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3 44年前，在非洲修鐵路的中國人｜佳作重讀其他頭條網

09.23 44年前，在非洲修鐵路的中國人｜佳作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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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坦、贊三國工人一起勞動

上世紀70年代，中國支持第三世界兄弟國家，援建了坦贊鐵路，這是中國當時最大的援外項目，幾萬中國人在遙遠的非洲度過了幾年難忘的歲月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2014年第396期

全文約7442字，細讀大約需要19分鐘

幾乎在國內所有相關報道中，東起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西至贊比亞中部的卡皮裡姆波希、全長1860.5公里的坦贊鐵路都得到讚美之聲。

這條由中國政府於1970年10月承建、並於1976年7月全線完工的貫通東非和中南非的交通大幹線，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援外成套項目之一，更因沿線地形複雜、線路需跨越裂谷帶而聞名於世。

援建坦贊鐵路，從最初的勘探到最後竣工，整整花了十年，實際造價也一增再增。中國為此投入了巨大的財力和人力，64名中國員工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而那段時間也正是中國經濟極其困難的時期，中國人民為修築這條鐵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

時光流逝，在70年代“閉關鎖國”時期走出國門的中國工人是以什麼樣的心態和思想到異國他鄉、又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對於這些，國內媒體一直鮮見報道。

本刊特約記者在成都有幸遇到了當年曾參加援建坦贊鐵路的部分中國員工，他們是鐵道部原中鐵二局機械廠廠長唐玉海、政工幹部陳述煥、汽車司機季永林、機修工劉德貴、張宗榮，聽他們回憶起那一幕幕往事。

坦贊鐵路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始發站。車站是以北京站和大連站為原型設計的

幸福的“學習班”

採訪時，季永林告訴記者，那時，別說去非洲，如果成都街頭出現一位面孔和膚色迥異的人，立即會引起大家圍觀。

正是在這樣的特定環境下，走出國門，去非洲援建坦贊鐵路，對於參加者來說是一件重之又重的“政治任務”。季永林告訴記者，當年參加援建坦贊鐵路，首先要“根紅苗正”，中鐵二局機械廠青年員工多，家庭出身多為沒有“歷史問題”，申請的多，被批准的也多。

申請被批准後，接下來要組隊到北京“學習”。地點是鐵道部旁的一個叫“北蜂窩”的地方。記者採訪的上述五人並不是同一批，所以進入“學習班”的時間也稍有差異，但學習內容是一樣的——“毛澤東思想”、國際主義”、“共產主義風格”，間或插講有關“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相關內容。

接受採訪的幾位師傅告訴記者，那時的人思想極為單純，上級怎麼說就怎麼做。陳述煥拿給記者一本當年的政工日記，記者看到了他工工整整寫著這樣的詩句：“主席揮手指航向、遠渡重洋來坦贊。雄文四卷隨身帶、主席教導記心上。胸懷朝陽幹革命、重（注：這是陳第二次赴坦）返坦贊鬥志昂。早日修通友誼路、徹底埋葬帝修反。”

陳述煥說這是當年大家普遍的心態，只是因自己是政工幹部而寫在本子上而已。正是帶著這樣的思想，所以在學習時，大家都極其認真。劉德貴則插話說，學習熱情高漲，除了思想一致外，每位出國人員都有400元的服裝費。劉德貴當時是三級工，每月工資42元。他告訴記者，當領到相當於幾乎一年工資的服裝費時，他做夢都不相信是真的，身邊有人悄悄想少做兩件衣服，然後把錢積攢起來，但隨後大家發現這種想法不可能實現，發下來的錢最後又都統一交到製作成衣的服裝店。每人滌卡和的確良成衣各一套，外加襯衣大衣若干，外加帆布箱和帆布包各一個。

除了服裝費帶來的驚喜，大家剛到北京第一天就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竟然有饃吃，這還不算，還有白飯。晚餐時，一道紅燒肉上來，讓所有人都興奮得睡不著覺，而且在整個學習班期間，隔三差五就有肉吃，以後最後學習班結束了，大家都戀戀不捨，希望能再多學習幾天。

據記者瞭解，70年代初期的四川成都地區，也還是存在吃不飽飯現象的。城裡還好一些，每月能供應半斤清油（菜籽油）和一斤肉。那時，只有一些“幹部”和少數家庭能吃上真正的紅油（辣椒油），而一般大眾家中所謂的紅油，都是用涼水泡的海椒。穿的就更糟了，補丁摞補丁根本就不算什麼，連城裡很多小娃都是衣不蔽體。更不用說農村了。

採訪中，老人們都說，那時是出了政治問題才“辦班”，沒想到在北京的“辦班”竟是如此讓人歡樂，很多人私下裡就說，真希望這樣的“班”，能永遠辦下去。

不過據老人們回憶，不同批次“學習”的長短也不一樣，最短是一個月，最長是將近兩個月，越早去，時間越長，越晚去，時間越短。上級也是越“辦”越有經驗。

修路工人當年的學習和工作筆記

五位老人中，劉德貴最早出國。1970年9月29日，他在廣州黃浦碼頭登船，船名為“明華”號（另幾位老人說乘坐的是“耀華”或也是帶“華”的輪船），記者在老人迄今依舊保留著的船票上看到用油筆寫著76房間A床的字樣。

明華輪是中國政府從法國購買的性能比較好的一艘客輪，和其他幾艘“華”字輪一樣，都是穿梭在達累斯薩拉姆和廣州之間，去時載運援建工人（那時沒有“員工”一說）、工程機械及中國的輕工物資，回程的乘客一般是到期歸國人員。

從廣州黃浦碼頭登船是傍晚，大家都小聲說，一會要經過香港，這也是政工幹部陳述煥最緊張的時刻，他生怕一不留神船上就竄上來一個“敵特分子”。

在劉德貴的記憶中，開船已經是晚上，經過香港時，更是很晚了，船又離得遠，根本就看不見高樓大廈，只能遠眺那裡的夜色斑斕霓虹閃爍。

雖然看不見香港的“外貌”，但老人們都說，自打出生記事起，還沒見過那麼亮的燈光。

工人在坦贊鐵路卡沙瑪地段鋪軌

萬里海路奇遇記

船行一夜，即到南海。

季永林告訴記者，在南海，和一艘日本油輪擦身而過，唯一的感覺是，那艘船真是太大了。

季永林說：“明華輪的船員告訴的，才知道那是日本船，第一個印象就是日本的石油看來都是從國外買來的。”當他看到日本船員在甲板上騎自行車玩時，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剛剛結束，真正的緊張又隨之降臨——美國飛機來了。

當時越戰正酣，美軍到哪兒，航空母艦必然會開向哪裡，而航空母艦所到之處，方圓數千公里都是其勢力範圍。這次，航空母艦到了南海及北部灣一帶，美國飛機從航空母艦飛到明華輪上空只需十幾分鍾。

幾位老人都說當時並不十分清楚這些戰爭背景，只是知道，美國和中國是敵人，在中國人眼裡，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美國戰鬥機飛得非常低，低到劉德貴連飛行員都看得清請楚楚。不同批次出國的季永林也清楚記得這件事。

三天後，明華輪停靠新加坡。

從海平面漸入眼簾一直到輪船泊靠新加坡碼頭，幾乎所有援建工人都依靠在甲板欄杆上，他們緊張、興奮，又不能把這樣的表情太露於言表，只好帶著謹慎的眼光審視著這座在他們眼中已經是極其現代化的都市。

張宗榮從北京出發後，到達廣州，住在南方大廈，那樓高得已經讓他發呆了。但從廣州出來後，經過香港時，雖然夜色斑斕，看不清楚樓宇，但也依稀覺得很高，可和新加坡簡直就沒法比了。

“船還沒進港，海邊的公路上都是小汽車，女的都是高跟鞋、裙子，花枝招展，簡直把大家都看呆了，沒人待在房間，都扶在欄杆上看。自小到大，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車，人還會這麼穿衣服。”張宗榮告訴記者，“這裡的婆娘（女人）還穿裙子，很短的裙子，一雙白白的小腿裸露出來，很多人都臉紅，想看，又不敢多看，不看，又想看……”

輪船停靠新加坡，是為了補充給養和給船加油加淡水。援建工人不能上岸，但他們也非常滿足，幾乎都倚欄眺望，每個人都目不暇接。

讓工人們目瞪口呆的是，碼頭上那些工人都是華人，工作時穿著和國內差不多，都是工作服，但人家一下班，就不一樣了，脫去油漬的工裝，馬上換上筆挺的西服，皮鞋都是鋥錚光瓦亮的，頭髮也梳得整整齊齊，開小車或者騎摩托回家。

其實過馬六甲海峽時，有些景象也是讓人瞠目結舌。季永林和船長說話稍多一些，馬六甲海峽狹長，岸邊距船相對較近，船長經常用望遠鏡指揮，岸邊也經常有快速駛過的小艇，船長不時用望遠鏡觀望。船長曾把望遠鏡遞給季永林看，季永林看到快艇上只是有些女人和孩子。船長告訴季永林，那是外國船長把家屬接到船上團聚，船長邊說，邊自言自語道：你看人家過那日子……話剛一出口，忽覺不對，趕忙閉嘴。

一些華僑登上了明華輪，抬著半扇豬肉等慰問品。人家高高興興上船，主動熱情打招呼，全船竟沒有一個工人回應，都木頭人一樣站著，即使是四目相碰，也快速移開。

在新加坡停留一般都沒超過24小時，輪船再次起錨開往下一站，就是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

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字樣的坦贊鐵路

坦桑尼亞工作生活點滴

達累斯薩拉姆沒有深水碼頭，明華輪不能靠港，所以大家都是通過小船接駁上岸，然後，直接被大巴車接至目的地。

機修工劉德貴、張宗榮先是在蒙古拉大修廠，後轉至姆比亞汽車修理廠，季永林是在姆寧巴五機隊當司機，陳述煥先後在姆寧巴和基姆貝五機隊二分隊，唐玉海是機械廠廠長。

五人中，只有陳述煥有些特殊——他是為數不多的兩次到坦桑尼亞援建的人。第一次，1972年在基姆貝當電機鉗工，兩年後短暫回國休整。1974年第二次到姆巴寧，這一次，他已經不是鉗工，而是成了“脫產”幹部，並負責“招工”——招收坦桑尼亞當地工人，工人從進入工廠到最後辭職或解僱離開，所有的“人事變更”全都由他操持。正因如此，他的很多回憶是別人不曾經歷過的。

採訪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在坦桑尼亞第一次吃早飯。每位老人回憶時，都會提到一個細節——有人悄悄偷藏食物。

和在北京“辦班”時相比，在坦桑尼亞的伙食又上了幾個檔次，早餐種類豐富，除了白米粥，還有各色點心，麵點師是從北京—河內國際快車上專門調過來的。除了讓人目不暇接的餐點，最令人心動的是竟然有牛奶。

“那時剛出國，第一次吃得這麼好。和現在比，那就是九牛一毛了，小早餐店可能都不如，但那時不一樣，別說吃，那種類豐富得讓人看都看傻眼了。有的人心眼比較多，就偷偷把雞蛋和一些麵點藏起來，帶回宿舍去。”劉德貴告訴記者。

季永林說：“這一幕被大師傅看見了，他馬上高聲喊道，別忙拿回去，以後天天都會這樣，有的是，天天吃。那人不好意思了，又把偷藏起來的食品拿出來。”

聽到大師傅說以後天天都能吃饃、白飯和肉，還能喝奶，大家從食堂出來後就說，這不是天天過年嗎！

劉德貴還回憶起一個細節：在坦桑尼亞第一次吃海參時，所有援建工人都不認識，覺得是一條蟲子在盤子裡，有人還把“蟲子”夾出來丟到一邊，後來經大師傅指點，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從來沒見過的海參，於是人人又變成了饕餮客。

原中鐵二局機械廠廠長唐玉海告訴記者，從開始申請報名到辦班直至出國，從來沒有一個人問過工資和待遇。在北蜂窩“辦班”時，附近的居民看到這些穿工作服的，都非常羨慕地說，掙“雙份工資”的來了。陳述煥、季永林、劉德貴、張宗榮都告訴記者，從出國一直到非洲，就從來沒想過什麼工資和待遇——腦子裡根本沒那個概念。

不過，一位不願具名的老人告訴記者，其實，沒一個人不想問工資的事情，只是不好意思也是不敢問，擔心問工資，領導不讓去，也擔心被批判“利潤掛帥”。家裡都是老婆娃兒一大幫，不想工資，那是假的！

時隔44年，經幾位老人認真回憶，記者瞭解到，像劉德貴這樣的三級工（中鐵二局出國援建以三級工居多），每月拿的先令摺合人民幣是42元，每月還有摺合人民幣的50元生活費，加起來是92元人民幣。陳述煥告訴記者，工廠後來僱傭當地人，每月工資是300——350先令，摺合人民幣是103元左右。這些，還不包括每年的28天探親假、一個月的安家費及辭職或清退後必保的“找工作費”和週末加班費（當地人當時每週就工作五天），而中國工人每週依舊是工作六天，週日加班沒有任何費用，完全無償。

坦贊鐵路沿途地形複雜多變，不僅河流縱橫，而且所經之處基本都是叢林密境，熱季又長，無形中給施工增加了很多困難。雖然國內高層一個勁指示要加強機械化施工，但無奈設備原始落後，多數時間不得不依靠人海戰術，一共約5.6萬人次的工程設計和施工人員分批出國參加援建。高峰時期，在工程現場的中國員工高達1.6萬人。

在同一時期，美國和意大利也在幫助坦桑尼亞修建一條公路，其中一段和正在修築的坦贊鐵路並行。

美國的挖溝機從這邊開到那邊，土往這邊一揚，一條溝就出來了，非常快。這是陳述煥的記憶。

季永林則說：“咱們帶過去的‘解放’和‘黃河’跟人家的車子一比，完全就不行了。‘解放’車在高速路上跑還不到一百，就東扭西歪要解體散花了一樣。‘黃河’，方向盤沒液壓助力，搬動非常費力，拉得還不多，只有8噸，而一輛意大利的菲亞特，載重40噸。”

卡車能力不足也給劉德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黃河’的傳動軸經常發生斷裂事故，廠長讓搞革新，那把菲亞特的傳動軸拆下來一看，人家那東西並不是很粗，但就是有勁兒。廠長說把咱那加粗，但還是不行，是材質本身就不行。廠長後來也知道了，那不是革新的事兒。”

採訪中，記者多次問老人們，工作之餘做什麼，是否可以上街？陳述煥告訴記者，當年援建時期，只要工廠設在哪裡，很快，周圍就會出現賭場和紅燈區，僱傭的當地人無法管理。但對中國工人的要求是，出門必須三人同行。中國工人所住之處，都圍起來，下班後，工人要麼打籃球、下棋，要麼學毛著。當地紫檀木材質很好，有手藝佼佼者，把原木切割後打磨成象棋，非常耐用，現在還能使用，也有打磨成檯燈座帶回國的。

再就是種菜，養豬、養牛，豬肉和牛奶就是這麼來。出國人員中，有專事農副業生產的，這也是援建工人伙食上了一個臺階的重要原因。當時國內“學大寨”、“割資本主義尾巴”鬥爭正酣，農民僅有的一小塊“自留地”都要割掉，而一旦邁出國門，不限制“小生產者”，肚子馬上就不再捱餓。

工人們業餘也會看電影，不過都是國內的“樣板戲”，其中以《紅燈記》放映次數居多，其次是《紅旗渠》和《學大寨》。不僅自己人看，連附近的黑人兄弟也跑來看。

看的次數多了，黑人兄弟倒是看出點“門道”。季永林回憶說，他那個徒弟就常常問得他瞠目結舌——比如，李玉和的家是一棟獨立平房，進門就是廳，再往裡就是房間，有兩到三間房。但從《紅旗渠》等其他幾部電影看，似乎中國居住條件不是很好，徒弟就問，這是中國哪個年代？

《紅燈記》裡李玉和是唯一有固定職業的人，但他一人打工養活一家三口，似乎日子過得還不錯，這是怎麼做到的？最不能理解的是李玉和穿白襯衣、呢子夾克加呢子大衣，你們現在還穿打補丁的衣服。看了《紅旗渠》和《學大寨》後，感覺你們是不是現在更窮？

既然整部《紅燈記》都是圍繞搶奪“密電碼”來進行，還死了那麼多人，其實很簡單，換一下密碼就可以了，而且，這是戰場上的一個常態，敵我雙方為了這麼一個東西耗費太多時間和精力，得不償失，也不可能吧？

對於第一個問題，中國援建工人的回答是，中國人住房很好。領導用命令自己工人的方式回答第二個問題：今後誰再為節省服裝帶回家而再穿帶補丁的衣服，一律處分。最後一個密電碼問題，無人能答，也無人敢答。

1976年，贊比亞魯西瓦西湖畔的少年兒童歡迎坦贊鐵路的列車通到他們的家鄉

歸國前的興奮和回家後的失落

1975年10月22日，鐵路全線開始試運營。1976年7月23日，正式通車。從勘探到竣工整整花了10個年頭。

在援建坦贊鐵路的過程中，方毅曾多次前往坦桑尼亞視察。

“方毅非常關心我們工人，也知道我們很辛苦。記得有一次中午吃飯，我們買了一瓶茅臺酒拿上桌，方毅馬上說‘你們就那麼點錢，以後省點花，回國的時候，給家裡帶點東西……’”這一細節，陳述煥迄今還記憶深刻。

陳述煥還回憶說，方毅最後一次去坦桑尼亞時，鐵路已經基本建成，很多工人已經回國。

每位老人都告訴記者，無論是工作期限屆滿輪換回國，還是鐵路開通後最後的撤離，都說不說清楚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在黑人兄弟眼中，這些正值大好年齡的中國人，竟能兩年不回家，和自己的妻子、子女長期隔絕，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1974年9月18日，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等官員視察坦贊鐵路謙比西河大橋

似乎也是念及職工的辛苦付出，廠長特批每個人可以用馬口鐵打製一隻鐵箱，便於帶東西回家。

記者親眼見到這隻上個世紀70年代由工人自己手工打製的鐵皮箱子，馬口鐵是英國進口的，經歷了40年的風風雨雨，依舊不生鏽，不腐蝕，照樣在使用。

劉德貴告訴記者，對於大多車工、鉗工出身的工人來說，造個鐵皮箱子，簡直是小菜一碟，領導發話沒幾天，每個人都有一隻精美的鐵皮箱子。

箱子有了，再往裡面裝滿回家的豐盛物品：白糖、花生、上海產的“的確良”、滌卡，產地都是中國。當地商店中還有上海產“永久”、天津產“飛鴿”牌自行車，摺合人民幣90元一輛，不用憑票，敞開供應，應有盡有。

除此之外，上海產的“大白兔”奶糖是每個人的回家必備品。這些東西，當時國內幾乎是無法購買得到，或者需要“憑票”購買，而找票本身就是件麻煩事。

臨回國前，終於可以去當地商場轉轉，商品琳琅滿目，以歐洲貨居多，來自中國的多為上海貨。大家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在國內這些買不到，原來都在這裡啊！

陳述煥告訴記者，國內輕工物資在坦桑尼亞賣掉換成先令後，再給當地工人發工資，但洋貨在這裡也很便宜，一塊“勞力士”，摺合人民幣200元，天津產的海鷗照相機，國內300元，這裡竟然只要150元，就那個價錢，對於百姓來說，已經是天文數字了。他第二次去時，咬牙買了一臺飛利浦錄音機，回來走在街頭，就像現在有人開勞斯萊斯一樣，後面跟一群人，寄賣行看見，馬上開價——1000元！

歸國了，回家了。還是那條船，還是那條路線，還是在新加坡停靠，還是走馬六甲海峽，還是在廣州黃埔碼頭上岸。不同的是，在南海，不知因為是回國還是中美關係出現“鬆動”，沒有了美國軍用偵察機飛臨頭頂。

鐵路系統員工出國援建，又集體回國，幾個因素加在一起，鐵路部門特地加掛了車廂，成為回鄉“專列”。

列車抵達成都，中鐵二局職工穿著統一制服出站，領導講話後，七百多天未相見的妻子們只是走上前，接過自己丈夫帶回的包裹和鐵皮箱。久別的夫妻別說沒有接吻、擁抱，連簡單的握手都不曾發生。望著別離兩年的丈夫，妻子們雖然沒有喃喃的柔情蜜語，但表情中還是夾帶著歡喜，她們都明白一點，男人箱子裡帶回的，是家裡最近一段時間內餐桌上豐盛的食品。

這些，就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