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羈：狂飆時代的社會運動（1875-1945）》，[英]喬恩·薩維奇著，章豔、魏哲、徐夢迪、嚴瑩譯，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3月出版，608頁，54.00元
詩歌與圖像、音樂的關係相當複雜，是文藝研究中的重大議題。在最好的意義上，它們總是能夠相互激發，就像一排巨浪撞擊著另一排巨浪、一顆子彈催迫著另一顆子彈，有時甚至又以沉默互致最高的敬意。一個詩人看到一幅圖像，本想寫一首詩，終於還是放下筆，說“我的詩配不上這樣的青春”。詩人的讀圖極為精準，讀出了很多人眼中永遠讀不出來的青春主題；而且他的心靈顯然被刺痛了，他知道什麼是語言無法表達的那種青春。一群青年歌者在唱：“當我們聽到了懇切的呼喚……有些地方的人們正逐漸死亡……我們不能日復一日地偽裝下去了，在某些地方總有人要改變自己，我們正在做的選擇，是在拯救我們的生命”（We are the World）。還有20世紀英國作曲家邁克爾·肯普·蒂皮特 (Michael Kemp Tippett)創作的清唱劇《我們時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在社會強權的轟鳴、壓迫中，那些孩子的命運使人心悸不已。作者說“我要讓悲劇唱出聲來！”據說當這部清唱劇在歐洲各地上演的時候，曾令無數人淚流滿面……
這些圖像、詩歌和音樂所圍繞的青春主題，使我在近日重讀一部關於青年研究的文化史著作，英國作家喬恩·薩維奇的《青春無羈：狂飆時代的社會運動（1875-1945)》（章豔等譯，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這是一部獨特的青年文化史，也是一部透過青年運動的視角來觀看世界的獨特的西方亞文化史。作者在“序言”中說，“這本書講述了歐美兩個大洲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試圖定義、說明和控制青春期的歷史。除了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德國之間的對話外，這本書中還包含了其他一些內容，如青春期階段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劍拔弩張，以及為提升或捕捉這些轉瞬即逝的狀態所做的種種嘗試。個人證詞——在青春期以日記的形式試圖尋找自己和世界的意義，同媒體報道和政府政策一起出現在書中。……社會學家、犯罪學家和心理學家為了使青少年正常化做出了各種努力，他們認為青春期是一個人人都要經歷的階段，並不只屬於特殊的群體。這些青少年代表了一個時代，並正走向即將到來的未來。”（4頁）這也是通常關於青春期文化的研究框架，歷史學、社會學和青春心理學是基本論域，犯罪學則使人聯想到與年齡段相關的特殊性。從作者對“個人證詞”的定義中可以發現，作為英國朋克時代一位著名的播音員、音樂評論家和作家，他顯然對青春期文化有更深刻的感性體驗和情感傾向。在時代浪潮中，青年總是敏感和激進的，他們的思想與行動總是歷史發展中最鮮活的部分和最尖銳的前沿。薩維奇在書中通過對時代變化、意識形態的發展以及權力管制的考察，描述和分析了歐美各國不同時期的青少年運動的整個歷程，描繪出一部青少年如何努力發出真實聲音、追尋理想並擺脫成年人控制的反抗史。
薩維奇在“序言”中簡要回顧了青年研究的發展譜系。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從跨學科角度提出“亞文化”這一課題，迪克·何柏第（Dick Hebdige)1979 年出版的《亞文化：時尚的含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將社會學、文藝闡釋和法國理論融為一體，對英國戰後的許多青年風尚進行了歷史回顧，同時也關注諸如階級、種族等其他因素。（1頁）這幾乎也可以用來表述薩維奇的這部《青春無羈》。再前的一個重要學術界碑是1904年出版的G.斯坦利·霍爾（G. Stanley Hall)的《青春期》（Adolescence)，他預言性地指出青少年階段將要獨立面臨著巨大壓力和負擔，因此應予以特別的照顧和關注。接下來薩維奇提到了L.弗蘭克·鮑姆（L. Frank Baum) 的《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 和J.M.巴里(J. M.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認為這是可以與《青春期》互相印證的重要文獻，這讓我有點出乎意料。他解釋說“這些虛構的作品探索了各種感情的諸多可能，即使不能代表整個社會，他們也預示了青春——或稍縱即逝，或萬古長青。”（3頁）這提醒我們關注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青春期中的虛構作品與個人證詞往往有緊密的內在聯繫，情感性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想過，人們經常掛在嘴上的“代溝”的真實含義是什麼？它是如何出現的？薩維奇指出是18世紀末西方社會出現的經濟和政治的騷動改變了人們對“青年”這一概念的理解，在1789 年法國大革命中頒佈的《人權宣言》重申了美國《獨立宣言》的思想，於是“在一場由年輕人主宰的大革命中，其意義再清楚不過了：代溝產生了。”（13頁）然後，“這些事件的影響貫穿整個19世紀。在新生而激進的平等政策的支持下，年輕人一方面代表了希望和未來，另一方面也是不穩定的危險分子。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年輕人參與了各種革命運動，比如人民憲章運動、效仿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這些都表明了這一代人的覺醒轉變成了激進的意識形態，可能威脅到社會秩序。”（13—14頁）很顯然，具有真實價值和重大意義的“代溝”首先是政治性的，是由政治覺醒與革命行動造成的。法國大革命之後迎來的是極為動盪不安的世紀，君主制與共和制輪番登場，青年人所投入的所有抗爭的核心都離不開“自由還是專制”的抉擇，於是有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我們所熟悉的德拉克洛瓦創作的《自由引導人民》，還有被安放在巴士底廣場的七月革命青銅紀念柱頂端的“自由之神”雕像都是這段歷史的證明。
在研究中，總有些年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青春、生命、理想甚至犧牲都在那些特殊的年份中放射出異樣的光彩。比如法國的1968年，薩科齊在當選法國總統後說，為了解決國家道德危機，必須“一勞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莫里斯·迪克斯坦說，“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倖存下來”。真正有意義的“倖存”產生於與遺忘鬥爭的過程中，作為歷史記憶的“倖存”也不僅僅保存在學者的書齋中，而是在當下的生活中繼續燃燒。薩維奇通過少年詩人蘭波的眼睛和感受表達1871年巴黎公社給青年一代帶來的精神印記，那種關於反抗與解放的精神價值。“1871年4月到5月的那段短暫的時間裡，無政府主義者佔領了首都，年輕詩人們控制著警力。數以千計的年輕流浪者如飛蛾撲火般奔赴革命的巴黎，蘭波就是其中的一個。……親身經歷使16歲的他了解了解放的意義，並決心將其運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23頁）於是他的詩歌沿著浪漫主義、愛倫·坡和查爾斯·波德萊爾的軌跡一路走來，“1871年後，他的詩作中充斥著革命騷亂、反中產階級的謾罵、異教徒的神秘主義和狂熱的預言，所有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堅固的宇宙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觀點預告著世界末日：‘是爆發的時候了，海洋已經沸騰，地下也已爆炸，整個星球都在急速旋轉，接下來的確是要滅亡了。’”（23頁）蘭波曾為公社寫了《巴黎戰歌》等詩歌，公社慘遭鎮壓的時候他寫信給中學老師伊桑巴爾，說：“我一腔狂憤，心向戰鬥的巴黎，眾多勞動者正在那邊死去……”約翰·梅里曼的《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劉懷昭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告訴我們，凡爾賽軍隊進入巴黎後對公社社員大開殺戒，有些人僅僅因為打扮像工人或言談舉止的特徵而被逮捕甚至槍殺；由於公社在最後的抵抗中曾被迫縱火燒燬一些建築，軍隊士兵在大街上濫殺任何攜帶可疑容器上街的女子，曾一次槍斃了13名女青年；梯也爾在凡爾賽宣稱他們是正派的人，懲戒是在法律範圍內、以法律的名義；公社被鎮壓後出現了約300種支持官方的書籍，以證明血腥鎮壓的合法性；公社流亡者讓·巴蒂斯特·克萊蒙特把在1866年寫的《櫻桃時節》獻給勇敢的公民路易(Louis)：“我將永遠熱愛這櫻桃時節。/我會將這一時刻，藏在心間，/那撕裂的傷口。”促成約翰·梅里曼寫這部《大屠殺》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一幅這樣的歷史照片：“優雅的上流社會的巴黎人，在軍隊鎮壓公社的1871年5月21 日至28日的‘血腥一週’之後回到法國首都。他們為自己的國家鎮壓了追求自由的巴黎人這一恐怖行為鼓掌。”（283—284頁）那麼，可以想象少年詩人蘭波當年是何等的悲憤莫名。然而，在過了145年之後，2016年11月29日，法國國民議會依據《憲法》34-1條款通過第907決議，由議長克洛德·巴赫託洛納簽署“為所有遭鎮壓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平反”。不是又一次新的“赦免”，不是對悲慘歷史的憐憫，而是還歷史以真相——“此舉旨在給那些為自由不惜被立即處死和受到不公正判決的婦女和男子以榮譽和尊嚴。”
同樣悲壯的是納粹帝國時期的青年反抗組織“白玫瑰”。薩維奇說他們在表達對政權的敵對情緒之外還提出了實際的建議：“消極抵抗，抵抗，不管你在哪裡，趁還來得及阻止這蔑視神明的戰爭機器繼續蔓延……”（416頁）“白玫瑰”在1942年夏初又製作了三種傳單，抗議對30萬波蘭猶太人的屠殺、蘇德戰爭的慘痛代價、在“惡魔的獨裁政治”中自由的喪失，“總之，有盡頭的恐懼總比無盡的恐懼要好”。1943年2月，“白玫瑰”的一份傳單直指問題的核心：“以德國青年的名義，我們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歸還我們的自由，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他用最可鄙的方式騙走了我們的自由。”（416頁）十幾天之後，漢斯和索菲在學校散發傳單的時候被捕了。“等待行刑的日子裡，漢斯和索菲保持著他們的尊嚴，非常平靜。……當索菲被問及如果她知道會有此後果是否還會這麼做時，她回答：‘下次我還會做一模一樣的事情，因為是你們，而不是我的世界觀有問題。’他們留下了兩封遺囑：在起訴狀的背面，索菲潦草地寫下了‘自由’；在被關押的小房間裡，漢斯寫下了引自歌德的一句話：‘堅決反對一切專制。’”（417頁）他們被執行了死刑，直到最後一刻他們仍在反抗。
黑塞在給一個年輕的《夢繫青春》讀者的信中說，“沒有革命的經歷是形成不了人的”。而“革命”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心中又意味著什麼？郝舫的《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告訴我們一個頗有意思的例子：比那些表面的“革命”姿態更能表明列儂和“披頭士”對革命的真正態度的，是他們那首遐邇聞名的《革命》。因為《革命》引起許多激進青年學生的強烈抗議，約翰·霍伊蘭發表了有名的《致列儂的公開信》：“我們所反對的是壓迫性的罪惡的權力主義制度，一種非人的不道德的制度……它必須被無情地摧毀。這並不是冷酷，也不是瘋狂，這是一種最熱烈的愛……不與忍耐、屈辱和壓迫抗爭的愛是無力和落伍的。”（102頁）
法國著名劇作家讓-克勞德·卡利耶爾的回憶錄《烏托邦的年代》（戎容譯， 商務印書館，2010年）這樣描述1968年的巴黎青年：“與美國那些笑眯眯的、飄逸閒在的嬉皮士相反，巴黎的青年們正在掀起一場暴動。鮮花之後，是街石之戰。十九世紀市民暴動的純法國傳統被繼承了下來，拉丁區的街道都被街壘截斷了，‘街壘衛士’們輪番站崗，與警察抗衡。大學生們的醫療救護、食品供應和宣傳方法都已經安排有序。索爾邦大學的教室改成了病房，醫學院把未來的醫生們派去，為那些從夜戰中撤下、用擔架抬來的傷員們治療。後來，大學裡還設了一個託兒所，為正忙著撬街石、築街壘、改天換地的父母們帶孩子。”（45頁）在聖日爾曼-德帕蕾的地鐵站裡，乘客們的手裡都攥著一條手帕擦眼淚，因為催淚彈滾進了地道；“革命”這個詞從每一件印刷品的每一個段落裡湧現出來，四處流傳。“青年一代突然在夜間把我們一把擰醒，自豪地聲揚著他們的‘慾望’，叫我們睜開眼睛。別睡了！你們身陷泥潭，無以自拔了！有人把你們捏在手裡左右著，還用催眠術在矇騙你們！快醒醒吧！……你們難道沒覺得什麼事件到來了嗎？難道不覺得這怒火中的春風是一件大好事嗎？”（51頁）
說到底，許多運動中的激進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某些青年的靈魂無法與之和解的東西。這正是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的真正主題。艾特瑪托夫在《白輪船》的結尾處寫道，那孩子已經永遠地游到河裡去了，“我”的內心被強烈震撼∶“我現在只能說一點——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靈魂不能與之和解的東西。而這一點就是我的安慰。你生活過了，像亮了一下就熄滅的閃電。……不管世界上有什麼在等待我們，只要有人出生和死去，真理將永遠存在……”這段話我曾經在文章中引用過不止一次，我不知道還要引用多少次，才能讓我感到足以撫慰那個孩子純潔、正義的靈魂。我想到的是，應該追問究竟什麼是“你那孩子的靈魂不能與之和解的東西”？艾特瑪托夫通過小孩（青年）向我們提出一個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在這個世界上，難道真的沒有什麼東西是你的靈魂不能與之和解的嗎？——這個問題還用想嗎？難道世界真的就是這樣歲月靜好？
詩人楊子有一首題為“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們”的詩：“蠟燭不會一直燃燒，/如果我們的心靈一直潮溼，/如果我們的心願變成古怪的三角形。//我們的祈禱已經失去效力，/我們的祈禱不會讓任何事情發生。//我們的嘴唇已經乾枯，/我們的藤蔓在虛空中飄。//風是熱的水是鹹的，/而我們什麼都不能拒絕。//我們說過的話堆成垃圾山，/我們流出的淚成了滯銷品。// 唯有孩子們是清澈的在他們變得古怪以前，/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們，/在我們被神聖的尺度變成垃圾以前。”(楊子《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們——楊子詩集(1990一2018年）》，150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19年7 月)所謂“清澈的孩子”，不就是在內心有著不能與之和解的東西嗎？不就是在內心保留著神聖的尺度、敢於拒絕某些東西、敢於讓蠟燭一直燃燒的孩子嗎？這是值得期待的浴火重生的青春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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