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7 鄧力群二三事

鄧力群二三事

鄧力群老人百歲辭世,不僅為他堅持做完最後幾件事贏得了時間,也贏得了“歷史的沉澱”。如何評價這位世紀老人,涉及對於整個時代的解讀。作為後生晚輩,我只能寫下記憶中的幾個片段,作為對他老人家的紀念。

初識鄧力群,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審查、批鬥期間,我和其他兩位剛剛大學畢業的同事,負責“看管”和“收繳”他及其他兩位副總編的檢查,日夜陪伴,並參加他們的批鬥會。這種零距離的接觸,使我們感受到他的威嚴和剛毅,也知道他是一條“硬漢”。

1965年 8月,我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當時的總編輯是陳伯達,政治局候補委員;常務副總編兼秘書長是鄧力群,人稱“老鄧”。我到《紅旗》時他已經到桂林搞“四清”,範若愚繼任常務副總編。另一位副總編是胡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胡、範”全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力群首當其衝,重點揭批其修改並在《紅旗》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事。對於胡繩,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提綱”;對於範若愚,重點是揭批其與“二月兵變”。我依稀記得,鄧力群被批判的其他問題還有:鼓吹“白專道路”,鼓勵讀書鑽研,不能當“官”,也能當“員”(研究員);鼓吹中農有組織生產的經驗,貧下中農反而缺乏;編輯部某女同志的丈夫被劃為右派,鄧力群不主張這位女同志因此事跟丈夫離婚;等等。

在我的印象中,鄧力群有兩個“異樣”的表現,一是被批鬥時不肯低頭,把頭按下去,讓他重新交代,仍然是“這個問題哩……”,像首長做報告。二是他實事求是地“交代了”陳伯達修改併力主重新發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交代了”陳伯達要他來《紅旗》,他不願來,陳請劉少奇讓他來,惹怒了陳伯達。後來,陳伯達幾次來《紅旗》,都問鄧力群死了沒有。

使我們感動的是,對於我們這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看管”過他的年輕人,老鄧並不計較。但凡他認為“說過錯話,辦過錯事,覺悟較早,表現較好的年輕人”,後來都得到了他的關心和愛護。

老鄧在幹校,身處逆境,苦讀經典,著書立說,從容淡定。

1969年夏天,《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大部分編校人員都到石家莊“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鄧力群和胡繩到幹校後繼續接受批判,幹最髒、最累的活兒,但政治上的壓力開始逐漸減少,進而有了轉機:一是他們已成“死老虎”,很少再進行批鬥;二是《紅旗》編輯部出現了一個反對陳伯達的“反革命小集團”,打擊這個“小集團”成為主要目標;三是陳伯達、林彪相繼倒臺,政治壓力大減;四是 1973年初,周總理指示中央機關高級幹部回北京檢查身體,老幹部恢復工作在望。鄧力群自己總結在幹校的“兩大收穫”,一是乾重體力勞動,身體變好,幾種疾病不治而愈;二是讀書,每天三小時,五年半堅持不懈。據老鄧回憶,他先後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和《二十四史》等中外名著 320多本。

我在幹校做了七年會計,去得最早,給大家號房子,包括給老鄧號房子;回來得最晚,幹校收攤要結賬,但其間很少與老鄧接觸。有點關係的是關於“書”的幾件事。一是向老鄧借書。我和愛人都是中文系畢業的,知道老鄧帶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便去借閱,老鄧慷慨允諾,一次一至兩冊,還後再借,延續數年。二是幫老鄧出書。老鄧在幹校完成了《學習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我到新聞出版署工作後,請人民出版社的朋友幫助出版了此書。書是小32開,在當時的情況下,老人家也還滿意。後來線裝書店又幫他出了線裝本。三是幾年後,我在他領導下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期間,老鄧把在幹校讀過的加了個人批註的《魯迅全集》借給我,希望我能完成有關魯迅的研究成果。

老鄧恢復工作後,中央漸次委以重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老鄧幫助幹校“學員”安排工作。

1976年,我被分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但因文化部部長空缺,無人辦理接收手續,後來請老鄧幫忙,通過剛剛到任的國家出版局局長石西民,我轉調到國家出版局工作。1980年初,老鄧又將我調到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這期間,老鄧又經歷了一次大起大落。鄧小平復出時,鄧力群被起用;“反擊右傾翻案風”發起後,鄧力群又被打入低谷。在“低谷”時期,鄧力群再一次表現了他敢於擔當的“硬漢子精神”,被傳為美談。對於所謂“大毒草”——《論總綱》,鄧力群說,這篇文章的每個觀點、每句話、每個提法,都由他個人負完全責任,其他人不負任何政治責任。

黨的事業的艱鉅複雜,造就了一批幾起幾落而不改初衷的共產黨人。人無完人,正像老鄧自己所說,他有他的錯誤和侷限,但他在被批鬥時,不肯低頭;在逆境中,堅信馬列主義;在順境中,對於諸多編輯學子,施以援手;這些品質實為常人難及。

老人家在性格上的特點,也連著他的成就和侷限。一次拜訪時,老人家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做人要“內方外圓”,恰中我性格要害。坐在一旁的羅立韻老人調侃說,你自己都不“內方外圓”,還要謝宏“內方外圓”,老鄧淡然一笑。

老鄧堅信共產主義,以社會主義理想的堅定“守門人”而知名,但我對於有關宣傳很不滿足。我去《人民日報》工作後,一次去探訪他時說,我們的一些文章對於社會主義的宣傳過於空泛,新話不多。老鄧很是警覺,“噢?你自己寫寫看”,又說“不要著急”。

正好有一個機會,1997年我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三個月。這次學習對我個人是一次理論梳理,以後幾年比較順手地在《人民日報》撰寫署名任仲平的政論,多是得益於這次理論梳理。遺憾的是,我未能及時送交老鄧,當面聆聽老人家的教誨。那幾篇文章的寫作,多是得益於與老人家談話後寫成的《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得益於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多年的薰陶和訓練。

大概五六年前吧,老鄧的聽力、視力都已下降,對這個世界的感知越來越少,但他希望幾位師友(當年的中青年,現已成為共和國的部長、副部長),每人選擇十幾萬字的東西給他,請秘書讀給他聽,每天讀幾段。我送給他的十幾萬字,包括《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思考》以及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幾篇長文。老人年邁,不便交流,我已無從探知老人家看過之後做何感想。我有一種感覺,即使在耄耋之年,老人家依然沉浸在他無限眷戀的世界裡。

鄧力群老人已經作古,經中共中央審定的《鄧力群同志生平》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審視歷史,臧否人物,這是一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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