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馮明
中美貿易差額問題不是孤立的進出口不平衡問題，而是內生於中美兩國的宏觀經濟系統，具有複雜的成因。本文從進出口、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資本與金融賬戶三個視角出發，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系統性透視。本文認為，中美貿易衝突不是短期事件，中國須從戰略上積極應對。
中美貿易差額不僅僅是簡單的進出口不平衡問題。本文從進出口、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資本與金融賬戶三個視角出發，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系統性透視。
進出口視角
理解貿易差額最直觀的視角是出口減去進口。當一個國家的出口多於進口時為貿易順差，反之為貿易逆差。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數據，2017年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總值為4298億美元，從美國進口商品總值為1539億美元，二者之間的差額2759億美元就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同時也是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根據美國的統計數據，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5065億美元，向中國出口1308億美元，二者之間的差額為3757億美元。兩國統計數字之所以存在差異，是由於統計口徑不同，例如離岸價格和到岸價格的區別、保稅倉庫貨物是否計入、香港轉口貿易是否包含等。撇開這些技術性差異不論，中國向美國的出口顯著大於美國向中國的出口，這是共識。
從進出口視角出發，要縮小中美貿易差額，邏輯上只有兩個思路：要麼減少中國向美國的出口，要麼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目前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措施正是按照該思路來的，即試圖通過加徵關稅的手段來減少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歷史上，美國在對日本的貿易戰中還曾採取過貿易配額、通過外交壓力迫使日元匯率升值等手段。
但是進出口視角存在兩個缺陷。第一，是局部均衡分析，而非一般均衡分析。第二，忽視了事物的動態演化，只是靜止地看問題。正因為如此，從進出口視角出發推行的政策措施對於縮減貿易差額往往難以真正奏效。歷史上，美國針對日本的貿易戰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打到80年代末，但加徵關稅、貿易配額、匯率升值等諸多措施並沒有降低美國整體的對外貿易赤字，而只是把對日本的貿易赤字轉移成了對韓國、中國臺灣等地區的貿易赤字，後來再轉移為對中國的貿易赤字。換言之，把東亞地區作為整體來看，美國對東亞的貿易赤字是始終存在的，只是具體的來源地發生了變化。
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視角
理解貿易差額的第二個視角是從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出發。一個國家的總產出最終有三種支出去向：國內消費、國內投資、淨出口。因而存在如下國民經濟恆等式：總產出=國內消費+國內投資+淨出口。一個國家的貿易差額本質上是該國的生產剩餘——總產出中未被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使用的部分——以淨出口的形式轉移到國外，供外國人使用。以數據可得的2016年為例，中國總共生產了價值74.6萬億元的貨物和服務，其中被境內居民企業和政府消費的部分價值40萬億元，佔到53.6%；被境內基礎設施建設、工廠設備投資、房地產投資等消耗的部分價值33萬億元，佔到44.2%；剩下價值1.6萬億元的產出則被淨出口到境外，供境外使用，形成中國對外國和其他地區的貿易順差，佔到當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2%。同樣是在2016年，美國總共生產了價值18.6萬億美元的貨物和服務，但消費和國內投資之和則達到19.1萬億美元，國內產出不足以供消費和投資使用，存在5212億美元的缺口，於是只好通過淨進口的方式從國外“借用”，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2.8%。這部分借用來的貨物或服務就形成了美國的對外貿易赤字。其中有3093億美元來自於中國，大約佔到美國貿易赤字總額的59%。除了中國之外，美國2016年還從德國、日本、墨西哥分別淨進口了價值670億美元、571億美元、631億美元的產品或服務。
從支出法國民經濟核算的視角出發，想要縮減一個國家的貿易差額就不是簡單地增加或減少進出口那麼簡單了。因為貿易差額是內生於國民經濟系統之中的，涉及企業和居民的生產、消費、儲蓄、投資行為決策，受到不同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收入分配格局、人口年齡結構、社會保障體系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美國的貿易赤字是其國內產出不足以支撐國內總需求的反映，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中國的貿易順差反映的是國內需求不足以消化產出，根源在於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結構。對此，中國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經達成了較為廣泛的共識，多年來致力於通過擴大內需來縮減貿易順差，而且客觀上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2007年中國貿易順差曾高達GDP的8.6%，目前已降至2%附近。
資本與金融賬戶視角
理解貿易差額的第三個視角是從一個國家的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發。經常賬戶和資本與金融賬戶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如果一個國家經常賬戶是順差，其廣義資本賬戶必然呈現逆差，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該國積累對外淨資本的過程。中國企業向國外出口貨物收到美元，然後以結匯的形式最終形成中央銀行手中的外匯儲備；進口的過程正好相反。外匯儲備可能以外幣現鈔現匯的形式存在，也可能以外幣計價金融資產的形式存在。當然，居民和企業手中也可能持有一部分外幣或外幣計價的金融資產。但無論政府或中央銀行持有，還是居民和企業持有，無論是以外幣持有，還是以外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的形式持有，本質上都是中國對外資產的積累。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截至2017年底中國持有對外淨資產1.8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5.6倍。反之，如果一個國家經常賬戶是逆差，其廣義資本賬戶必然呈現順差，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該國對外淨資產減少或對外淨負債增加的過程。美國正是這種情況。近年來，美國對外淨負債持續攀升，截至2017年底美國對外淨負債已經高達7.8萬億美元。
根據消費決策的“生命週期假說”，人在年輕時會積累儲蓄以備年老時消費。對於一個國家亦是如此，人口年齡結構較為年輕的國家在面臨人口老齡化壓力時，應當積累財富，以備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後消費。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歷了人口結構的年輕化，受益於“人口紅利”，但隨著生育率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未來會面臨巨大的老齡化壓力。從這個角度而言，高儲蓄和貿易順差是中國經濟中數以億計的微觀個體“存錢防老”的結果。相比之下，美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則要平緩得多。另外，由於美元是世界貨幣，加之美國金融市場高度發達、有強大的創造優質金融資產的能力，這些因素也減弱了美國積累對外資產的必要性。
從資本與金融賬戶出發，還可以進一步對中國的出口主體進行分解。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據，2017年中國出口中有2635億美元來自於外商合資企業、7047億美元來自於外商獨資企業、93億美元來自於中外合作企業，三者合計佔到當年中國出口總額的43%。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中有59%來自於外資企業，61%來自於加工貿易。這些數字帶來三點啟示：其一，應該放在全球化時代資本跨國配置的大背景下來理解中美經貿差額。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鏈分工，將低附加值的加工組裝環節放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中國。中國的出口和順差中不僅有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其二，中國貿易順差背後的利益主體不僅有中國企業，還包括大量的外國企業和外國資本。其三，中國每年消費數以千萬計的蘋果手機和通用汽車，這些產品雖未被計入美國的出口，但其背後最大的獲利方是美國企業。如果考慮進這些因素，中美之間的經濟不平衡遠不如貿易差額數字顯示得那麼嚴重。
實際上，中美貿易衝突的誘因並不在於貿易差額，而在於美國國內的不平等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中位數以下人群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從20%持續下降到了目前的12%，而與此同時，最高1%人群的收入佔比則從10%上升到了20%。財富持有情況更為不平等，最高1%人群的財富佔比從25%上升到了37%，而中位數以下人群的佔比則接近於零甚至淨負債（數據來源為WID數據庫）。訴諸於貿易保護主義來增加就業和解決不平等問題是緣木求魚：首先，美國中產階層收入增長停滯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資本品相對價格降低、機器替代人等，製造業外流只是原因之一。其次，製造業外流是美國資本和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自發選擇，而且流出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美國工人不願意從事的環節。這是由各國經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決定的，即便對中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只會增加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的激勵，並不會讓已經轉移出去的製造業迴歸美國，也難以縮減美國整體的對外貿易赤字。最後，目前美國勞動力市場已經處於充分就業狀態，無須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來增加低端就業崗位。
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美貿易差額問題不是孤立的進出口不平衡問題，而是內生於兩國宏觀經濟系統，具有複雜的成因。時光不會倒流，過去40年的經貿格局調整已成既定事實，翻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朗普政府對此心知肚明。
對中國而言，可以重點從如下四方面加強應對：一是降成本、補短板，防止製造業過快流出，最大限度地保留住過去40年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的比較優勢。二是從基礎教育、科學研究、產學研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等多環節多維度練好內功，鼓勵創新創業，提升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促進產業升級。三是充分利用好國民儲蓄率尚處於高位的發展機遇期，促進重要領域的中國企業走出去，積累對外資產，提升對外投資的回報率。四是以美國為鑑，通過深化稅制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制等方式增加勞動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財富佔不平等繼續惡化。
本文刊發於《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7月刊，7月5日出刊，編輯：丁開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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