辦法、流動性管理辦法等出臺，M2增速必定回落（我們知道，M2反應潛在購買力，增速快，說明投資和中間市場活躍），進而影響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長（截止5月底10.3%,近年新低）；
（4）行業週期來看，不同行業，風景不同，分化嚴重，從上半場的互聯網，到下半場的ABC（AI/大數據/雲計算），各行業也在調整、深化變革，代表未來方向、符合國家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新經濟”領域明星項目反而更受資本青睞，傳統產業、過舊落後產能企業融資難上加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企業融資環境不容樂觀，“寒冬裡”企業要做好持久戰準備，同時，也是傳統企業練好內功，順應經濟趨勢、脫穎而出的好機會，厚積薄發，贏在未來！
融資亮點
談到融資環境，不禁想起前段時間採訪一位業內人士時他說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的這個市場，要說中國的融資首先要去思考投資人投資是為了什麼？當然是為了商業回報，那商業回報由何產出？只有兩條：被併購或者IPO。今年的行情是一個迴歸基本面，有一句話叫港股化，什麼是港股化，我們經歷了15、16年初股市的大起大落，在那個時候股市是相對比較狂熱的，資金融入比較大，那個時候投資人更多可能是為了想象空間，為了高增長買單，出現了很多妖股。
今年迴歸基本面，我們要看你的財報你的商業模型商業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上市公司選擇併購的時候他會趨向理智，他會更多的基於自己的產業整合，自己的公司主營業務的發展去做併購這樣一個決策，那麼也就意味著，過去我們經常講叫賭未來，難聽點叫不務實的創業公司，他今年融資遇到了困難，今年來說大多數融資還是處於一個寒潮。但是我覺得整體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強者很強，馬太效應。
市場趨於冷靜，迴歸基本面，真正基本面好的公司，他的融資反而是有優勢的，因為投資人手裡缺項目，會選擇更有紮實基礎的項目。未來兩個月自媒體會有兩三個很大的融資會披露，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發現：投不用圓石頭布，頭部擁有絕對的優勢，相對來說，對於中小型的，三四梯隊的自媒體公司也好，創業公司也好，情況就會困難一些。這是一個資本市場的整體環境決定的。
娛樂獨角獸
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分享幾組數據。
泰合資本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分享中，曾提出觀點“創業者要以寒冬心態迎接資本春天”。為什麼說是資本春天呢？從存量資金來看，不少基金在2014年和2015年完成了募資但是在2016年的一輪寒冬中都沒有出手。另外，根據統計，2017看1～9月，一級市場的總體募資規模1804億，與2016年同比大幅增長。所以實際情況是地主家餘糧大大的。、
那是否意味著創業者正面對一個非常寬鬆的融資環境呢？從現實數據來看，答案是否定的。就投資規模而言，今年1～9月，一級市場投資規模下降了17%左右，也就是說投資機構投出去的錢變多了，但是拿到投資的公司數量卻變少了。那麼錢都到了哪裡呢？有一個比較有意思得數據，it橘子統計顯示，2016年中國融資最多的十家公司，共計融資234億美金，佔當年全部融資額的40%，也就是說資金集中在了頭部公司。且一些以早期投資著稱的公司比如紅衫，開始投資一些中後期項目，如持續押注瓜子等投資標的，這說明他們寧願在一個已經跑出數據的公司上獲取五倍、十倍的回報，卻比較難在早期公司中發現比較好的投資標的。
2016年下班年到現在，出現了很多短期的風口，如直播、共享充電寶、新零售等，投資熱潮不斷更換，但已經跑都中後期的項目卻並不多，該投什麼樣的領域、投資趨勢是什麼，這也許也是投資機構比較頭疼的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機構變得更趨於理性，更加看重公司的基本面，及公司的基本財務數據、業務數據等。對於早期創業公司來說，也應該更佳務實，精益創業。可以說，現在是好項目的黃金時代，但對於整個創投圈來說，則可能是一個從無序逐漸洗牌，歸於有序的時期，
鉛筆道
從融資主體的構成上看，我國傳統融資體制條件下，長時期內政府
是唯一的融資主體。改革開放以後，企業和居民個人的投融資主體地位
得以確立，但其融資所佔份額仍偏低。從目前融資主體結構看，政府在
投融資決策上仍然起著主導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領域，而且在許多競爭性
投融資領域，政府投融資所佔比重都很大，這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融資結構
存在明顯差異。中國國家財政支出中，經濟建設費一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
般佔財政總支出的30%左右，這說明中央政府對經濟建設的介入程度很深，
它與西方政府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代表國家行使的
經濟職能有比較嚴格的限制範圍，政府對經濟事務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約
束，例如美國的政府支出中沒有經濟建設費一項。即使把有關農業、商業、交
通運輸、能源、資源與環保等項支出算作經濟建設投融資，其總額佔政府財政
支出的比例也不過10%左右，大大地低於中國30%的比例。
在金融危機新形勢下，地區發展失衡、產業結構趨同、收入差距拉大、外
貿產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問題變得日趨嚴重，並且已經嚴重影響和制約著我
國經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在此背景下，融資環境
問題顯得意義非常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