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人類與其的戰爭從未停止。
在人類對抗病毒的歷史上，完全克服的當屬天花病毒，上個世紀天花病毒導致3億人死亡，比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死亡人數還多。天花流行時，很多國家首腦，包括中國的順治皇帝都因天花死亡。
經過人類在天花疫情暴發後的持續研究，最終於19世紀發明了預防天花病毒的牛痘疫苗。世界衛生組織最終於1979年宣佈，人類在全世界範圍內消滅了天花。人類攻克某種傳染性疾病的方式往往需要經過漫長的流行病學研究，最終只有研製出能夠根治病毒性傳染病的藥物，或者預防病毒性傳染病的疫苗，才算是攻克了某種病毒。
人類還沒來得及慶祝，一個更大的敵人又到來眼前，彷彿是上帝對於愚蠢人類的告誡：Be humble。
HIVparticle.source:Avert
1981年6月5日，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刊》上登載了5位男同性戀者離奇的病例。這些病人的症狀通常比較類似，持續高燒，體重明顯減輕，並且患有卡氏肺孢子蟲肺炎和口腔念珠菌感染。
第二年，美國疾控中心決定將這種疾病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也就是坊間所稱的：艾滋病。
1
艾滋危機
2008年10月6日，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兩位法國科學家西諾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和蒙塔尼（Luc Montagnier）“因發現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而獲諾貝爾醫學獎。
基於當時的科技水平，艾滋病原在艾滋病爆發兩年內就發現了，這在傳染病史上是罕見的，雖然科學界對於獎項歸屬上略有爭議，但是毫無疑問，這個重大發現值得諾獎的加持。
1983年5月20日，《Science》刊登了分別來自Gallo和Montagnier實驗室的兩篇文章，Gallo實驗室的羅伯特·蓋洛（Robert Gallo）是首先提出逆轉錄病毒是艾滋病病原的科學家，這為艾滋病病原的早期研究指出了正確的方向。但巴斯德研究所Montagnier實驗室的蒙塔尼（Luc Montagnier）卻首先分離出了逆轉錄病毒，並稱之為稱為LAV（lymphadenopathy-associated virus）。
截至1984年年底，世上有三個實驗室都已經分離出了病毒，而且也都為他們分離得到的病毒取了名字。Montagnier的實驗室把分離得到的病毒稱為LAV；Gallo實驗室把分離得到的病毒叫做HTLV-III；Levy的實驗室分離出的病毒名稱為ARV。
1985年，為了不偏袒這三個實驗室的任何一方，國際病毒分類學委員會決定為這個病毒取一個相對中性的名字，也就是如今我們所熟知的：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專利影響的不僅僅是學術名譽，還有巨大的商業利益。發現艾滋病病原優先權以及診斷技術的專利權的爭論在大西洋兩岸不斷升級，並演變成一場國際官司。
此事直到1987年在美國總統里根和法國總統希拉剋協調下，兩國科學家才達成一致協議：蒙塔尼和蓋洛為HIV的共同發現者（co-discoveries）；由病毒開發的診斷試劑的專利由雙方共享。
羅伯特·蓋洛（Robert Gallo）
2003年，HIV發現20週年，爭論已經平息，二人分別在Science等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表態性文章，認為法國科學家首先分離出HIV，而美國科學家則為此項發現提供了科學基礎（IL-2及T細胞體外培養技術）並證明了HIV就是艾滋病病原。
這也就為後面諾貝爾醫學獎的爭議埋下了伏筆，根據諾獎的評定原則，獎金只頒發給“某一項發現（a discovery）”而“從來就不考慮獲獎人的一生的研究成績（lifetime achievement），諾貝爾醫學獎評委在當年的新聞發佈會上的說法是：“在決定獲獎人時考慮的是第一個發現病毒的人”，而“在確定是誰做出了值得獲獎的發現時，我想我們是專家，而不是律師”。
HIV的發現為檢查艾滋病人，篩除HIV汙染的血製品，以及艾滋疫苗的研製奠定了基礎，為防止艾滋病的大規模傳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然而，治療方法至今仍未有大突破，艾滋病只能藥物控制成慢性病，無法治癒，不可逆且隱秘的傳染路徑使其成為了全人類健康的巨大威脅，艾滋病發展成全球性疫情，到1996年，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已經達到640萬，成為“20世紀超級瘟疫”。
時至今日，艾滋病毒仍然是一個重大的全球公共衛生問題。根據AVERT（專門介紹HIV轉移傳播的網站）數據，2017年，全球估計有369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包括180萬兒童），全球成人艾滋病毒感染率為0.8％。
通過2016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可視化來看，全球艾滋病患者的分佈會更清晰。
為提升全球對艾滋病防治的意識，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88年起，將每年12月1日訂定為世界艾滋日，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代表在《國際艾滋病大會2014》提出2020年實現“三個90%”的目標，即90%艾滋病毒感染者自身知情，90%確診艾滋病毒感染者獲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及90%接受治療者體內病毒受到抑制。然而，到2017年，距離目標依然有一定的距離...
全球範圍內，新增HIV感染者數量和艾滋病死亡人數均呈下降趨勢，該趨勢主要受益於艾滋病防治教育的全球快速推廣、全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全方位鋪開和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成熟應用。經過多年的援助，在受疫情最嚴重的非洲東南部新增患者的增速已經下降了30%，然而，全球有大約50個國家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在全球範圍內控制疫情依然任重道遠...
從感染艾滋病毒到診斷為艾滋病的時間是10至15年，有時會更長一些。在病症顯現前患者可以沒有任何症狀地生活和工作多年，在全球化日趨緊密的當下，這也就是疫情防治的難點，在有可及性高的治癒手段出現之前，它將持續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
大敵當前，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2
中國經驗
作為一種不可治癒且傳播路徑隱秘指數級擴散的傳染病，只要是融入世界，則必然不可避免地被傳染，在艾滋病被科學業界發現不久，也經由患者傳入中國。
（一）艾滋病傳入期與“關國門堵艾滋”期（1985-1988）
實際上，早在1985年國內第一例艾滋病出現之前，衛生部就注意到了國外的艾滋病問題。1982年，衛生部等部門下發了《關於限制進口血液製品，防止AIDS病傳入我國的聯合通知》。1984年起政府就決定限制進口血液製品，以防止艾滋病傳入中國。
1985年，我國發現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是一位來中國旅遊的外籍人士。
1985-1988年間，每年報告的艾滋病病例不超過10例，感染者主要是外國人、在國外感染艾滋後回國的中國人及因使用被艾滋病毒汙染的進口血液製品而感染艾滋的血液病患者，這些感染者散佈在沿海和開放城市。為此緊急出臺若干部門規章和個別法律進行限制，其中主要有：《關於禁止VIII因子製劑等血液製品進口的通知》、《關於對外國留學生進行“艾滋病”檢查的通知》、《關於加強艾滋病疫情管理的通知》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衛生檢疫法》等。
在艾滋病傳入期，關國門堵艾滋是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特點，這充分體現在1987年《艾滋病監測管理的若干規定》中。該《規定》第一條明確制定此規定的目的為預防艾滋病從國外傳入我國以流行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根據本《規定》第五條，來華定居或居留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在申請中國簽證時，須交驗所在國公立醫院或經過所在國公證機關公證的私立醫院的艾滋病毒檢測報告。
（二）播散期與艾滋圍追堵截期（1989-1994）
1989年11月，發現了第一例在本土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此患者是一名男同性戀者。1989年也是中國艾滋病疫情史上重要的一年，感染艾滋的中國籍患者數量首度超過在中國境內外國籍的艾滋病感染者。
1989年，國內艾滋感染報告病例數字突然迅猛增長，由1985-1988年間每年不足10例暴增到1989年的171例。僅1989年10月，在我國雲南地區有146位靜脈吸毒人員被檢測確認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毒隨著販毒路線與吸毒者的生活軌跡迅速傳播開來。艾滋病感染的途徑主要為共享針具靜脈吸毒，其次是性傳播。
198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將艾滋病列入乙類傳染病，並規定對艾滋病人予以隔離治療。在這段時期艾滋相關立法的特點還在於對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圍追堵截”，賣淫嫖娼人群、吸毒人群與男男同性戀人群為艾滋高危人群。
1994年，中國衛生部長在巴黎全球艾滋病防治政府首腦會議宣言上簽字，承諾採取各種有效手段迎戰艾滋病。
（三）快速增長期和“隔離與疏導並存”嘗試期（1995-2004）
1995年，艾滋病疫情出現驚人增長，年度報告病例劇增為1567例，是1994年度531例的近三倍。
其主要原因在於，1995年前後，在以河南為代表的一些省份，非法和不規範採供血行為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規模傳播。僅1995年，共有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告發現感染艾滋病毒的有償獻血者，佔全年全部報告數的44.5%。
關國門以及圍追堵截舉措並沒有堵住這個新途徑。被艾滋病毒感染的血液通過獻血進入血庫導致艾滋病疫情大轉折，病毒從高危人群進入一般人群。
1996年，全年艾滋病報告病例為2649例；1997-1998年,年度報告病例為3000多例；1999-2000年,年度數字為5000例左右；2001-2002年,年度數字分別為8219例與9732例；2003年,艾滋病報告病例爆發式增長到21691例；2004年,則翻倍增長為47606例。“血禍”造成的艾滋蔓延使得加強血液安全管理成為一項緊迫任務。1997年，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頒佈實施，禁止有償獻血，並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對血製品行業進行規範，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辦法杜絕，血製品行業風波不斷，也許資本市場印象最深的就是華蘭生物（002007.SZ）2010年的貴州事件...
2003年，我國推出了“四免一關懷”政策。“四免”指：
1）對農村居民和城鎮未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等保障制度的經濟困難的艾滋病病人免費提供抗病毒藥物；2）為自願接受艾滋病諮詢檢測的人員免費提供諮詢和檢測；3）為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婦免費提供母嬰阻斷藥物；4）對艾滋病病人的孤兒免收上學費用。“一關懷”指艾滋關懷、消除艾滋歧視。免費治療政策大大地提高了國內艾滋病患者的就診率，讓風險暴露在陽光下，政策極大地推動了艾滋病的防控。
（四）穩定增長期與“艾滋科學防治”期（2005-至今）
2005年開始，我國的艾滋病疫情基本呈現平穩增長的態勢。
從2007年開始，性傳播成為艾滋病傳播的首要途徑。艾滋病的病發數依然在增長，2014年度新發艾滋病報告病例首次突破10萬人，達到10.4萬例。其中
80%以上通過性行為感染；吸毒人群感染率呈下降趨勢，從2005年的7.5%下降到今年平均3.3%；男男同性戀呈上升趨勢，從2005年的1.4%上升到2014年的7.7%；中、老年人、青年學生等重點人群疫情明顯上升。我國艾滋病疫情在地域上呈現西南重點省份感染比較多，雲南、廣西、四川三個省的感染者佔全國的45%。
2006年，國務院頒佈的《艾滋病防治條例》，將免費抗病毒治療政策納入了法制化軌道，明確了“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工作方針，強調了各級政府的責任。這一階段的防治政策，就是按照法規要求，以防治效果衡量防治工作，將國內外研究或實踐中有效的措施不斷推廣和落實，防治形式趨於多樣化，不再侷限於社會意識形態；總體上看，政策體現了“政府組織領導、部門各負其責、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機制。
2010年4月，國務院通過了《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境衛生檢疫法實施細則〉的決定》和《國務院關於修改〈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實施細則〉的決定》，取消了對外籍HIV感染者／病人的入境限制。2010年12月，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指出，由於性傳播艾滋病方式隱蔽，要充分認識防治工作的長期性和艱鉅性，要擴大防治工作覆蓋面。
通過勾股數據對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全國法定傳染病疫情概況》月度披露統計數據來看，前文幾個重大政策的推出，對於統計數據的影響非常顯著，扣除1、2月份春節的因素的影響，最近幾年已經平穩增長，但整體中樞依然呈現上行趨勢。
對於傳染病，一般都說是防治，說白了，就是防在前，治在後，如果防得不好，那根本治不完...
可以看到政府在艾滋病防控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但是依然無法抑制傳染人數的上升。隨著艾滋病治療手段的發展，對外國人的政策也從最開始的閉關轉成開放，這究竟是時代的進步還是退步？從政策的導向來看，對於艾滋病治療在日漸完善，但是預防呢？
3
希望之光
自1984年HIV病毒的發現，上世紀90年代市場上各種抗艾單藥（核苷類反轉錄酶抑制劑、非核苷類反轉錄酶抑制劑、蛋白酶抑制劑）逐漸開發和推出，但隨著HIV耐藥性突變、藥物副作用明顯等缺陷的顯現，該部分藥物漸漸有點力不從心。
在初期，艾滋病的治療依然步路蹣跚，轉折點出現在1996年。
1996年，美籍華人科學家何大一團隊，率先揭開了這些藥物失效的原因：HIV病毒在人體內繁殖擴張領地時總是改頭換面，結構和功能不斷髮生變化，而所有藥物都是針對其變異前的特性，對新病毒無法產生作用。
基於這種理解，其團隊著手研究聯合抗病毒療法，提出雞尾酒療法(drug cocktails)，即“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指通過把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抗病毒藥物聯合使用來治療艾滋病，每一種藥物具有不同的作用機理或針對艾滋病毒繁殖週期中的不同環節，從而避免單一用藥產生的抗藥性，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的複製，延緩病程進展。
雞尾酒療法使得患者潛伏期大幅度拉長，患者若堅持服藥，甚至可以與正常人無異，使得艾滋病演變為一種終生服藥的慢性病。
近70%-80%的患者體內HIV病毒隨著雞尾酒療法治療而下降，而且由於混合用藥，HIV變異而對複合製劑產生耐藥性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患者能較長時間用藥維持病程。從艾滋病病情的數據變化上可以明顯看出，1995-1996年雞尾酒療法形成和提出之後，艾滋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呈斷崖式下降，已成為當今全球主要療法。根據2015年《國家艾滋病診療指南（第三版）》，目前我國主要抗反轉錄病毒治療方案均為雞尾酒療法聯合用藥。
目前國際上已有多個雞尾酒療法複合製劑的提出，NRTIs和NNRTIs仍是各個組合中的重要組分。行業巨頭是美國吉利德（GILD.O）和英國葛蘭素史克（GSK.N），其中吉利德在抗HIV複合製劑中的積累最深，2015-2016連續推出了3個新的抗HIV複合製劑Genvoya、Descovy和Odefsey。其中Genvoya2017年銷售額達36.74億美元，超越了同司的舊王者Truvada，成為全球抗艾藥之首。
Truvada銷售額為31.34億美元居第二，GSK/輝瑞的Triumeq銷售額為24.61億英鎊居第三。
1996年，美國《時代》週刊將華人何大一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這是該週刊自1967年後的30年裡，首次給予醫學科學家的殊榮。何大一也成了繼鄧小平之後，第二位獲得年度風雲人物的華人，當年《時代》週刊給予其的評價是：
“有人制造新聞，有人創造歷史，而當後世撰寫這個時代的歷史時，會把人類在對抗艾滋病之戰中扭轉乾坤的人，視作真正的英雄”。
學而優則商，這是學術界常見的套路，然而，何大一卻捲入了“宇昌案”的風波，身心疲憊，事件比較敏感，就不展開了...
“宇昌案”中的宇昌生技公司更名後的中裕新藥（4147.TWO），2018年3月，FDA批准Trogarzo（ibalizumab-uiyk，TMB-355）上市，是HIV治療領域的第一被批准上市的單克隆抗體蛋白藥物，也是第一個HIV長效新藥，某種意義上也讓艾滋病治療進入一個新時代：
1、長效化抗艾藥
艾滋病治療需要患者終身服藥，患者依從性對於治療效果尤為重要。
CraigI.Coleman在研究患者藥物依從性時發現，能嚴格遵從醫囑用藥的大概只有57.1%-76.3%的患者，且用藥頻率越高、依從性越差。目前抗艾藥的使用基本上都是需要每天服藥，總的來看頻率還是比較高。部分企業從長效型製劑上尋求突破口，顯著降低用藥頻率，大大提升患者用藥依從性。長效化是目前艾滋病治療研發中比較明確的方向。
全球第一個艾滋病長效型新藥是臺灣中裕新藥（4147.TWO）的Trogarzo（TMB-355），患者可每2周靜脈內注射一次。Trogarzo是一種靜脈滴注的人源化免疫球蛋白G4單克隆抗體，與CD4+T細胞受體的第二個胞外區域結合，阻止HIV病毒的入侵。該藥2018年3月已獲FDA新藥上市批准，CMDO的合作商就是港股大熱的：藥明生物（2269.HK）。
2、艾滋病預防疫苗
既然是傳染病，研究人員當然會把視線投向艾滋病預防疫苗，力圖從源頭上減少感染，使得HIV病毒能像天花病毒一樣逐漸消亡。從上個世紀開始就有大量企業佈局HIV疫苗領域，但是大多都以失敗告終。目前，全球在研HIV預防性疫苗普遍處於臨床Ⅰ期和臨床Ⅱ期，其中強生在2017年7月公佈的appROACH1/2a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對HIV疫苗的耐受性良好，這一結果再次點燃了市場對於HIV預防性疫苗的希望，但後續仍需更多臨床試驗來驗證。
2007年Timothy Ray Brown在德國接受了針對白血病的治療後其體內HIV病毒被消滅且停藥後並未復發，主要原因是捐贈者的骨髓細胞具有CCR5基因突變（驅動因子CCR5基因突變後，能阻斷HIV病毒進入細胞的路徑）。布朗是第一位公認的已知被治癒的HIV感染者（sterilizing cure），而之後他也有了另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名字：柏林病人。
Timothy Brown
但很明顯，Brown的治療方案很難在其他感染者身上重複。一方面由於白血病和骨髓移植過程死亡率非常高，另一方面尋找擁有delta-32純合子突變的骨髓捐獻者也是極其困難的。但這個奇蹟也指明瞭新的研發方向，目前較熱門的是基因編輯，通過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對HIV病毒的基因進行編輯，使其失去複製感染能力。美國天普大學胡文輝團隊以腺相關病毒為載體把CRISPR/Cas9轉入HIV感染小鼠體內，引導其在HIV病毒轉錄區和結構區多個位點進行多靶點基因編輯，2~4周後發現小鼠體內的HIV病毒基因組被有效切除。
免疫治療也具備治癒艾滋病的可能性，目前研究較多的有抗體療法和過繼細胞療法。
1）抗體療法：之前已有多項研究表明，通過給HIV感染者注射廣譜中和抗體等能誘導免疫系統產生大量抗體，延遲HIV的復發時間。2018年4月26日香港大學公佈，醫學院研究所研製出新型抗體BilA-SG進行動物實驗後，發現其能保護細胞不感染HIV並清除已被感染的細胞。
2）過繼細胞療法：從HIV-1感染患者體內分離出CD4+T細胞或CD8+TCM細胞等，對其進行基因修飾，然後在體外培養挑選出具有HIV-1抗性的細胞，進行體外擴增之後回輸到患者體內。Van Lunzen團隊對10例HAART治療失敗的艾滋病晚期病人回輸經過重組逆轉錄病毒載體修飾的CD4+T細胞，雖然HIV病毒量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但是體內CD4+T細胞數目有明顯的增加。
艾滋病的基因療法和免疫療法仍處於基礎研究階段，但未來潛力巨大。目前這兩種療法治療艾滋病還處於早期基礎研究階段，暫未有相關藥物和可用療法的出現。但從理論上看，二者均具有攻克艾滋病的可行性的，隨著科研的持續深入，很有可能成艾滋病治癒的有效手段。
從1996年何大一提出雞尾酒療法，艾滋病已經從一個絕症逐步控成慢性病。從目前的研發進度來看，長效藥物的面世將大幅提高患者的生活體驗，疫苗研發依然在摸索，基因療法或免疫療法甚至還讓人類看到治癒的希望，雖說對艾滋病的戰爭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但是此時此刻依然是不治之症。
預防！預防！預防！
預防永遠是艾滋病防治的頭等大事，以下是世衛組織對於預防艾滋病傳播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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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國抗“艾”之路已走過33年，艾滋病防治任務依然艱鉅。
2018年9月，第五屆全國艾滋病學術大會在昆明舉行，會上消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國報告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82.07萬例，報告死亡25.30萬例。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7.99萬例，艾滋病人34.07萬例。
2018年第2季度，全國新發現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4.01萬例，其中性傳播佔93.1%，異性性傳播、同性性傳播分別為2.79萬例和0.93萬例，既往感染者本季度轉化為艾滋病人7389例，本季度報告死亡8018例。
我國禁毒持續高壓的情況下，經注射毒品傳播病例持續下降；經輸血傳播感染艾滋病病例已接近零報告水平，歷史上的老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然而，經濟、科技發展卻來帶新的挑戰，中國人口大規模流動帶來防控難度提升，互聯網帶來的約炮便利也讓傳播隨機性更強，LGBT平權也讓同性戀人群傳播擴大，留學生的擴大也帶來了輸入型的風險，艾滋病防控有著新時代的難題。
然而，在艾滋病防控的議題上，永遠要堅持預防為主，而預防的唯一辦法就是提高大眾對於艾滋病的認知，只有每個人都對艾滋風險有明確的認知，才能讓其採取足夠的自我保護行為，這是任何行政干預都做不到的事情。
也就是，在艾滋的問題上，如果不統一思想，怎麼防都防不住。
這就帶來了一個矛盾的問題，要提高大眾風險閾值，就必須力度的宣傳推廣，然而大規模的宣傳推廣會帶來患者人群的歧視甚至患者畏懼治療等情況，這是個兩難的抉擇，即不能引起恐慌，又要提高認知。
如果換個角度來思考這個矛盾，這就和艾滋病雞尾酒療法一樣，多藥物聯用本質上就是藥物的飽和攻擊，多種藥物聯合強力壓制病毒達到治療效果，雖然有副作用，但是總體療效還是正效益的。在艾滋病的宣傳也一樣，就應該飽和式的攻擊，大規模的宣傳鋪開迅速提高並維持大眾的對艾滋病的認知，即使可能有陣痛，但是長期受益是顯著的。
綜合來考慮，之前一度放鬆的政策可以再適度收緊，降低輸入型風險。在新媒體的時代，用或行政、或市場的手段，在約炮、同性戀的集中的產品投放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廣告，提高高危人群的安全意識；強制性的在中小學生人群中推行艾滋病防治科普課程，都是新時代下更高效的手段。
艾滋病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道德楷模，因為，管不住下半身，就管不住下半生...
故事最後，溫馨提示：
不治之症，或潔身自好，或持證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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