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一位先生，他用了 30 年，研究一本我們耳熟能詳的「大眾高冷」讀物《史記》。這位先生今年 56 歲，他人生有一半的時間花在了治學研究上。
這位先生，有著不凡的學術出身，他的師父是蔣天樞、章培恆，再往上數是陳寅恪。他是不折不扣的「文三代」，光是躺在師門的蔭庇下就能在學術界獲得一席之地，但他偏偏選擇了一種最苦、最笨、最難的治學方式。
對於他而言，能夠堅持 30 年用「最笨」的、「最苦」的方法治學，背後的驅動力，不過是先師蔣天樞去世時留給他的一副字：業精於勤荒於嬉。
這位先生叫陳正宏，目前執教於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
他所開的《史記》課在復旦可算「遠近聞名」。
這堂課上，PPT？講授？教材？都不存在的。你的面前只有一部《史記》：繁體、豎排、無標點。
接下來的一個學期裡，你要給這部《史記》加標點：逗號、句號、逗號、句號……
這是一門研究生課，面向全中國古漢語天賦最高的學生。但所有人都在第一節課上露出了這個表情：
這堂《史記》課，成功地讓他的研究生銘記：你過去讀的《史記》，不是《史記》。
你過去擁有的才學，也不算才學。
33 年前，陳正宏的治學生涯，也是這樣開始的。那會兒他年輕、有才華，本科時就通讀陳寅恪的著作，並因此保送研究生。
結果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課上，他剛走進導師、復旦古籍所所長章培恆先生的家，看到的，就是豎排、繁體、無標點的《史記》，還是線裝書。
章培恆是陳正宏的導師，復旦大學中文系傑出教授，先後受教於朱東潤教授和蔣天樞教授。
「那個陳正宏，你點一下吧。」章先生的紹興普通話聲音不高，但足以震撼門生。
夏日將盡，蟬鳴與翻書聲交織成片。23 歲的陳正宏一邊看，一邊口頭標點，背上汗都出來了。
給古書點標點，就相當於被「空投」到 2200 年前的漢王朝。古漢語彷彿一座座遮天蔽日的崇山，山高路遠，即使最有天賦的學生，也要長途跋涉半年，才看到些許微光。
但是再過半年呢？柳暗花明，豁然開朗。
艱深晦澀的古文字不再是障礙。漸漸的，陳正宏能看懂文中的語意，辨認不同的文風，甚至聽到作者的心語與潛臺詞。
就彷彿能望到，群山之中的風勢水脈、路網棧道，看到山中人開山築路、晨昏作息。
很久以後他才知道，「給《史記》點標點」，是章培恆先生從他的老師蔣天樞先生那裡，師承而來的獨門心法。古籍整理領域卷帙浩繁，也非得用這一套水磨功夫，一個句號一個逗號地點下去，才能把基礎打紮實。
陳正宏收藏的各時代《史記》
點完了全本的《史記》，他很幸運，正好碰上已經退休的蔣天樞先生被返聘回覆旦，他又成了蔣門弟子。
師生結緣那一年，蔣天樞 86 歲，大陳正宏整整一個甲子，人人都說他偏愛這個最小的弟子。蔣先生的嚴厲聲名在外，陳正宏調皮貪玩，甚至有點「混不吝」，卻從來沒受過他一句重話。
「還記得先生給我佈置的第一個作業，是用豎排繁體的文言文寫一篇自傳。 我是完全不知輕重，回他說：文言文我寫不來的，繁體字不認識，豎排也不會。
先生愣了一下，說：文言文不會，那就白話文吧。繁體字可以去查《新華字典》。豎排好辦，你把橫的文章豎過來抄一遍就好。
於是我就一邊查《新華字典》，一邊寫這篇自傳。我說我祖籍是海寧人，高考考來複旦中文系，是想當一個小說家，追隨巴爾扎克的腳步。一直到大三，偶然讀到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這本書寫得和偵探小說一樣邏輯嚴密，又文筆典雅，加上後來選了章培恆先生的古籍整理課，就迷上了古書，專門去圖書館借線裝書看……
那時，我每週五去蔣先生家聽課，走進樓下門廳，仰頭喊一聲。先生的頭在樓梯口探了一探，看到是我又回去了，再出現時已經唐裝整齊，手柱柺杖了。他是很重儀態的，見人從來都是一絲不苟。
他給我一個人講《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說這不是一般的愛情，這其實是上古部落的聯姻。還在我的筆記本上，畫河中之洲給我看。那些課我至今還記得。」
蔣天樞，中國古代文學專家，復旦大學資深教授
臨近畢業那一天，陳正宏寫完論文，山長水遠地跑去崇明島打印。
打字姑娘一邊敲著打字機，一邊對他說：「你們蔣先生走了。」
陳正宏說：「你怎麼知道的？」
「《解放日報》登了。」
幾年以後，已經移據澳洲的蔣師母，託回國的家人，帶了一樣東西給陳正宏，還捎給他一句話：「這是老先生臨走前，特地留給你的禮物。」
那禮物是一幅字。陳正宏展開一看，先生給他留下的最後七個字是—— 業精於勤荒於嬉。
把業傳承下去，這是來自老師的，一份人世間最貴重的囑託。
蔣天樞去世後，陳正宏曾奉師母之命，整理先生的藏書。他在老師的書櫃中，發現了蔣先生為自己老師陳寅恪著書立說時，用不同顏色的毛筆，抄錄的大量的資料。
也是直到那時候，陳正宏才意識到，原來陳寅恪是自己的師祖。
陳寅恪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意思是，真的讀書人，心志是不受世俗牢籠的影響，所以才能發揚真理。
自那以後，在陳正宏的心裡，有一些本質的東西改變了。
業精於勤荒於嬉。 畢業後，陳正宏投身的第一個大任務是編《全明詩》。一編，就是整整十年。
他輾轉於全國各地的圖書館，翻閱古書，將資料一張一張地抄錄到卡片上。
去東三省找資料的時候，正逢隆冬。大雪沒膝的天氣裡，他涉雪去圖書館，細讀那些滿是灰塵、好像從沒人翻過的明刻本。
一同做這項工程的人受不了，轉行去做別的研究，但他把這件事堅持了十年。
陳正宏說，「抄卡片雖然辛苦，但是我發現這是一個靜心讀書的好機會，於是能夠自得其樂，不知不覺幹了 10 年。」
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不論外界的褒貶評論，古籍於陳正宏而言，是活著的、值得珍愛的寶貝。而在這麼多史籍中，他最愛的，仍是《史記》。
曾經難懂如天書一般的文字，現在已經熟稔於心，古今中外數百個版本，只要看一眼，便能說出它的年代和版本。
但是他讀《史記》，又絕不只是為了學術研究，而是把自己當成司馬遷去看《史記》。
「司馬遷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一個真正具有獨立人格的人。漢武帝那麼牛的人，他覺得也不過是我筆下的一個主人公而已。」
「如果能夠完整地讀一下《史記》，你最終會發現，真的是『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而你在《史記》滋潤的陽光中沐浴一過，再度回到有時不免灰暗的現實中，就會變得更有預見性，更有智慧，也更有定力。」
陳正宏在看書治學
三十年倏忽而過。
現在陳正宏也站到了講臺上，面對年輕的學生，他手一指：「《史記》的這一篇，你們去把標點點上。」
三十年前後的復旦，人、事、物全變了。但百年流傳的學術精神，仍在此刻傳承。
回到最開始的提問，對於陳正宏而言，堅持做一件事的動力莫過於看穿了「業精於勤荒於嬉」的本質。先生說要做點標點，他便去點標點，先生伏案研究，教書育人，他便也沿著先生的路伏案研究、教書育人。
才思敏捷，曾經也是個混不吝的他，從最開始的練習、模仿 到找到自己生命的支點，憑藉著這樣一股看上去有點傻氣的堅持。在古籍研究這個被別人覺得冷門枯燥，學起來苦的領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微光。
如果說這個堅持治學 30 年的教書匠還有什麼願望，大約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跟自己的師父一樣，把治學的樂趣傳承下去，等到「超越我的人到來」。
「孔子說，有教無類。我想收很多很多學生，在這些人當中，一定會有不止一位，最終超越我們。這是我作為一個老師一生的心願，被人超越。因為這意味著我把學術傳承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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