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許是中國最被高層重視的民間會議。
9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在北京舉行了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暨論壇成立二十週年研討會。
50人論壇1998年由中國知名經濟學者發起成立，是一個非官方、公益性的學術組織。成立至今，國內外權威機構相信它對中國經濟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副總理、財政部長、央行行長……，中國最頂級的經濟學者齊聚一堂。
他們開會的方式很特別。
不論多大的官，主賓席提前幫你擺上名籤已經是特殊待遇。本次會議，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百忙之中趕來，沒有致辭、沒有講話，聽了兩個發言，就悄悄離去。他可是論壇的發起人哦。
會上的講話方式是這樣的——
“消滅私有制是一種不和諧音”，“不要總惦記著需求側的刺激政策”，“民營企業的財產權不可侵犯”，“中國宏觀稅負可能使中國經濟走向崩潰邊緣”……
由於討論的問題常常是中國發展的根目錄問題，所以火星直冒便成了常態。批評政策或者不同意誰的觀點，都是點著名直來直去，很少遮遮掩掩的。
此次會上發言部分流出後，很多人評論說，這個會議真敢講話。
其實，這次會議沒有大膽的前瞻與研判，更多的是審視和反思。發言主要圍繞過去幾十年深刻塑造中國經濟的三個核心問題展開——
在國家當中，政府與市場如何共處？在市場當中，私企與國企如何共處？在私企當中，寡頭與小微如何共處？這些問題談了幾十年，時至今日似乎也沒有落定。難怪，這些發言這麼容易產生共鳴。下面我們就來做一番歸納。
01
五級行政變三級，政府管住自己的手
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
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裡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過去40年裡，中國似乎總會週期性上演同一幕場景。
經濟冷了，加點油；經濟發熱了，踩一腳。每次這種歷史性的交替，或多或少都伴隨著一些問題的出現和震盪。
比如93年海南房地產的崩盤，比如今年去槓桿下的股債匯三殺。中國的經濟在循環反覆中暴露矛盾，解決矛盾，實現波浪式的前進。
這也是吳敬璉所說的“翹翹板式”的運行狀態：中國的經濟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槓桿率的過高，出現系統性風險。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經濟政策就很難處理，你要降槓桿，增長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槓桿就上去了。
之所以會進入這樣一種局面,就是因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比較模糊，行政之手干預起來不講客觀規律。最典型的比如這兩三年的環保風暴，風來了，安全標準、技術標準一刀切，不達標就直接關停，常常連個過度、喘息的時間都沒有。
凱恩斯主義早已滲透進中國的骨子裡。每逢歷史的關鍵節點，政府更習慣於大手大腳的包攬，牢牢把控住財政、貨幣大命脈的開關。而民眾也有一種巨嬰心態，股市下跌了，希望國家隊出手救市，理財產品爆雷了，希望銀行機構能剛兌，銀行倒閉了，希望政府能夠兜底……這種心態無形中也阻礙了有形之手的後退。
在以前，有形之手力量強一些也不妨，畢竟中國是在快速前進，總量不斷擴大。但是這兩年，中國經濟已經換擋邁入新常態，社會財富蛋糕的分配慢慢從“增量”分配轉向“存量”分配。在這個過程中，有形之手如果進一步膨脹，很可能會造成資源的集中、壟斷和分化。唯有讓市場來起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才能推動今天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這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了！
為此楊偉民提出了幾個建議：
減政。橫向上正在落實大部門的改革，縱向上應該減少行政層級，從五級行政改為三級行政，變成中央—省—市（縣）。減權。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減稅。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行政層級過長，歷來是官學兩屆很受關注的一個弊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誰都是鄉鎮的上級，誰都可以讓鄉鎮彙報。基層政府承擔了最繁重的治理任務，一年當中有非常多的時間在寫材料、開會、接受檢查，而不是在搞公共服務，形成巨大的行政浪費。
要走出大部制改革部門、人員越減越冗的怪圈，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或許是必不可少的。雖然中國的行政改革不一定會按照中央—省—市的結構走，但簡化層級確實是一種思路。
在這個基礎之上，中國再進行減稅就顯得順理成章了，因為民眾需要供養的公務員數量減少了。如此，幫助中國稅改徹底走出“黃宗羲定律”。
而不管減政也好，減稅也好，最終都會落到減權上——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藏富於民，讓底層有更多的獲得感。
02
給民營經濟更重要的地位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現在出現一些現象值得注意，比如說今年初是要消滅私有制最近又退位。這都是一種不諧和的聲音。最近大半年來，中國集中出現了一些容易產生誤解的現象。我們說減稅降負，政府的一般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卻比GDP要快，比重一直在增加；我們說去槓桿去產能，淘汰的更多是民營企業，國企仍在加槓桿。
據證券時報報道，今年已有約16家上市民企計劃或已通過協議轉讓股權，引入國資背景股東。其中，實控人可能或已變更的民企有新築股份等7家公司。民營企業紛紛“借靠大樹”。
在這個微妙的時刻，吳小平拋出私營經濟退場論，之所以遭到輿論巨大反彈，就是因為他打破了最後的平衡感。
私營經濟創造了中國60%的GDP，70%的出口，80%的就業崗位，地位十分重要。80年代私營經濟在萌芽的時候，中國體制內將它視為利己的力量，後來認為是有益的補充，再到後來，被定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
那麼，未來還有沒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副主任馬建堂在論壇上說：“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有沒有標誌性、試金石性的改革，有沒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有沒有真正讓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如果有的話，對民營經濟地位、作用、認識的再深化可能是一個領域”。
對民營經濟的地位進行鞏固加碼！？！如果是別的專家學者提出來，也就算了。關鍵是這個人是直屬國務院的智囊團的領導。在這個歷史性節點上提出這一點，就非常有意思了。
今天，民營企業家對產權保護的需求，對減負的需求，對融資的需求，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的需要正走在一個十字路口上。若能給私營經濟更重要的地位，企業家無疑會有更強大的信心。
楊偉民的建議很直接：
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真能做到這一步的話，就意味著市場準入門檻是一樣的了，消滅了歧視，消滅了壟斷，大家都可以進來玩，誰輸誰贏憑真本事說話。
不過，動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難度總是很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楊的建議就更溫和些——
民企尋找國企做庇護傘，我寧願說它是在面對經濟下行劇烈壓力下的一個自救措施，就是說你不這樣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資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這樣做的話，它就活了。利潤就有了，就業就保持了。似乎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但是弊端恐怕也是顯然的，因為國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還是低一些的。
“在最困難的時候進入，好了之後再賣回去，再還給私人企業的話，有可能我們會走出一個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路”。03
地方“保護主義”如何破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
經濟學中都是說，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制度，經濟增長是很難實現的，但是我們的制度基礎並不是那麼穩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經濟增長，到底是為什麼？在中國如果我們的企業都照章辦事，確實很多事都很難，但是我們有一些企業在它的發展中，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這些幫助可以幫助他們克服制度的障礙。我們把它叫做一種特惠模式，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況下，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白重恩的“特惠模式”，說白點就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中的激勵扭曲現象。
地方政府掌握資源有限，而官員晉升考核中GDP的權重又大，就非常傾向於花在見效快的企業身上，沒有太多耐心慢慢孵化。而法制機制的不健全，也讓地方政府有了漏洞可鑽。
以前有什麼稅收“兩免三減半”，土地零成本，發展到後來，幾乎什麼手段都能上。最近社會上吵得火熱的社保新政，中央將社保徵收從社保局改為稅務局，其中有一個原意就是對地方政府的糾偏——
很多地方為了招商引資，曾出臺政策為降低社保繳費費率亮綠燈。來吧來吧，來這裡開廠招工吧，社保按照最低工資水平繳納就行了，這樣你們的成本就會很低。地方看中效率性，中央更注重公平性，最終促成了這場社保費改稅。
在市場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特惠制推動一些企業發展壯大，帶來經濟的增長。但長期來看，也留下了很多後遺症。
最典型的就是寡頭壟斷。很明顯，如果地方政府給一些企業特殊待遇，其他企業要獲得資源就比較難。按白重恩的說法，這會帶來擠出效應，造成資源錯配。
今天，中國的消費層級為什麼會分化，同時出現消費升降維，方便麵榨菜大賣，奢侈品、豪華車銷量也在增長。
最關鍵的原因就是還沒有打破“特惠制”，造成了馬太效應，寡頭活的滋潤，小微活的慘淡。像每一輪大放水下，受益最多的還是那些在地方有話事權的龍頭企業。
大企業變強是好事，但不能是犧牲小企業的利益來換來的，否則就變成了零和遊戲，變成了強者收割弱者韭菜。
8月前後的國常會和政治局會議定調，下半年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合理充裕，央行也幾次給小微企業定向降準，原意是扶持實體經濟。特惠制不打破，中小微企業拿到的紅包就永遠存在疑問。
其實中小微企業容納了這個社會更多的就業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壓艙石。今年以來，內外形勢錯綜複雜，貿易戰、稅制改革、去槓桿等，本身小微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就有所下滑。在這個關鍵時刻，普惠制的時代更應該加速到來，尤其是這個普惠金融制度，不能好處都給地方上的寡頭拿了。
其二，“特惠制”也造成我們今天的環境問題非常突出。珠三角黑臭水體，華北平原空氣汙染，就是當初地方政府對一些創收大的寡頭睜隻眼閉隻眼，把選擇性執法當成了給企業的一種“特殊優惠”。
當下，生態環境已經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雄安新區兩個千年大計非常突出的短板。關這一塊的整治，就會耗去我們巨大的社會資源。這筆歷史賬能否還清，直接關係著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關係著我們追趕世界級城市群的起飛能力。
在普惠制度沒完善的情況下，特惠制度或許是次優的安排。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的。
唯有普惠制，才能打破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打破大財閥的“套利空間”，賦予整個社會機體以活力。
火力全開背後透露的是“著急”。
著急當然首先在於當前的形勢。
50人論壇論壇成立於1998年，當年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形勢極為詭異，經濟負增長，走出通縮成為最迫切的問題。
1998年的底限是保八，但到底是動用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國內分歧嚴重。
經濟學界甚至對中國是否還能長期保持高增長也分歧巨大。
於是，劉鶴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個小快餐店裡一拍即合，發起成立了這個論壇，讓經濟學者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的、開誠佈公的討論。
20年過去了，弔詭的是今天中國面臨的形勢、財政部與央行的政策爭論……都與當年神似。
但解決方案呢？
中國從來不缺清醒的大腦，聽一下會上的討論，或許我們能夠從中得到自己心中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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