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美贸易战的陡然升级，令中国科技研发创新变得异常紧迫，倒逼“科学的春天”第二季的到来。
1978年3月，正是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十年浩劫、春寒料峭之际，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摘掉了长期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科学的春天”，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力量源泉。
高层十天三度部署 核心技术创新
7月1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专门研究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工作。会议承认，中国科技发展水准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
这已经是短短十天之内，中国高层第三度就科技创新对外发声，凸显了高层的紧迫感和危机感。7月3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化“三评”改革，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机制、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机构评估制度、加强监督评估和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7月4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会议决定，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创新活力，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院长饶毅认为，中国的科学没能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科学出现了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追上美国，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还差得很远。首先是未来科学人才的来源在下降。现在很多学生选择学法科、商科，而他们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却逐渐退回到1949年去了。其次，与美国对科学的全力投入相比，中国则连基本发力都无。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存在问题。科研经费行政人员说了算，使得使用效率被腰斩了。饶毅建议，用体制支援学术做得好的人，给予宽容度、自主权，然后在未来五六年对工作进行评审。
根据国务院的新要求，凡国家科技执行信息系统已有的项目申报材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供。减少各类检查、评估、审计，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实施周期3年以下项目一般不作过程检查。将财务和技术验收合并为项目期末一次性综合评价。允许科研人员通过购买财会等专业服务，从繁琐杂务中解放出来。
其实，充分相信科研人员，尊重人才，赋予他们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可特事特办、不搞招投标。科研人员在研究方向和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可自主调整技术路线。项目直接费用除设备费外，其他费用调剂权下放项目承担单位。对承担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加大薪酬激励，对全时全职的团队负责人及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年薪制，相应增加当年绩效工资总量。
中国科学院大学一位研究人员透露，以往科研项目申报，无论项目经费是几万还是几十万，从开题到评审到结束，一般会议都要开三个以上，环节多而琐碎。经费报销往往要到财务处排队报销，费时费力。因此，今次科研新政，对于放开对科研人员束缚、提升积极性，具有正面意义。
世界第一论文大国的背后
国务院也特别提出，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想目标和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败，严惩弄虚作假。
接连发生的造假事件，对中国科研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在中兴“缺芯”事件发酵时，十几年前汉芯造假事件被重新提及。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宣称发明汉芯一号，骗取了高达11亿元科研经费。然而，实际上陈进只是买了美国一家公司的芯片，雇佣一个装修自己办公室的农民工，用砂纸抹掉了原来美国公司的logo，再印上“汉芯一号”就成了自己研发的芯片。
■ 骗取了高达11亿元科研经费的汉芯一号。
2018年5月24日，山东常林集团步入破产的法律程序。这家昔日的“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涉嫌项目空转、科研造假问题，也被再度爆出。常林拥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山东省重点实验室，8年获得科研经费15亿元。2012年8月7日，常林集团的中川液压高端液压产品成功通过国家级鉴定。然而，常林集团所谓“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高端液压产品”中一款液压泵，只是将日本川崎泵的油漆涂掉，换上中川的标牌就通过了鉴定。
比这种造假个案更具腐蚀性的，是那些系统性的急功近利、浮躁敷衍。近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8年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引起广泛关注。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发表学术论文42.6万份，首次超过美国（40.9万份），成为全球第一。然而，高数量的背后是品质的参差不齐。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发表论文作为科研奖励、职称评定、颁发学位等依据，导致许多科研人员无心做研究，而是想方设法应付论文。其品质可想而知。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在AI领域出版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超过了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然而中国加权引文影响力则只排名34位，被美日远远甩在身后。
科学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指出，中国作者近年在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发表在学术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低端期刊上。特别是所谓的“开放存取期刊”——没有纸质版本，完全线上发表，免费阅读，但作者需要交纳“论文处理费用”，而且审稿往往非常宽松，刊用率可达80%以上。再次，为了发表这些低端论文，中国作者耗费了一部分科研经费作为发表费用。据保守测算，2016年和2017年，中国作者为发表SCI开放存取论文，向国外期刊贡献费用总规模的下限达每年7.6亿元人民币。
江晓原认为，重视论文总量中的低端论文问题，对相关的科研管理部门来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有正视数量背后的问题，中国的科学研究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发表论文作为科研奖励、职称评定、颁发学位等依据，导致许多科研人员无心做研究，而是想方设法应付论文。
院士制度改革去行政化
实际上，在十九大之前，科技领域的一些改革包括院士制度改革、中国科协系统改革等，就已经陆续展开。2015年8月，中央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项改革任务，目前已完成110多项。
在今年5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透露，最新一轮的院士制度改进完善任务“已总体完成”。此前，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出制度等已经相继“落地”。
2017年，在中国工程院新当选的67名院士中，年龄最小的49岁，最大的67岁，平均年龄56.37岁，60岁以下占85%，更多优秀的中青年工程科技专家当选。中科院新当选院士61人，平均年龄54岁，60岁以下的达到92%。
除了推进院士年轻化问题，本轮院士制度改革中的另外一大重点是去行政化，这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以往，少数候选人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为自己当选院士违规拉票。譬如，被中纪委查处的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就曾两次参选工程院院士，第二次时只差一票就当选。
随着院士头衔“行政化”“利益化”倾向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学术共同体内部已经意识到，高官确实不宜参选院士。究其原因，在现行制度下，行政事务过多必然导致无暇顾及学术事务，有官职的科学家已经不是“全职科学家”，学术水准难以保证。但由于掌握特有的行政资源，官员在“拉票”“助选”方面的可能性相比无官职的科学家自然会大一些。
除了“显性权力”问题，还存在“隐性权力”问题。本来，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院士制度赋予院士的权力极为有限。但是，由于在科技经费分配、重大课题项目立项、科技成果鉴定、科技奖励、职称职务升迁、科技规划制定和评议、学科与机构评议等方面，院士们经常被各种权力机关、组织邀请主持或参加有关工作，以显示其权威性和科学性，加之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视，科技界的权力有向院士集中的趋势。
本轮改革，两院相关文件都提出了“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并且取消了部委、地方、企业的推荐权，将推荐权收紧到学术团体和院士手中，尽可能减少行政色彩，降低产生腐败的风险。
改革中建立的院士退出制度，旨在防止某个领域所谓的“泰斗”造成长期资源垄断，也防止院士荣誉称号附着太多名利而变味走样，为年轻科研人员获取科研资源和话语权创造更多条件。
改革中国科协 重组科技部
科协改革也是科技体制整体改革的重要一环。中国科协会员包括200多个全国学会和遍布各地的地方学会，负责联系7000多万科技工作者。
2015年，中央召开首次群团工作会议，要求工会、共青团、科协等群团组织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脱离群众的“四化”问题。2016年，中央发布《科协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强调科协系统改革不是“零打碎敲”，而是全面系统深入的“刮骨疗伤”；必须切实克服“小众俱乐部”倾向，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基层。
过去，科协工作重精英轻“草根”，常常围着“大牌”专家转，对中青年和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的关注和服务不足。改革过程之中，科协改革了团体会员制度，突出科技工作者主体地位，接受大型企业科协和中央直属高校科协作为中国科协团体会员，支持所属学会重点发展个人会员。优化学会领导人员构成，扩大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比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表示，学会的优势在于汇聚了多学科、产学研不同环节的科研人员，能够精确助力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英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在不同历史时空的腾飞，都源于草根阶层的创新。科协带领学会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实际上也是要面向基层。
在今年的机构改革中，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将原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并入新的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划归科技部管理，从而实现了科技部对国内外科技人才、重大科研项目规划管理、科技创新战略规划等的统筹协调管理。
■ 2018年7月3日，工作人员在第四届中国（北京）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览会上演示一款虚拟现实训练系统。
军民融合破除科技壁垒
2017年6月，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最高层级的军民融合决策协调机构正式组建成立，军民融合上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面。
英国经济学家杰拉德•莱昂斯（Gerard Lyons）在其著作《新经济秩序》中指出，不应该低估军事对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军事支出所带来的积极经济效益往往被忽视。正是它使得美苏在冷战时期处在了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前沿。虽然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不允许对这些科学技术进行商业开发和广泛应用，但美国自由市场是允许的。这保持了正面经济影响，为科学发展筹措了经费，尖端科学技术保证了在硬实力方面保持领先。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都在努力确保国防科研方面的竞争优势，并设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来支持这一目标，这个机构开发了具有更广泛商业用途的技术。
虽然中国经济以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取得增长，但在国防科技应用方面，却存在许多苏联式的弊端。军用民用之间存在了相当多的隔阂与壁垒，国防尖端技术难以有效转化为民用，为国民经济服务。另一方面，一些民企开发的先进技术也无法进入军方体系。这导致了众多重复建设。中国构建军民融合发展体系，正是为了清除“民参军”“军转民”障碍。
今年3月2日，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国防大学军民融合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指出，目前军民融合形成了“6+6”的发展格局。第一个“6”就是在重点领域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六个体系，这就是基础领域、资源分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和国防动员体系。第二个“6”就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格局，包括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
姜鲁鸣认为，2018年是军民融合政策制度发育期的最关键一年，在政策制度上能不能破除利益“坚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一两年如何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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