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屆美展創作人員合影(後左二）
邊塞畫家舒春光
我和兵團美術
上世紀60年代初，我在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上學時，在《美術》雜誌上看到了新疆兵團的美術作品，印象最深的是黃戈捷的《瀚海新歌》和孫宗禮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前者常書鴻先生曾撰文讚許。當時我還以為孫宗禮是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的老兵，因為兵團裡這樣的人很多，後來我見到他時很吃驚，他的年齡比我還小，人們都叫他“小孫”，我對他跨代的想象力，佩服得五體投地。
黃戈捷 套色木刻 《瀚海新歌》
孫崇禮 套色木刻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左）
《黃金季節》（右）
我大學畢業來兵團工作，還有一段故事。我在校的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揹著只專不紅的包袱老受批判。我得知中央美院李可染教授要招研究生，想去報考，系秘書朱香找我，她一口咬定說我“不行”。我問她“為什麼不行？”她說“行不行，你還不知道嗎？”。我的畢業創作畫《隴原四季》，老師和同學都有很好的評價。甘肅人民出版社已定了出年畫，但被朱香的愛人——油畫專業的老師婁付義搗掉了，說我是隻專不紅的典型。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出版社就取消了我作品的出版計劃。畢業典禮上，我朗誦了一首向母校告別的詩，當時的系總支書記沈致樂說：“我們這裡出了一個普希金，寫了黃村的回憶！”誰知道，這位系總支書記突然又把我上報到校人事處，列為“不能畢業的學生”。前幾屆就有七、八個這樣的學生不上課，每天挽著褲腿，拿著勞動工具在清掃拉圾或在菜地放水，看來我可能要與他們為伍了。那時我很委屈，卻沒有申訴的地方。
但是，天無絕人之路。當年各系上報的“不能畢業的學生”，學校人事處長不同意，說：“今年一個也不要留，留下幹啥！”他說這話的意思是，對反革命有政策，可判刑勞改，右派分子送到夾邊溝（據後來統計，全省2400多右派，餓死了三分之二），但“不能畢業的學生”，是西北師大的獨創，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就這樣，我又以堂堂師大畢業生的姿態，登上了西去的列車，被分配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二師中學（地點在石河子），當了一名美術教師。
那時的石河子，幾乎全是年青人，老人很少，到處都洋溢著建設的高潮。工二師原來是在水工二團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主要任務是修公路、水庫和電站等。師部出了一份報紙，叫《水利戰士》。我看見學生們把冬菜收穫了以後，囤藏在地窖裡，便畫了一幅速寫，登在《水利戰士》報上，這算是處女作，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課外，我又到附近農場畫了不少速寫，回來整理成作品，在兵團《生產戰線報》和《新疆日報》上進行刊登，有時同一天兩家報紙都登了我的作品。我儘量想辦法捕捉突出兵團特點，其中有一幅畫水利戰士輾轉戈壁修水庫搬家的畫，作家吳連增還配上了一首詩：“輾轉戈壁修水利，留下水庫灌良田，人民公社大豐收，水利戰士心裡甜。”我還畫過一幅篇幅較大、人物很多的畫，叫《謝親人》，登在兵團《文化生活》期刊的封底上。那時我給報刊投稿，只認識報刊名字，不認識一個編輯或熟人。
我在教學中，急於把自己的中國畫知識教給學生，鬧過一個笑話。我對學生們說，中國畫中的空白寓意很多，可以是天，可以是地，也可以是其它，你可以儘量去想。有一個初中生交給我的作業，畫面上一筆未畫，是一張白紙，我問他為什麼，他說這是下了雪，大地一片白色，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
1964年5月，我在工二師中學已經工作了大半年，由於我表現兵團農墾題材的畫，出現在報刊上的頻次很多，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正好當年是兵團成立十週年，要搞大慶，辦兵團第二屆美展，組織決定在全兵團範圍抽調美術人才，集中創作一批作品，我有幸被選中了。
有一天剛下課，校長叫我拿上自己的作品，兵團來人要看。我拿著一卷畫，興高采烈地抄近路穿過兩塊泥濘的田地，到了石河子招待所，見到了兵團畫家張一弓。他說：“姚文部長為你的事也來了，現在她正在睡覺，不要打擾她。”我和張一弓一見如故，談了一會兒就告辭了，後來我才知道是兵團要調我到烏魯木齊集中搞創作的事。姚文部長和張一弓在約見我之前，早已和我師政治部主任李鳴山見過面了，當然我所在的單位也是大力支持。
不久，我去烏魯木齊加入了兵團宣傳部組建的臨時創作班子。在這個班子中搞版畫的人最多，有黃戈捷、葛德夫、毛德慧、孫宗禮、關維曉、劉琪、韓承京、薛周琦（兼搞國畫），畫國畫的有朱自謙、雷中峋、張建康和我，搞油畫的有張一弓、朱雪汀、孫傳斌等。大家都是業餘作者，來自各自的崗位，創作熱情很高，團結很好。這期間有一次，新疆軍區文化部關夫生部長要來看望大家，觀摩作品，我們等了很長時間還不見他來，原來他是到附近的鹼泉溝採野花去了。這件事使我對這位著名的軍內版畫家，優秀作品《過草地》的作者，有了新的認識。後來才知道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是南方東江游擊隊的一員，是個有著詩人氣質的文藝界領導。
我們又隨關部長到自治區文化廳組建的創作組去觀摩作品。在烏魯木齊團結路自治區文化廳一間較大的創作室中，集中了哈孜·艾買提、徐庶之、列陽、熊新野等新疆自治區著名的畫家。當時，哈孜·艾買提的《罪惡的審判》才完成素描稿。關部長看了後很激動，說他是很有前途的民族風情畫家。但哈孜·艾買提說，這幅畫爭議很大。關部長生氣地說：“什麼爭議，簡直豈有此理！”後來我聽說，關部長的肯定救了這幅後來馳名畫壇的傑作。
哈孜·艾買提 《罪惡的審判》 1964 128×190cm 布面油畫
同年8月，兵團第二屆美展的部分作品，在石河子農八師小學的六間教室裡預展了，當時沒有舉行開幕儀式，觀眾隨到隨看，其實觀眾並不多。我參展的其中一幅作品是工筆重彩畫《謝親人》，另有六幅作品是我師當年修烏庫公路的組畫。為了創作這套組畫，我深入到烏庫公路沿線體驗生活，去過後峽，冰大板、巴倫臺、鐵礦產地莫託薩拉。關於鐵礦的發現很有意思，當年修公路時為解決吃肉問題，派戰士打獵，一隊戰士在天山裡迷路，帶的指南針失靈了，有個戰士搬起石頭要砸指南針，這時指南針隨著舉起的石頭再轉起來，戰士們高興極了，認為這是塊神石。後來，迷路的戰士被解救，這塊石頭拿到烏魯木齊交給了王震將軍，經化驗是鐵礦石。
畫展期間，詩人艾青來參觀，我和張一弓陪著他。艾青當年在法國留學時，學的是美術，解放以後，艾青又擔任過中央美院的軍代表和接收大員，他是內行，我很注意他對我作品的評價。我最著力創作的《謝親人》他一閃而過，好像沒有看見似的，但對我的《烏庫公路組畫》中一幅山石的畫法特別感興趣，問我怎麼畫出來的這種效果？我說是將紙揉過畫的。艾青說：“你不要揉紙，高麗紙完全能畫出這種效果。”從此，對艾青的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中。這次和艾青的見面相識，為我以後同他幾十年的友誼，奠定了基礎。
這次展覽出現了一批好作品，如毛德慧的《紮根邊疆》，《人民畫報》通兩頁刊登了；孫宗禮的《黃金季節》、《中華兒女》都得到好評，並發表和轉載；黃戈捷的《夜宿火焰山》受到觀眾的喜愛，選到國外展覽。油畫沒有出好作品，因為那時兵團油畫的技巧還不太成熟，張一弓也不得不把油畫草圖改畫成了國畫。
毛德慧 套色木刻 《紮根邊疆》
畫展中還出現過一些花絮和插曲。農一師送來的於然創作的巨幅素描《大戰塔里木》，其中描繪的幾個女戰士扛著胡楊樹的背影，引起了張一弓的注意。因為女戰士臀部肥大，有的觀眾三天兩頭來參觀這幅畫。有一天，我去展廳，發現這幅畫不見了，一問才知道，張一弓叫人取下來，說這幅畫有不健康的色彩。
創作活動進行期間，上級部門在醞釀成立兵團美術創作組，要像北大荒一樣，留幾個骨幹做專業作者，我估計名額中會有我。但展覽結束後，此事沒有了下文，叫我們回去等著。我又回到石河子工二師中學繼續教學。到了十月份，傳來消息，兵團政治部宣傳部的人大部分被撤去搞社教，當然成立創作組的事也就泡湯了。
196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十週年搞大慶活動，在剛落成的自治區展覽館舉辦十年成就展，給兵團分了一個大展廳，做兵團館。我又被抽調去做兵團館的布展工作。為了辦好展，成立了兵團展覽辦公室，從各師團抽調的美工、講解員、實物布展者有近百人。那時，主要採用放大的照片和圖表，寫美術字的任務很重。我的任務是畫兩套連環畫，一套是農四師的宋亂氣救哈族小孩居瑪西溺水犧牲的英雄故事，另一套是農十師在風雪中搶救哈族牧民的故事。第二套連環畫中有許多風雪場面，按以往的辦法是彈白粉，如黃胄的《荒漠風雪》，但我總想在表現風雪方面有所創新。我看到模型工用砂紙打磨部件，就把這種方法用到表現風雪上，先把畫創作出來，用熟宣託裱好，再在需要風雪的地方，用不同型號的沙紙打磨，風雪效果出乎意料。這種辦法受到了新疆軍區軍事館從南京請來的畫家陳堅的讚許，他高興地講：“這次來新疆偶有一得，偶有一得呀！”因為圖版上需要一幅運肥的照片，沒有合適的，就讓我畫一幅，我便搞了一幅黑白木刻，這是我生平創作的第一幅版畫。
在兵團館布展的後期，我抽空創作了《擺渡伊犁河》和《草原女民兵》參加了自治區成立十週年美展。另外，把《烏庫公路組畫》中的一幅《天山築路》上送參加了全國美展。
1965年10月，新疆自治區成立十週年大型展覽已經開幕。我們又接到一個任務，到北京搞全國農墾先進農場的展覽，地點在農展館。這是我第一次進北京。一到北京，第一件事是打聽黃胄的情況。我得到一個令人想不到的消息，因文藝整風，黃胄被下放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去搬佈景，這不是變相勞改嗎？真不可理解，那可是黃胄藝術的最高峰時期。過了些日子，聽說黃胄被時任北京市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鄧拓請去，住在他家裡作畫。不久，《人民畫報》上發表了黃胄的《巡邏圖》，鄧拓撰文，提出了黃胄作品的三新，即題材新、意境新和筆墨新。在北京期間我還抽時間去了徐悲鴻紀念館，欣賞了只有在印刷品上才能看到的原作，在徐悲鴻使用過畫桌邊，有一個女人手拿著一份報紙，騰得一聲坐在沙發上，我看此女人的形象與掛在旁邊的徐悲鴻畫上的廖靜文一樣，就斷定她是廖靜文。那時，徐悲鴻紀念館在北京站附近，後來因修地鐵遷才到了現在的地方。
黃胄 《巡邏圖》 紙本水墨
北京農展館的展覽搞完了，又把我安排在農墾部宣傳處幫助工作了三個月。其實農墾部是國務院最小的部，不設司，只設處，部長是王震，副部長是肖克、陳漫遠，還有我們兵團的副政委張仲瀚。這些領導，我在幫助工作期間一個也未能見面。宣傳處其實沒有什麼工作可幹，成天看報紙，要麼看內部電影，比我在新疆兵團宣傳部清閒多了。三個月期滿後，我又回到新疆，登上石河子工二師中學的講臺。
1966年，我正在忙於教學，還擔任著初三甲班的班主任，又接到新的創作任務。我和版畫家魏謙去了我師正在修建的0503線，就是現在伊寧到庫爾勒的公路。當時是夏天，我帶的衣服很少，坐在卡車頂上，汽車從伊寧向那拉提方向開了整整一夜，路上氣候突變，我在車上凍得直打哆嗦，只好把蓬布頂在頭上，第二天揭開蓬布，發現車上的人都瘦了一圈，昨天的同事，今天幾乎不認識了。
一個多月時間過去了，我帶著收集的素材回到石河子。沒有搞創作的地方，師宣教科就把我安排在露天電影院舞臺邊的化妝室。恰逢兵團藝術劇院豫劇團下放歸工二師，劇團經常在露天劇場排練和演出，我的耳朵裡成天灌滿了豫劇的曲調。到現在，我還對豫劇十分喜愛，每到河南都聽、看豫劇，就是從那時候養成的。
我可能命裡註定是搞展覽的料。同年八月，兵團又要搞抗大和先進農場展覽，我再次被抽調到兵團展覽辦公室。這時，文化大革命的風潮已經洶湧而來。
從1967年到1968年，新疆的文化大革命中武鬥成風，全國的第一槍是在石河子126事件中打響的。窗外總聽見乒乓的槍聲，好在沒有打進我的窗戶中來。在那種情況下，我停止了創作。四人幫的文化專制政策，快把中國畫扼殺了。後來又有批黑畫的運動，把齊白石等大師劃為黑畫家。全國各地稍有名氣的畫都冠以黑畫，作品被毀，作者被鬥，自殺尋短見的事常有耳聞。但是，在文化專制的年代，每當我看見周總理接見外賓的報道，人民大會堂屏風背景中的中國畫依舊，就仍對中國畫的前途充滿了希望。
1968年，為了給兵團二百多萬職工，每人發一套毛主席像章，成立了像章辦公室。4月份我帶領美工楊豐和通用機械廠的鉗工小李去了杭州、廣州、上海等地的部隊單位，求人家給我們提供一套像章模子。但是人家只給小的，不給大的，收穫不大，就在上海定了一些宣傳毛主席的畫冊和石膏小型塑像。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的畫冊上，在毛主席周圍的陪同人員中，編輯部的人說，這幾個人現在出問題了，畫冊作廢浪費太太，建議我們把這幾個人的形象用墨汁塗掉，我照辦了。有一張是毛主席走過金水橋和群眾坐在地上的照片，因為是晚上背景也比較暗，塗了幾個陪同的人也看不出來。
直到進入上世紀70年代，毛主席在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中提出了文藝要調整政策，社會上文化專制的現象才有一點鬆動，軍內外開始組織美術展覽。1971年，全軍就搞過一次作品選拔。那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屬於部隊系列。我創作了毛主席在延安視察紡線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因為359旅是兵團的老底子，這幅畫可以說是兵團的歷史畫。當時，海軍是全軍美術創作的先進單位，榮立了一等功，創作組長呂恩誼也立了功。我的這幅畫沒有入選，原因是這類題材的畫，蘭州軍區也有一幅，二畫只能選一，最後採用了蘭州軍區的那幅。海軍的創作經驗是把毛主席對海軍的關懷視察先列出了單子，再選擇其中的一些場面，作為創作題材，組織畫家（包括專業、業餘的作者）共同創作，這個辦法叫領導、群眾、專家三結合。我回兵團以後，也想借此經驗。在一次兵團美術工作者的座談會上，我提出了畫兵團的歷史。因為當年359旅是延安的警衛部隊，見過毛主席的人很多，轉戰陝北時給毛主席牽過馬，過河背過毛主席的人都有，農六師的一個領導還給毛主席當過黨小組長，內容實在太豐富了，討論得很熱烈。這時建工師東風電影院的美工李安寧（後調到新疆藝術學院）提出來：“我們師還有人見過列寧呢，給列寧當過警衛員，此人在工一師醫院當炊事員。”這樣，大家都沉默了，原計劃是要畫兵團，如果同列寧搭上了關係，這如何是好！這會討論不下去了。
舒春光 《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紙本工筆
還有一次在奎屯開草圖觀摩會，會上我提出克服創作中概念化的問題，因為一說政治掛帥，總是畫人物手中拿著或舉著紅寶書，千篇一律，應該深入生活，挖掘鮮活生動的題材，創作出好作品。這時有的作者說：“現在畫英雄人物救人，在水裡還舉著紅寶書，在水裡還放光。”農七師畫家薛周琦接著說：“不舉紅寶書去救人，就淹不死。”聽了這句話，大家只不過笑了一笑，覺得老薛說了真話，我也沒在意。誰知我剛回到兵團宣傳部文化科，領導就問我：“薛周琦怎麼這麼說呢？”領導的態度很嚴肅，大有繼續追查下去的意思，我趕緊把薛周琦的情況給領導介紹了一下，說他出身很好，西安美院畢業分配到新疆文聯搞人事工作，政治可靠，後又響應黨提出的下基層號召，離開烏魯木齊大城市來到奎屯中學，當了一名美術老師，此人政治沒有問題，只不過心直口快而已，前年兵團農七師車排子一個農場要參加廣交會，要一個美工，在全兵團範圍中挑選，就選中了薛周琦。領導聽我這麼一說，再沒有對薛周琦追查下去。
1969年，農九師161團農墾女戰士孫龍珍被蘇修槍殺，全兵團掀起了向反修戰士孫龍珍學習的活動，在兵團勝利劇場開追悼會。我繪製了孫龍珍的大幅畫像，掛在主席臺中央。後來，我又參加了兵團政治部主任侯全智帶隊的夏收工作組，並臨時代任侯主任的秘書，到過農九師161團，到過塔西提邊防站，訪問了孫龍珍烈士的所在連隊，看了邊防面貌。實際上兵團的地界就是國境線，邊防戰士的巡邏路線就是沿著兵團農場和蘇聯邊境之間逶迤延伸。回來以後，我就此創作了《邊防八月》。
舒春光 《邊防八月》 紙本水墨
1972年是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三十週年，全國要舉行美展，全軍也行動起來。七月份，我和張一弓、李其煜、謝家道等人，攜帶兵團的作品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報到。那時還繼續著三結合的創作模式，只要作品構思好，技法如果不過關，就請專家修改或重畫，成立改畫小組，修改畫的任務很重。我和黃胄在同一個板面搭成隔斷的大平面桌上同時改畫。黃胄修改畫中的馬，我修改畫中的駱駝。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心儀多年的黃胄。黃胄於1949年到1954年，在蘭州西北軍區工作時，曾在我的母校西北師範學院美術系教過四年多的創作課，他愛人鄭文惠曾是我的師姐，可惜我1957年才入學，在校其間未遇到他們。
自從文革初期黃胄被打成“驢販子”後，聽說發配到甘肅天水步校勞動改造，後來回到北京趕著毛驢給軍事博物館的家屬送牛奶。文革中，他被解放出來，不是組織決定，聽說是周總理的一句話：“黃胄畫的毛驢比真毛驢還值錢，那就叫他畫吧！”於是，他從箱子底下翻出了多年未穿的軍裝 ，在軍博大院出現了，同事見他恭賀道“黃胄同志解放了！”黃胄就說“解放了！解放了！”他的解放，是真正意義上的“自己解放自己”。我見到黃胄時，最吸引人的是他濃而密的一頭黑髮，精神很好，滿臉紅光。可是當我在握他手時，感到他手掌上的皮是硬的，可能是勞動時形成的老繭，就心裡一陣酸楚。我和黃胄同桌改畫，他在我的對面，修改北京軍區李惠的《躍馬擒敵》畫面上的一個牧民，騎馬追趕敵人，敵人並不出現在畫面中，只是在地上掉了一頂皮帽子，畫面上的馬開始在上面修改，後來黃胄重畫了一遍又一遍，而且越畫越大，李惠又在完成稿上的馬身上修改，結果，此畫沒有保留黃胄畫的特色，展出時反映平平。而在黃胄畫案上也堆了一堆畫馬的所謂廢畫，其實都是好畫。我想要一幅，但黃胄不肯，說廢畫不能拿出去。
社會上雖然把黃胄批成了“驢販子”，但在軍內大家瞭解他，他的威望很高。有一天，大家要黃胄當眾作畫以飽眼福，他就畫了一位藏族巡診的女醫生，正面走來，牽著駱駝，是過去見過的老構圖。黃胄邊畫邊講，說好紙難求，李可染一生只遇到過四十張滿意的宣紙。畫完了，我正在想這幅畫的歸屬是誰？這時廣州軍區的人說，這畫歸他們，因為畫紙是他們提供的。看來他們為了得到黃胄此畫，早就作了準備，誰拿的紙就是誰的畫，理由充分。
黃胄幾次提到，看了這次送來的畫，總覺得表現辦法太少，比如不敢用礬。他說畫武器，不用礬，容易筆墨滲化出來，也不敢挖補。那次展覽黃胄也畫了一幅丈二的大畫，題材是幾個藏族兒童騎馬上學去。他要了一個戰士給他幫忙，回家去畫，只用了一個晚上就創作完成了。第二天拿給大家看，的確畫得很好，筆墨無懈可擊，是我見到過的他畫中的精品，但後來還是被四人幫把持的全國美展拒之門外。我和黃胄交談中，他問我西北師大美術系老師的情況，因為我出來的時間長了，母校的情況也不甚瞭解。他特別提到被劃為右派的甘肅文化局的陳伯希和印刷廠的工人王維新。前者是黃胄在西北軍區工作時，對他幫助最大的原延安魯藝出來的版畫家、國畫家、《甘肅畫報》的主編，據說凡是發表黃胄的作品，他都給雙倍的稿費。後者雖是工人，但隨黃胄學畫成績突出，給黃胄製作了各種型號的速寫本，還在印刷制板方面，將黃胄的畫經研究製出的版很清晰，這在當時中國畫印刷偏色模糊的情況下，對傳播黃胄的藝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時，王維新已調到新疆軍區八一印刷廠當製版工人，黃胄叫我帶話：“讓小王放心，有的事要想得開。”後來我問王維新，黃胄叫你想得開什麼事，他說還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具體沒有給我講，我也不好再問。
那次上送的作品，要評出來難度很大。為了體現權威性，把各大軍區政治部的宣傳部長和文化部長請來了十幾位，新疆軍區文化部長關夫生也來了。頭一天只評了四幅畫，其中有一幅解放海南島的海戰中用木船打軍艦的油畫，我看畫得不錯，但是卻被否定了，認為木船打軍艦不符合海軍的長遠建設，不符合戰爭規律。參評的畫有一百多幅，像這樣的評畫速度，恐怕要一、二個月，怎麼辦？只好加快速度。畫的作者不參加評畫，但都很關心評的結果。因為全國美展軍隊只作為一個省級參展單位，給的名額很少，評出能參展的作品不多，而我們新疆軍區和兵團的作品最後一張也未入選，剃了光頭。我創作的《邊防八月》，可能評者認為是一般的山水畫，落選了，雖然心中有點失落，但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同去的謝家道畫的題目叫《天山腳下繪新圖》，前面是綠油油的田地，背景是天山。評畫的人認為天山不像，而像狼牙山，也落選了。這對謝家道的打擊很大，他當時還在農五師，想調到烏魯木齊來，作品入選可架起調動的橋樑。聽到此消息，他臉色不太好，倒在床鋪上就睡。此活動後期，決定全軍搞一次美術培訓，時間未定。我們兵團推薦的是朱自謙，後來因兵團建制撤消，他也並沒有去成。
那次展覽送畫選畫中，引人關注的是南京軍區的一名年輕戰士叫劉柏榮，他的作品《我愛這一行》 畫了一個青年女戰士擦地擰拖把的形象，女戰士畫得很美，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看到他的基本功很紮實，我就問他是在哪裡學過畫？我以為應該是什麼美院，他回答道：“上海少年宮”。我對劉伯榮的作品印象很深，但是後來在全軍或南京軍區的美術活動中都沒有見到他的名字和作品，一瞭解才知道，劉伯榮在上海加入了流氓團伙，當了頭，犯了法，勞改去了，實在令人唏噓！
這年夏天，石河子舉辦了兵團美術攝影展，地點在造紙廠的禮堂兼飯廳。美術部分由我負責組織作品和布展，攝影部分由楊兵才負責組織布展，這應該是1964年以後的又一次美展，應該是第三屆兵團美展。因為當時沒有留下更多的資料，也未出畫冊，報道更少，所以後來未把這屆展覽算進去，但我想兵團的美術史應該寫進這一筆。這次展出的作品中，影響較大的有李全淼的《軍墾第一犂》和朱自謙的《中華兒女》（又名打靶歸來）。
李全淼 《軍墾第一犁》 黑白木刻
朱自謙 《打靶歸來 》 紙本水墨
舒春光、吳烈勇 《紮根邊疆幹革命、奪糧戰鬥打精神》
《軍墾戰士美術作品選》1975 新疆人民出版社
還要特別提到兵團的幻燈。兵團各農場（包括師部）每次放電影前，總是先要放幻燈，幻燈內容是結合本單位的實際，表揚好人好事，宣揚模範人物，這已經成了常規。這些幻燈片是電影放映員自己採訪繪製的，經多年的發展，幻燈片的繪製越來越精，而且出現了長篇的故事片式的幻燈。最典型的是8師142團電影隊，他們繪製的《付黑子》最有名，刻畫了牧羊工付黑子的模範事蹟和形象。幻燈片繪在透明玻璃或膠片上，形象生動，色彩逼真，有數十片。幻燈片本來是靜止的平面，但放映時配上音樂、對話，利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連續放映，收到很好的效果。其中有個鏡頭，描繪付黑子找羊，從山上滾下來，在靜止畫面中，出現活動畫面，顯得很突然，觀眾倒吸了一口氣。有段時間，兵團文化科讓我抓幻燈創作，為了總結經驗，我多次去8師142團電影隊，這個電影隊的幻燈片繪製者主要是董振堂和王同義，他們原來進疆前是在河南大學美術系學習，後因學校專業撤消，來到新疆，幹過農場中許多任務，吃過很多苦，對農場的生活十分熟悉。這部幻燈片也是因為愛好美術自己搞起來的，因宣傳效果好受到了領導的支持。
反修戰士孫龍珍的事蹟出現以後，兵團決定繪製大型幻燈片進行宣傳，同時搞全兵團的幻燈匯演。我到農九師組織一個民族團結題材的幻燈片，農九師派來參與創作繪製的是我工二師中學教過的楊楊。回到石河子後，我們集中力量創作幻燈片《孫龍珍》，參加繪製的有王惠義、董振堂等人。王惠義科班畢業，基礎紮實，他描繪的關鍵畫面“孫龍珍頭像”得到大家好評。這次匯演，農一師、農四師、農十師、農七師、兵團後勤部都拿出了自己創作的作品，農二師還派來了沈同衡帶隊的觀摩團。我通過看一些資料，談到為了製造幻燈雲霧的效果，可以在放映鏡頭前吹一口氣，兵團文化部長劉仲林認為這也是一種功夫。
1974年春天，全國中國畫展在甘肅省博物館舉辦。我帶領十多名兵團美術工作者去參觀學習。在蘭州，我回了一趟母校，和同學關維曉拜會了徒劍岷老師，見到了久別的常書鴻先生，見到了同學周兆頤和天水畫家何曉峰，最不可思議的是，還在蘭州火車站遇到了蒙冤的李珠同學。這次展覽大家評價較好的作品是石齊的《養雞圖》，展覽中我又見到了在新疆伊犂展覽館工作的同班同學韓惠民，並通過他認識了後來任甘肅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李最雄。在李最雄家聽到一個消息，甘肅博物館的一名清潔工，不小心將拖把碰到一幅畫面上，把畫弄髒了，這件事差點演變成政治事件，領導連夜開會處理。在此這前，五泉山搞了個燈會，儘管很受群眾歡迎，還是受到了批評，說沒抓階級鬥爭，是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
石齊 《養雞圖》 紙本水墨
關維曉 套色木刻 《新牧工》
1975年，當時國務院文化組是領導全國文化的機構。由文革小組直接抓的戶縣農民畫是無產階級佔領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個典型，組織全國的美術工作者去參觀學習。我和十幾名兵團的專業、業餘的美術工作者去了陝西戶縣。仔細研究戶縣農民畫的作品，我發現其中較好的作品，並不是完全出自農民之手，可能是三結合創作出來的，其目的是以業餘壓專業。當時在西安展出的還有上海油畫，內容不少是頌揚工人糾察隊的。粉碎四人幫後，才知道這是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搞的輿論準備。一起同去的新疆自治區美術工作者，有一些是南疆來的業餘作者，因維族的面孔長相，引來戶縣農民們的興趣，很多人跑來參觀新疆人，真不知是誰參觀誰。
此前，全國搞的增產節約展覽，我負責收集展品。曾到151團看軍墾細毛羊，其中有一隻種羊是從澳大利亞用許多外匯買來的，後來又聽說這隻種羊不能配種，因為被結紮過了，澳大利亞的刑法規定，誰將種羊出境，要判死刑。我看到牧場職工給我們展示羊毛的長度，總是把羊毛用雙手撥開，用尺子量，回來以後，便創作了《又是豐收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了年畫。
舒春光 《又是一個豐收年》 紙本工筆
我是1967年正式調到新疆兵團宣傳部工作。1975年兵團建制撤銷後，我調入新疆藝術學校（後改為新疆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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