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隨著中國在世界的聲望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歷史教授學者將目光投向了東方。他們發現，中國人的戰爭是一個有趣的課題，值得探索借鑑。此前，雖然很多學者對歐洲戰爭的情形已經論述很多，但東亞的這個古老文明卻鮮有問津。
學者們注意到，中國人在擴張性上弱於西方，受到傳統的“文主武從”的觀念很深。中國的地理環境，也並不比多平原的歐洲優越。地理學家喬治·克雷西曾說，中國的山脈好像“從青藏高原上伸下來的手指”。
然而，從毗連中亞，被連綿的大漠與高原隔斷的西域以至東海之濱，從丘陵山地懷抱的東南沿海前往中原，再通過重重關隘以至成都平原，中國人在空間上維持了一片文化多元、歷史各異、地理隔絕廣袤疆域的統一，而歐洲的北部平原，卻多國林立。如果單憑武力，古代的中原王朝如何能做到？
所以，費正清、傅海波、小弗蘭克·A·基爾曼、畢德森等八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家共同編寫了這本《中國古代戰爭之道》，透過古代七場戰爭來探究，中國人通過戰爭維持了怎樣的秩序，表現了怎樣的軍事智慧和社會組織才能？研究戰爭，認識戰爭，也同樣是為了避免戰爭，對於今天，仍有借鑑意義。
本書扉頁，涉及重要戰役位置圖
一、舊秩序下的程式化戰爭
美國華盛頓歷史研究中心的沃爾特·米里斯教授說：”研究軍事史，必須少研究一點過去的戰例，少一點純軍事視角，多一點文化視角，多運用政治哲學、經濟學、社會學……還要利用應用科學提升研究水平。“
所以本書討論的核心，並不完全是戰爭。那麼先秦時代充滿貴族氣息，講究禮儀的程式化戰爭，成為研究的最好範本。
早在春秋時代，諸侯間打仗前，都要為自己的行動尋求道德和禮法上的合理性。他們敬告蒼穹，祭祀占卜，正所謂“兵者，國之大事”，不可輕動，要講求師出有名，要得到民心擁護，才是正義之師。
在著名的編年體史書《左傳》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量有關的記載。如《左傳·成公十二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
另一方面，諸侯間的戰爭非常遵守禮儀，嚴格按照規程執行戰鬥，目標並不在多殺傷，等級森嚴，舉止文雅。
《左傳》就生動地記載了晉楚城濮之戰，晉軍先是退避三舍，後來大勝楚軍的戰例。公元前632年，楚國發兵攻宋，宋求救於晉。晉文公和大臣商議，決定攻打曹、衛，以救宋國。晉楚圍繞各自的衛星國，展開了爭霸大戰。
城濮之戰示意圖
從史書上看，晉文公好像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完美道德標準，看來最終獲勝實至名歸。他彬彬有禮地招待楚國來使：“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而楚軍主帥子玉，那剛愎自用的性子可就糟糕了，違拗楚王意願，堅持對晉作戰，被評價為”剛而無禮“。《左傳》用了較長篇幅去分析戰前準備，人心向背，而對於戰術佈置和經過，只交代了短短167個字。
晉文公派出上軍佯攻楚軍，敗逃，後退三十里，以示答謝楚王當年恩情。下軍攻楚國左翼陳、菜聯軍，待到楚左軍潰敗，晉中軍的戰車部隊出動，一舉擊潰了楚軍。
在戰役結束後，晉文公作為勝利者，還舉行了盛大的獻禮儀式，他為周天子立宮於踐土，獻給天子一百輛戰車和一千名楚國步兵，於是各國心悅誠服地承認他晉升霸主。
晉文公重耳塑像
春秋時，那種戰車千乘、遵循禮制的打法富有濃厚的貴族氣息。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戰車漸漸被淘汰，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到了戰國時期，各國政客為了變法圖強、合縱連橫不斷奔走，陰謀、詭詐、務實的作風明顯更具現實主義，兩軍間的拼殺，也更加兇狠殘酷，出現了長平之戰坑殺敵軍士卒的戰例。
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統六國，車同軌，書同文，第一次在國人心裡建立起了天下的概念，腳下的這片土地，是華夏子民繁衍生息，代代生活的家園。而先秦時代留下的道德主義傳統，既有消亡，也有所傳承。
此後歷朝，受讀書人的影響和史家的道德審判，朝廷中的好戰傾向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子民得以享受一段來之不易的安寧生活，皇帝受命於天，為子民帶來福澤，因而可以收穫民心，維持統治疆域的穩定，但漢族在軍事的創造力和適應力發展非常緩慢，不得不學習遊牧民族的胡服騎射，引進優良的馬匹，以彌補對外敵防禦力的不足。
二、中世紀的城市防禦戰：為了建立新的秩序
《孫子兵法·謀攻篇》中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孫武認為攻城，必須有絕對力量的支持，最理想的境界是攻心，即不戰而屈人之兵。
從中世紀以後看，好像確實如此。比起攻城，中國軍隊更擅於防守。本書就唐朝中期的藩鎮戰爭為重點討論了淮西之役的情形。不同於先秦時代邦國間的作戰，現在唐帝國是以中央朝廷的名義平叛，如果割據太久就會造成離心力，從而分裂。那麼朝廷又是如何又重新維持統一，將帝國納入到正常運行軌道上呢？
唐朝中期藩鎮割據圖
1、淮西軍閥防禦得力，城池堅固不易攻陷。淮西在唐朝，主要管轄著三個州：蔡州、申州、光州（今汝南、信陽、潢川），唐憲宗為平息淮西吳元濟叛亂，抽調五路軍馬近十萬奔赴戰場。但這些人馬來源構成複雜，並不團結，集結遲緩，在815年才大體到位。
是國力有限，還是唐憲宗有意為之？也許皇帝更害怕的，是新的軍閥坐大。事實證明，官軍不團結讓其吃盡了苦頭。815年2月，西路軍嚴綬吃了敗仗，退守唐州；同月，東路也丟了所有陣地，只有東北路李光顏獲得小勝，但並未攻下城池。第二年，憲宗又發河東、河北六鎮兵馬討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但因為朝廷兩面開戰，揹負了沉重的財政物資負擔，他很快就不得不罷兵妥協。兩年鏖戰，並無進展，淮西叛軍的防禦初見成效。
官軍初期失利的原因，上下失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城池堅固，攻城不易。我們看到，有城牆的城池對傳統中國的意義重大。長期以來，城市一直是權力與財富的中心，而鄉村則被限制的非常貧窮。不僅如此，即使是城市，一旦城牆失守之後城內往往再無險可守。
古代的攻城與守城
相比之下中世紀的歐洲，地方貴族的莊園和城堡星羅棋佈，歐洲的城市內也往往建有城堡，政治文化中心也非常的多，這在中國不可想象。遇到戰爭，士兵會把一切糧草物資運進城去，堅壁清野，深挖壕塹，把四周的鄉村變成無處隱蔽和補給的“焦土”。
由於這些舉措，在唐宋時期的守城戰中，成功率相當高。此役中，淮西軍民還被動員起來修築了許多柵堡，形成了許多主城外圍的防禦點，軍隊事先也在這裡集結。淮西軍也採用了主動出擊，小股騷擾的戰術，力爭將官軍擋在據點之外。
2、官軍出奇制勝，軍事和政治雙重攻勢。官軍的頹勢在817年，李愬接管西路軍之後得到扭轉，他很好地施展了政府對分裂力量的一貫手段：詔慰宣撫，策反爭取。時逢饑荒，李愬優待歸降軍民，又挑選敢死之士，重整士氣，官軍終於在三月收復了郾城。
淮西之役郾城、蔡州等地示意圖
同時，李愬從淮西降將那裡又得到了蔡州空虛的絕密情報，雪夜奇襲蔡州，雖然付出了大批士兵和軍馬凍死的代價，但是收復了失地，成為了軍事史上的一個經典戰例。
唐朝藩鎮帶給後世朝廷的教訓是，地方坐大的威脅是巨大的，所以要有意識地把財、政權分離出來，多以文官委任，武官只能輔從，地方逐漸被削弱到完全無法和中央抗衡了。
三、文明間的交流：當秩序遭遇外來衝擊
內部秩序是得到了穩定，但從中世紀以後，亞歐大陸各文明的聯繫漸漸緊密，不再是孤立的點，世界在悄悄變化著。習慣於被動防禦的華夏文明並不適應，在等級森嚴、道德至上的準則教化下，對安定內政的渴望壓過了開疆拓土的雄心。
在這種安靜祥和的氛圍中，催生了出兩種結果：一種是完全被非漢族的統治者所佔領 ，如強大的蒙古帝國。但這些北方的民族逐漸發現他們確實需要和漢族士大夫進行合作，因為他們原先部落聯盟的方式不足以維持廣袤的疆域。久而久之，他們雖然不希望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文化認同，但也在潛移默化的被影響著。
另一種則是還不足以顛覆整個中原王朝，那麼只做防禦補救即可。如1449年土木堡之變，蒙古瓦剌部俘虜了大明皇帝朱祁鎮。由官僚集團維護下的明帝國機器還是照樣運行，渡過了這次危機；又如明中期的倭寇進犯海疆，明廷並不因此就大力發展水師力量，而是逐步實行海禁，在沿海設置重重哨卡，號召當地百姓內遷，不給倭寇留下物資，引起了很大的民怨。
土木堡之變
當我們重新審視，把中華文明的歷史與世界對比時，既有自豪，也有嘆息。自豪的是我們的祖先，有天才的社會組織和管理能力，延續了這樣一個人口稠密、疆域廣袤、綿綿不息的古老文明，嘆息的是舊的秩序根深蒂固，落後於世界潮流。當西歐人都向往著海外，不斷拓展著遠洋貿易時，中國還未能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海軍，科技技術越發落後，最終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了大門。
不過，中國也並非對外界一無所知。雖然受西伯利亞高原、大漠荒原等地帶阻隔的影響，但亞歐大陸畢竟連接，不同文明相互會有碰撞、交流，即使是戰爭。中原王朝從西域引進優良馬匹，成吉思汗西征的時候也間接地給歐洲帶去了火藥。
而像美洲這樣相對孤立的地區，並沒有多少其他文明與其交流，缺少進步，在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踏上這塊神秘的土地，當地的阿茲特克人面對這些長鬚面白，會發射炮火的不速之客時，驚為天神，最終這塊古老的土地成為了殖民地，阿茲特克文明出現了中斷。
所以，中國古老文明的延續，其實也是文明間相互學習、交流的結果。時至今天，它的道德傳統、權力制衡、文主武從的和平思想仍有借鑑意義。 正如《中國古代戰爭之道》中說的：“如何讓武力在現有的秩序下得到抑制？這是今天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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