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2019，導演王小帥）在國內上映之前，已經盛名在外，挾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女演員銀熊獎的光環，天然令人景仰和嚮往，加上長達三個小時的片長，也令人期待又糾結。——如果精彩的話，看到就是賺到；如果沉悶晦澀的話，那就是雙倍煎熬。
自3月22日上映以來，至3月29日，《地久天長》已斬獲票房3700萬，這個成績對於一部文藝片來說已經可喜可賀，但相比於此前《白日焰火》（2014，導演刁亦男）的1億票房來說，差距也很明顯。當然，《白日焰火》當年雖然只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銀熊獎，但它的卡司陣營包括廖凡、桂綸鎂、王學兵、王景春等，有一定的市場號召力，又兼影片的懸疑、犯罪類型設定，觀賞性上顯然要超過作為倫理劇的《地久天長》。
幸好，《地久天長》上映以來，口碑總體令人滿意，豆瓣評分高達8分，關於影片多個維度的解讀也層出不窮，併成功地觸動部分觀眾的往事，也擊中了部分觀眾內心柔軟或痛楚的地方，從而以催淚大片的方式形成口耳相傳的營銷態勢。
一、“歷史”中的個體命運
《地久天長》的時間跨度長達30多年，雖然部分情節的時間座標不是特別清晰，但大致可以梳理出對人物有重大影響的幾個時間標誌：1978年知青回城、1983年“嚴打”、“計劃生育”、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潮。影片號稱“平民史詩”，可能也是得益於其對歷史風雲中普通民眾沉浮掙扎的深情注視。
“嚴打”期間，新建參與的黑燈舞會被定性為“聚眾淫亂”，新建入獄，並在監獄裡由一個新潮俏皮的青年變得木訥滄桑，只會說著高調空洞的政策術語，失去了那種個性張揚的靈動。還有“計劃生育”的高壓下，劉耀軍看著妻子被拉上車送去醫院做手術，氣得只能以頭撞擊牆上的“計劃生育”宣傳畫。還有王麗雲聽到下崗名單有自己時，眼眶發紅，淚光閃爍。粗看起來，影片試圖以一種冷靜但又不乏悲憫的視角注視著普通個體在大的歷史語境中的無力感，體現了一種深沉的人道主義情懷以及激越的歷史批判勇氣。這分明像是接續《活著》（1994，導演張藝謀）的薪火，將福貴們的生活延伸到1978年以後。
但是，把《地久天長》類比於《活著》，是對《地久天長》的極大誤解。《活著》呈現了個體在動盪時世裡艱難生存的圖景，以及個體對於命運殘酷的被動承受與達觀應對，《地久天長》則顯然想超越對於具體時代的控訴，用一種隱忍又剋制的方式呈現個體內心的衝突，而非個體與時代的對抗。這是一種極為高明的主題建構策略，如果《地久天長》滿足於對時代的血淚控告，觀眾就會默認這樣一個邏輯：只要這個時代過去了，或者處在一個更好的時代，很多悲劇就再也不會上演。
事實上，《地久天長》中人物所遭遇的喪子之痛，與具體的時代沒有什麼關係，它可以發生在任何時空裡。當然，“計劃生育”使劉耀軍夫婦的失獨之痛更加尖銳，更加無力迴天，但是，劉耀軍後來實際上還有兩個孩子，一個是養子，一個是茉莉懷的孩子。這就意味著，如果只要還有一個孩子就可以平息劉耀軍的失孤之苦，影片提供了兩次補償的機會，但劉耀軍都未能或不願抓住這些機會。這說明，劉星的離喪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沒有“計劃生育”，即使還有二胎機會，劉耀軍夫婦的內心痛苦也不會減弱多少。
劉耀軍、王麗雲夫婦並非精神虛弱之人，他們能夠坦然面對各種無妄之災，能夠在朋友入獄，孩子流產，失去工作崗位等打擊中活得堅強，甚至活得樂觀，但是，他們唯獨無法承受喪子之痛。這種痛，不僅是因為他們對孩子的一份深情，更因為孩子是他們的情感寄託和人生希望。失去了孩子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冰冷凝滯，觸目所及都巨大的空洞與虛無。即使他們後來收養了一個長得與劉星很像的周永福，他們仍然會時刻真切地意識到劉星已經不在的事實。
在這種對比之下，我們突然明白了新建和美玉這兩個配角的主題意義。他們同樣遭受了生活的重大打擊，新建當年因追求時髦而入獄，不僅丟了鐵飯碗，而且聲名狼藉。但是，美玉堅定地等著新建，並在辭去工作之後隻身赴南方，最後與新建修成正果。這也說明，真正打倒劉耀軍夫婦的，不是人生的巨大創傷，而是那種糾結，那種無法宣洩的怨恨與不滿，這使他們無法像新建和美玉那樣豁達堅強。
這再次證明，影片中“歷史”對於個體命運的影響其實比較有限，真正讓人物痛不欲生的不是那種命運無法自主的時刻（如“上山下鄉”），不是那些困厄窘迫的絕境（如“下崗”），而是那種對生活失去了熱情與希望的寂滅之感。或者說，當平靜的生活有了一個巨大的空缺，而這個空缺又成為內心深處一個觸手可及的傷口，這樣的生活會成為一個黑洞，吞噬掉一切生命意志，使每天的日子都像行屍走肉，麻木蒼白。
正是因為這種中性的歷史立場，影片更為關注置於前景的普通人如何經營一份平淡的生活，如何感受平凡日子裡的細微歡樂以及巨大痛苦。影片想聆聽歷史洪流中那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個體呼吸。而且，面對這些升斗小民的生存掙扎與精神苦痛，影片沒有彰顯一種居高臨下的同情姿態，也拒絕上帝視角般的悲憫心態，而是用一種更為平和冷靜的視角來記錄，來審視。
為了更為直觀地再現“時間”對於劉耀軍夫婦的意義，影片對於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時間線處理特別清晰，時代感非常強烈，自從劉星溺水身亡之後，時間對於劉耀軍夫婦已經停止了，時間的座標變得特別模糊，因為人物的生活變得輕飄無痕，沒有留下任何值得銘記的時刻，他們對於時間的感知能力遲鈍了。到了福建之後，劉耀軍夫婦的生活幾乎遠離“歷史”。他們像是兩個遺世獨立的隱士，生活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身邊沒有任何會刺激他們回憶的人或物，但是，他們依然不可遏制地沉浸在悲傷之中。這就是片名所謂的“地久天長”。
二、無法平息的倫理傷痛
王麗雲的一生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因國家政策胎死腹中，另一個意外身亡。都是喪子之痛，為什麼王麗雲能夠很快在墮胎手術之後心平氣和地接受現狀，即使手術時出了意外，導致了大出血，從此不能再懷孕，但兩夫妻沒有怨恨誰，而是小心翼翼地相互攙扶，走過命運之門。那麼，為什麼劉耀軍夫婦無法對劉星之死釋懷？僅僅因為劉星是獨生子女嗎？
劉耀軍夫婦可以在不捨不甘中接受一個孩子消失在國家政策的大勢之下，他們甚至能接受劉星因為疾病而死亡，但他們無法接受劉星因為沈浩的過錯而夭折。因為，沈浩與劉星情同手足，而劉耀軍與沈浩的父親沈英明是“一輩子的兄弟”。更何況，他們還要看著那個導致他們兒子死亡的孩子一天天茁壯成長，甚至開枝散葉，事業有成，人生圓滿。
影片名為“地久天長”，英文名是So Long,My Son，直譯意為“再見了，我的兒子”，但是，我們更願意譯為“永遠的兒子”。無論哪種翻譯，都可以看出父母對於兒子的深切思念。在影片中，這個失去的兒子可能已經抽象化為一個意象，一個已經失去的珍愛之物。這個珍愛之物因為失去而變成永恆，生命因失去珍愛之物而變得漫長而乏味。因此，影片在一個特的事件中展示了人世間一種亙古的傷痛，以及這種傷痛對於人生的深遠改變。
影片雖然有限展現了在具體歷史時空中個體命運被撥弄的處境，但影片更想在一個具有超越性的情境中思考更為純粹和複雜的倫理問題：面對生命中的無常命運、無妄之災，我們的坦然與接受是來自於內心的平和，還是因為指責對象過於宏大或飄忽而無從下手？面對人生的“愛別離”與“求不得”，我們是纏繞在不可排遣的悲傷中無法自拔，任由一生被這種悲傷侵蝕得面目全非，還是以一種豁達超脫的心態擁抱餘生？
影片多次使用《友誼地久天長》這首歌，大多數時候這首歌像是一種反諷，但又像某種祭奠，祭奠我們生命中曾經有過的“地久天長”時刻，同時也質疑“地久天長“的虛幻性。當劉耀軍抱著溺水的劉星來到醫院，以及王麗雲被強行送入手術室時，都響起了“友誼地久天長”的旋律，這個旋律指向劉耀軍與兩個孩子的告別，也指向對“友誼地久天長”的最後一次緬懷。——從此，不會再有天長地久的友誼，只有綿綿無絕期的思念、痛苦、愧疚、煎熬。
這時，我們進一步理解了影片的野心，它不想復原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平民生活史詩，更不想用激烈的控訴完成對於歷史的某種質疑與批判，而是想呈現幾個普通人在歷史長河中未被歷史所徹底擺佈，卻被內心的道德情感所支配，進而一輩子活得沉重、活得壓抑、活得失去自我的現實。要說“地久天長”，這才是“地久天長”的痛苦。
三、“地久天長”
真的有必要和有可能嗎？
影片長達三個小時，無限放大了許多生活細節，但又無限壓縮了許多關鍵信息。這就引出一個問題，三個小時的時長真的有必要嗎？或者說，影片用紀錄片的方式展現生活的原生態質感，用專注甚至不厭其煩的鏡頭關注普通人生活的庸常狀態，究竟是出於影像風格的需要，以便營造特定的情緒氛圍，還是為了刻意打造一種對生活不加干涉，不加評價，只負責呈現的中立情感立場？甚至，這種凝重遲緩的影像風格，究竟意味著對普通人給予最大尊重的忠實記錄，還是因為創作者缺少對於生活進行裁剪加工，提純萃取的能力？
由於時間跨度比較大，又要體現人物的意識流動狀態，影片在時間的回溯和時間的推進之間來回切換，並在現實時空裡處理多組人物的生活狀態，因而對於剪輯的要求極高。從完成效果來看，影片的剪輯兼具粗礪與細膩之感，在線性的敘述中不時穿插意識的跳動，因而隨意和跳躍的剪輯風格也頗為明顯。甚至，影片在剪輯點的選擇上，有時故意迴避了對連貫性與流暢性的追求，為了符合人物的意識流動而呈現一種散漫自由的特點，或者為了降低煽情時刻的情緒累積而強行切換場景和時空，這顯然會造成觀眾理解上的困難以及對於時空梳理的挑戰，但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影片也通過刻意製造的剪輯生澀，避免因情節過於順暢或者情緒的刻意強化而導致觀眾理性的放逐和思考的停止。
我們可以考察影片中重點渲染的那些細節，許多都與生活的日常性有關，而一些對人物有致命影響的關鍵契機，或者人物處於內心暴風驟雨狀態的時刻，影片反而儘量淡化甚至忽略。例如，影片會用中近景強調沈浩邀請劉星下去玩的場景，卻用大遠景遙望劉耀軍抱著劉星屍體的絕望時刻。還有，攝影機會不厭其煩地停留在一眾人在劉耀軍家裡聽《友誼地久天長》的場景，但對於新建入獄，以及新建出獄之後如何與美玉終成眷屬的過程忽略不計。甚至，影片不從正面還原周永福在學校的經歷以及內心起伏，卻會用生活化的細節捕捉劉耀軍夫婦看到家裡浸泡在水裡之後收拾的情景。正因為這種藝術處理策略，影片看起來缺乏節奏，也缺乏那種煽情性的高光時刻，而是像日常生活的流淌，但召喚觀眾從這些日常性的細節中去感受對於人物內心甚至人物一生的微言大義。
影片在影像風格上無限向生活的素樸樣貌靠近，卻又在結尾處讓人物之間，人物與生活達成了某種和解，尤其讓劉耀軍夫婦與周永福實現了溝通，一切又變得充滿希望。從對觀眾進行心理撫慰的角度來說，這個結尾特別有必要，但從故事的內部邏輯來說，尤其從影片的主題表達方向來說，這個結尾特別空洞無力。
在影片開頭，劉耀軍與沈英明之所以是“一輩子的兄弟”，不是基於性格或情趣的相投，而是基於共同的經歷、籍貫、工作單位等因素，當然還包括兩人的兒子同年同月同日生這種巧合中的緣分。這樣推演下去，劉星與沈浩之間情同手足，其實也不是因為兩人感情有多好，或者兩人在興趣愛好、性格脾性等方面有多投緣或者互相吸引，純粹是因為父輩的情誼在那裡，再加上天天同進同出，一同遊玩，就成了“兄弟”。換言之，這種“地久天長”的情誼從來沒什麼牢靠的情感或價值觀根基。
更進一步延伸的話，劉耀軍、沈英明兩對夫妻之間的結合其實也帶有某種盲目性。他們同樣因為一些共同的經歷、共同的工作單位等因素而結合在一起，但彼此談不上有多少感情，甚至缺乏對對方深入的瞭解與理解。尤其在劉耀軍和王麗雲之間，他們的婚姻因劉星的溺亡而變得徒有其表。因此，影片也是借劉星的溺亡作為一塊試金石，讓觀眾看看這些所謂地久天長的友誼，與子偕老的婚姻有多麼脆弱和虛幻。
我們毫不懷疑一個孩子的死亡會對一個家庭帶來重大打擊，但看到劉耀軍夫婦的生活狀態，我們又不由感慨其情感根基的虛浮，其內心結構的虛弱。或者說，因為劉星的離去就使人生變得徹底灰暗，就使兩個人變得死氣沉沉，那是不是意味著兩人一直把劉星當作婚姻的聯結紐帶，當作人生的重大希望？那麼，他們在離開了劉星之後的情感紐帶在哪裡？他們的人生在失去了劉星之後的意義和希望又在哪裡？
還有劉耀軍收養的周永福，他作為一個被人忽略，被人冷落，甚至沒有身份的叛逆少年，他渴望出去，渴望有朋友都合情合理。但影片在省略了他在外面的生活經歷與內心嬗變之後，突兀地讓他帶著女朋友回家，以一個浪子回頭的形象重新投靠劉耀軍夫婦，這未免有點牽強。還有，劉耀軍夫婦把迴歸的周永福當作人生之光，當作生活的意義，這其實又回到了他們把劉星當作精神支撐，再次證明了他們的內心並沒有真正完成成長。
影片《地久天長》將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愛恨情仇以低度曝光的方式還原為生活常態，並在與“歷史”保持一種疏離狀態的藝術處理中呈現生活的日常性甚至純粹性，從而讓觀眾看到人生情態、人生狀態的本初面目。但是，影片的節奏控制仍然不夠理想，部分原生態的生活影像對於劇情和主題的意義不夠明顯，尤其部分情節的處理有著想當然的意味，缺乏內在的邏輯（如沈茉莉愛上劉耀軍，並在事過境遷之後與劉耀軍情難自已），進而也失去了打動人心的力量。
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影片最大的意義是對一個有生活質感的倫理故事進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對於中國人的生活倫理、道德情感、人生狀態有著舉重若輕的描摹與反思。
— THE END —
作者 | 龔金平
閱讀更多 影視產業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