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8歲了，從1949年6月被選為村農民協會委員起，我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讓我們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富起來。
回想1982年4月，組織上把我從衢州市(縣級市)市委書記任上交流到義烏縣任縣委書記。“一條馬路七盞燈，一個喇叭響全城”就是當年義烏的真實寫照，義烏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就是“雞毛換糖”的撥浪鼓。到了大年三十，許多義烏人卻出門在冰天雪地裡走街串巷做生意，並經常露宿街頭。除了“窮”，當時的我對義烏真是一無所知。
我調到義烏工作時，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推行，義烏的稠城鎮和廿三里鎮已經自發形成了小商品市場。
義烏的小商品經營活動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的生命力?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深思。一連數月，隨著調查越深入，我越覺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義烏，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從事小商品經營以積累生產資金、貼補生活，實在是件好事。於是，我根據調查得出的結論，在一次縣級機關幹部大會上提出了看法:“義烏的小商品經營活動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優勢……就拿雞毛換糖來說吧，義烏貨郎走南闖北，千辛萬苦，一家一戶地去用糖換雞毛、雞內金，回來後，將上等的雞毛出售給國家，用以製作日用工藝品；差的用作傳統肥料，提高糧食產量；收購的雞內金出售給醫藥公司做藥品。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當時幹部群眾議論紛紛，反響強烈，有人高興，有人擔心。
我心裡預感到實現義烏農民脫貧致富的夢想有了突破口。
五個月後，我們以“稠城鎮小百貨市場”之名，開放了義烏小商品市場。事情雖在朝著我設想的方向發展，但是說心裡不打鼓、不擔心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一路在“拓荒”，朝著不曾有人涉足的領域前行。小商品市場開放後，農民要進城、要經商的願望更加強烈，這在過去的觀念看是“棄農經商”，小商品加工經營戶僱用幫手是“資本家僱工剝削”，是絕不允許的；許多小商品經營者往返於義烏和上海、北京、廣東甚至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間，這又是“長途販運”，一直都被視為禁區；個體經商興起，與國營、集體商業形成了競爭；在當時政策不允許的情況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責任田轉包給了他人……新情況、新問題隨著“新決定”井噴式地出現。
開弓沒有回頭箭，經過反覆研究，我們做出了“四個允許”的決定: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在生產隊同意下將承包的口糧田、責任田自願轉包給勞力強的戶；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在生產需要的時候經過批准僱用三至五個學徒或幫手；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在完成國家徵購、派購任務，按合同交足集體以後，將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繼續賣給國家，也可以向市場出售；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完成國家徵購、派購任務後，長途運銷自己的產品。一年後，縣委又進一步概括明確了“四個允許”內容，即“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放開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
這“四個允許”推出後，給農民勤勞致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義烏農民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束縛，湧現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幹、肯吃苦的能人，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興商建縣”，有了一定的底子，還要在宏觀戰略上定個調子，讓義烏的商品經濟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穩步地走下去。在閱讀了許多國內外城市經濟發展的資料後，我又學習借鑑了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尤其是受日本“貿易立國”戰略的啟發，從1983年起，我在不同場合的會議上曾多次提出“以商興縣”“貿易興縣”的區域經濟發展設想。1984年10月，我在全縣區鄉黨委書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興商建縣”(後改為“興商建市”)的區域發展戰略，指出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一體化，興商建縣”。“興商建縣”發展戰略口號提出後，義烏人民非常興奮——— 縣委為義烏今後發展指明瞭方向，生意可以做了，可以通過做生意富起來了。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在我調離後，義烏歷屆黨委、政府始終堅持“興商建市”發展戰略，咬定青山(市場)不放鬆，義烏小商品市場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義烏正展示在世人面前。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實現了我的“富民夢”，我很慶幸自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者、追夢人。今後，願義烏人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幸福美滿。
( 根據本人口述部分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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