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5日，在英國倫敦，民眾手持歐盟旗幟參加反對英國“脫歐”遊行。新華社/法新）
一些人總是稱讚西式民主制度，不理解為什麼近年來西方政壇持續“右轉”、“黑天鵝”現象層出不窮，實際上，這正是經濟壓力之下所暴露出的西式民主制度的侷限。它不僅反映出西方政客們向來所宣揚的民主制度只是西歐的地區性經驗產物，並不能作為“制度標準”適應所有國家，也展露出它在當前西方社會實踐中所面臨的重重窘境。
西方政壇頻出的“意外”和逆全球化趨勢反映出西式民主制度沒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經濟方面的下行壓力，其蛻變為民粹政治的可能性持續攀升。不論是英國脫歐，還是美國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多的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這些都表現出西式民主制度抗經濟壓力的能力不強，不知該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經濟體系的重組。從歷史上看，在經濟全球化之初，西方發達國家並不抵制，它們甚至是樂見其成，期望憑藉手中的主導權，通過全球化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推銷西式民主，進一步擴大海外經濟市場。但是，隨著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日臻完善，一批新興經濟體開始出現，如中國、印度、印尼等，這令過去30多年裡，全球貧困人口大幅下降，累計大約減少了11億。而且，部分新興經濟體逐漸打破全球分工體系的“天花板”，突破了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順利地推進了技術轉移並實現了產業升級。據世界銀行粗略估計，1988-2008年間，這些新興國家中產的實際收入增長了約80%。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內部，雖然財富也因經濟全球化而不斷增長，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卻令中低收入階層的財富增長緩慢，其實際收入在1988-2008年間陷入停滯，由此，這一群體將阻礙他們財富增長的根源簡單歸為了經濟全球化和外來者，推動了民粹主義佔領政治高地。
而當西方政壇頻繁展現出民粹主義傾向時，其制度的弱點也就暴露無遺。正如約翰·基恩在著作《生死民主》中所述，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形式和傾向，它是當前民主危機的最主要表現形式。民粹主義令民主決策喪失必要的理性思考。以英國脫歐為例，在公投中支持脫歐者多為中下階層，尤其反對加入歐盟為英國帶來的大量移民。雖然在精英階層看來，大量移民的進入，不僅可以增加稅收，而且會直接帶來英國經濟的發展，但精英們的理性分析卻多被平民階層所拒絕。例如當時支持“留歐”的英國首相和財政部長曾公開表示，根據調研，如果英國脫離歐盟，英國家庭將會減少4300英鎊收入，從長遠來看會變得更加貧窮。但調查顯示，該分析只有17%的人願意相信，70%的人則認為他們說的全是謊話。後來的實際情況證明脫歐後英國的經濟增長減速、民眾的生活水平降低，近期更有傳聞稱，英國政府的分析暗示，脫歐將導致英國經濟增長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裡減少2%-8%。鑑於此，反對脫歐的聲音與日俱增。2018年6月，又有10萬名反對脫歐者走上倫敦街頭，要求政府就英國的歐盟成員資格第二次公投。近期還有調查顯示，有48%的英國人希望就最終的脫歐協議公投，有53%的人表示，如果再次脫歐公投，會選擇留歐。
其實不止體現在英國脫歐一事上，西式民主制度的弱點令越來越多的西方民眾對其表達懷疑之情，不再相信政治精英能夠代表自己。如，西方國家的選舉投票率近年來不斷創出新低。2016年的美國大選，蓋洛普公司、《華爾街日報》與全國廣播公司的民調結果均顯示，美國年輕選民的投票慾望大幅下降。專家認為，年輕選民投票率屢創新低的事實，體現出他們對美國兩黨政治的厭煩和對“美式民主”的失望。而2017年的法國大選中，投票棄權率也是不斷攀升，大部分選民主動棄選，他們希望藉此表達對政治選舉或政黨候選人的抗議。
總之，西式民主並不若宣傳的美好，它面臨的困境與危機說明其正在走下“意識形態神壇”，需尋求變革以適應時代的發展。
（參見：《經濟全球化困境投射出西式民主的劣質化問題》《難道真要 二次公投脫歐》《英國脫歐公投：“民粹主義”全球盛行的縮影》《都是脫歐惹的禍！英國經濟更差勁了》《法國大選民眾棄權率高 街頭示威遊行或成常態》《信任缺失，美國青年患上政治冷漠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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