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玻利維亞政變：馬喬·卡馬喬的霧月十八日
玻利維亞大選前夕，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原本還在信心滿滿地準備競選，卻在大選後突然提出辭呈。莫拉萊斯究竟是在社會運動的壓力下被迫辭職，還是被右翼政變推翻？在複雜的國際政治格局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對這個事件有著截然不同的論述，而圍繞著“這是不是一場政變”，國際左翼知識界也掀起了一場大討論。Versoblog近日刊出由Ashley Smith與兩位長期研究拉美的學者傑弗裡·韋伯（Jeffery R. Webber）和弗雷斯特·海爾頓（Forrest Hylton）一起進行的訪談，嘗試理解這場“政變”。
兩位受訪學者首先談到如何理解“政變”，將玻利維亞所發生的事件標記為“政變”，無非是關乎如何理解這個事件的政治合法性。在拉丁美洲，左翼政府和一些頗具名望的左翼政客宣稱這次事件為“政變”，而如巴西、阿根廷和哥倫比亞等在美國勢力範圍內的國家，則拒絕將其命名為“政變”。
而特朗普對玻利維亞的“政變”發來賀電，他在官方聲明中寫道：“莫拉萊斯的離職維護了民主，為玻利維亞人民表達自己的聲音鋪平了道路。”這個聲明與伯尼·桑德斯在推特上發表的“發生在玻利維亞的是一場政變”的譴責形成了鮮明反差，而英國工黨的黨魁科爾賓則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措辭：“我譴責針對玻利維亞人民的政變，並與他們一起捍衛民主、社會正義與獨立”。
政變是一種需要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歷史進程之中來理解的事件，需要在事件與進程的關係之中來把握二者。在拉丁美洲範圍內，玻利維亞所發生的事大致可以置於洪都拉斯2009年的“硬”軍事政變，和分別於2012年和2016年發生在巴拉圭（彈劾費爾南多·盧戈 [Fernando Lugo] ）和巴西（逼迪爾瑪·羅塞夫 [Dilma Rousseff] 下臺）的“軟”議會政變之間。不過這次玻利維亞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政變發生前夕，首先爆發了由城市中產階級主導的中間派群眾抗議活動，而極右翼緊接著劫持了這場示威，並把它引向了暴力——最終導向政變。在拉丁美洲，沒有一種統一的政變模式，它們都可以被看作一種在更廣泛譜系上的推翻政權、以修復《華盛頓共識》為目標的嘗試。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5日，玻利維亞拉巴斯，莫拉萊斯的支持者坐在路障前。視覺中國 資料
“政變”始末
2006年通過（左翼-原住民）社會運動上臺，並執政至今的“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ovimiento al Socialismo，MAS）的原住民領袖莫拉萊斯，原本正在尋求第四次連任。自上任以來，他一直有著極高的支持率，其主要反對黨的選票與他相差懸殊。但今年卻呈現出（自他參選以來首次）票數兩極化的局面，這幅圖景暗示了多年來玻利維亞地區間的割裂，並勾勒出卡洛斯·梅薩（Carlos Mesa）背後的右翼反對派的譜系。梅薩曾擔任德·洛薩達（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的副總統，在後者被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趕下臺後，於2003和2005年間短暫地擔任過總統。梅薩領導著“市民社區”（Comunidad Cuidadana）聯盟，他大概正是英國左翼知識分子塔裡克·阿里（Tariq Ali）所描繪的“極端中間派”。基於先天無能，在10月20日，他被極右翼人物卡馬喬（Luis Fernando Camacho）以驚人的速度趕到了一旁，這個極右翼人物是聖克魯茲市公民委員會（Santa Cruz Civic Committee）主席，他自稱“馬喬·卡馬喬”（或“充滿男子氣概的卡馬喬”，Macho Camacho，Macho意為“充滿男子氣概的”）。迄今在聖克魯茲的東部低地部門之外都鮮為人知的他，捕獲了這場運動，成為了全國範圍內（主要是城市中產階級起義）的領袖。
莫拉萊斯開始喪失民意事實上是從2016年2月21日他輸掉那個關於“是否要修改憲法以允許莫拉萊斯在2019年十月的大選中第四次參選”的公投開始。在腐敗指控下，51%的人投了否決票。而他無視這一結果，依然參與了今年的競選。那次公投最後成為了城市中產階級以及地方公民委員會希望拉莫拉萊斯下馬的動因，但他們在選舉政治中很難做到。
今年10月20日的大選，由於快速計票系統網站的實時轉播在票數統計到83%時突然被關閉，此時莫拉萊斯以45.3%的票數領先，而梅薩以38.2%的票數排名第二。根據玻利維亞選舉制度，勝出者倘若沒有拿到票數的50%以上，則必須在40%以上並超過第二名候選人至少10%，否則就要進行第二輪選舉。此時似乎預示著第二輪選舉不可避免。不過，幾天後出爐的官方正式計票結果顯示，莫拉萊斯得票率47.08%，而梅薩則是36.51%——以10.54%的差距宣佈了莫拉萊斯這一輪的勝出。儘管支持率在下降，“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牢牢把握住了立法選舉中的多數席位——在眾議院擁有130個席位中的68個席位，在參議院擁有36個席位中的21個席位。
美洲國家組織（OAS）和梅薩一直暗示著選舉舞弊，但是並未找到任何確鑿證據。然而系統的突然關閉給了梅薩指控莫拉萊斯選舉舞弊的口實，並在官方計票結果出爐前就掀起了席捲全國的由梅薩領導的反對派示威運動。正式結果出爐後，此時仍由梅薩領導的反對派對選舉舞弊的主張變本加厲，但卻拒絕重新計算選票，他們要求抗議活動升級以迫使莫拉萊斯下臺。
反對派的訴求很快又從逼莫拉雷斯辭職，指向對總統、副總統和整個內閣的關押。暴力的流氓犯罪團伙燒燬了莫拉萊斯及眾多政府部門要員的居所。11月6日那個時刻標記著這場運動從中間轉向極右翼：主要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學生與警察及支持莫拉萊斯的礦工發生了衝突，學生們大喊：“我們都是卡馬喬！”
到了11月7-8日，警察部隊也在各大城市叛變了，他們開始支持反對派。11月10日晚，卡馬喬站在警車上，由叛亂警察護送著，被反對派群眾簇擁著，在拉巴斯（La Paz）的街道上驕傲地遊行。莫拉萊斯和副總統萊納（Álvaro García Linera）則逃到了科恰班巴省的查帕雷地區，這個古柯種植區是莫拉萊斯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的誕生地。
卡馬喬進入了克馬多宮殿（Palacio Quemado，總統府），在地板上一面摺疊起來的玻利維亞國旗上，放了一本聖經，雙膝跪地，宣佈“上帝回到了總統府”。總統府外，一面印加旗幟（Wiphala，象徵著安第斯山脈的不同美洲原住民）被卡馬喬的支持者燒燬，以宣告他們擊敗了共產主義。聖克魯茲市的警察也集體摘掉了他們制服上的印加標識。
公開的種族主義情緒浮出地表——在玻利維亞歷史上，種族主義到了莫拉萊斯執政時期才第一次令人矚目地被馴服——比如針對女性和LGBTQ+的反動意識形態迅速升溫（儘管性別不平等問題一直存在，但是莫拉萊斯時代的婦女問題取得了顯著政治上和立法上的進步）。在卡馬喬的反女權、白人至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facho-macho-blanco）的街頭政治之外，另一個表現是，韓裔福音派醫生、牧師Chi Hyung Chang的得票率上升到接近10%——位居第三名，他不遺餘力地宣講撒旦在莫拉萊斯政府中的顯形，以及政府崇拜原住民“大地母親”（Pachamama）的觀念之罪惡性。這再一次讓人聯想到巴西。
在內閣部長們接二連三的辭職後，玻利維亞武裝部隊總指揮“建議”莫拉萊斯辭職。11月10日，莫拉萊斯和副總統萊納辭職，兩天後流亡至墨西哥，他們在那裡譴責這次“政變”，並承諾抵抗會到來。接下來，國會上議院和下議院的主席分別辭職，依照憲法，他們兩位理應是接替莫拉萊斯的臨時總統候選人。
11月12日，埃尼茲（Jeanine Áñez）被宣佈成為玻利維亞臨時總統，她曾經是東部低地的貝尼省的右翼議員，民主統一黨的成員，曾擔任參議院的副主席。她承諾將“儘快舉行選舉”，但她進入總統府的第一個行動是手持聖經跑到二樓的陽臺上拋頭露面，左右分別站著卡馬喬和波託西市公民委員會主席馬可·普馬裡（Marco Pumari）。她以總統名義召開的第一次會議是和玻利維亞警察與武裝部隊指揮官，二者在會上宣佈對新總統的效忠。她隨後致函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感謝巴西政府的支持。事實上巴西是承認玻利維亞政變後政府的第一個國家。
被極右翼整合的各方反對力量
梅薩的核心的基本盤，是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組成的21-F運動，這個運動誕生於2016年公投。儘管這次大選宣傳戰役開始之際，這個運動便開始式微，其中的七個反對黨也決定參與到選舉之中，儘管他們仍然質疑莫拉萊斯參選的合法性。然而，中產階級的情緒在選舉後馬上被調動起來，立刻加入到了反舞弊的暴動之中，並最終被右翼劫持並激進化。
運動的核心組織基礎由各大城市的公民委員會提供，這些組織近年來從相對休眠的狀態中重新恢復了活力，並直接與那些動員種族主義青年進行暴力騷亂的極右翼勢力結成了同盟。在選舉之前，這些力量就組織了起來準備著對抗莫拉萊斯最終的勝利。還值得一提的是由沃爾多·阿爾巴拉辛（Waldo Albarracín，玻利維亞最好的公立大學UMSA的校長）領導的“民主捍衛委員會”，它原本是玻利維亞軍政府獨裁時期民眾抵抗的產物，現在卻在反莫拉雷斯的自由主義旗幟下重生。
與勞工黨統治下的巴西類似，由於底層和原住民地位的提升，城市中產階級認為他們的地位在莫拉萊斯執政時期受到了損害。新的小資產階級原住民階層逐漸形成，玻利維亞的原住民傳統也在公立學校系統中重新得到了重視——儘管公共教育的質量仍然堪憂。原住民首次按照比例被吸納進國家官僚機構，這切斷了膚色較淺的有著良好專業素養的中產階級一條傳統的就業途徑。社會生活和消費模式的地形發生了變化，因為從前如機場、購物中心等由白人混血（white-mestizo）中上階層獨享的空間，如今相對民主化了。比如在拉巴斯（La Paz）修建的由政府補貼的纜車公交系統，連結了底層-原住民的El Alto地區和時髦的城市南端，成為了一條便宜、快捷的通勤路線。
同時，各種各樣的資本在莫拉萊斯和“爭取社會主義運動”治下的玻利維亞，從未找到天然的政治庇護。在“爭取社會主義運動”執政的頭幾年，如聖克魯斯市主要的工商業聯合會CAINCO這樣的組織就開始發起一場全面破壞社會穩定的運動，以推翻莫拉萊斯政府為己任。然而在2008-2010年被擊敗後，他們便與政府，及農業綜合公司、境外油氣礦業資本同時達成了妥協。金融資本與莫拉萊斯的關係也類似。就像盧拉執政時期的巴西，只要利潤率高，右翼選擇並不切實可行，他們就學習與左翼政府和平共處。莫拉萊斯對2016年公投的反應暗示了資本也許短期內很難在這個國家找到直接的政治代理人，於是在這種情況下資本開始尋找退路，最終在這次政變中為新的還未當選的總統提供支持。
對於城市中產階級（他們在莫拉萊斯任期經歷了可觀的數量增長）而言，總統無視2016年二月公投的結果，以及這次快速計票系統可疑的關閉，都讓莫拉萊斯政府的合法性降低。可預見的是，在東部低地地區，與農業綜合公司、石油天然氣採掘公司以及種族主義準軍事化的青年團體相關的激進化的低地右翼緊隨其後。
梅薩終於被自己所幫助釋放出來的黑暗力量所吞沒。
卡馬喬來自聖克魯茲市的一個富裕家庭，對農業公司和金融業感興趣。他曾經領導過新法西斯青年團體（Union Juvenil Cruceñista，UJC），該團體在2008年反對莫拉萊斯的行動失敗後，開始了對聖克魯茲市的流動原住民小販的街頭暴力。UJC在過去經常使用卐標識，並參與玻利維亞法西斯主義政黨“弗朗哥社會主義玻利維亞”（FSB）的行動。
這位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現年40歲，與巴西的博爾索納羅的共同之處可不止一點：二者都與福音派，都與準軍事組織和牧場主建立了穩固聯盟。在經歷了多年無效的、傳統右翼反對派之後，卡馬喬從2019年開始佔據了聖克魯茲市公民委員會內部由權力爭奪而帶來的權力真空。這個機構長期以來要為這個區域包括土地、金融、商業、工業和毒品等不同部門的資本與反動低地精英的利益聚合而負責。這種利益集團在1960-1970年代的軍事獨裁期間，和緊隨其後的1980-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的黨政（partidocracia）期間，被系統性地鼓勵。
卡馬喬做到了把反對派中完全不同的脈絡融會了起來，其中包括過去四、五年來與莫拉萊斯漸行漸遠群眾運動團體，如來自西部高地持不同政見的艾馬拉土著組織Ponchos Rojos，來自Yungas森林地帶的可可種植農民，以及部分國有礦業工會和運輸工會等。至關重要的的是，他還與波託西市公民委員會主席馬可·普馬裡（Marco Pumari）結成聯盟，普馬裡是一名礦工的原住民兒子，也是波託西地區與國家政府之爭端的領袖——就該地區就鋰資源採掘在未來所產生的財富如何分配問題。
其它群眾運動團體在這次事件中也與政府保持了距離，或是出於對所謂“選舉舞弊”的不滿，或是長期積累的怨恨，比如高地原住民組織CONAMAQ和低地組織CIDOB在2011年（以及最近）與政府就“在原住民領地上修建鐵路、高速公路、國家公園”等問題發生公開衝突，他們的領導層被政府幹預和瓦解。女權主義組織Mujeres Creando這次也動員了起來反對政府，因為政府未能在加劇的性別暴力和美洲大陸最嚴重的針對女性的仇恨謀殺率等問題上採取有效的行動。低地的其它以領土為基礎的原住民組織一直處於與政府鬥爭的前線，政府與跨國資本合作的採掘產業在啟動對當地進行礦物和自然資源採掘的發展項目之前，並未徵得原住民社區的同意。
而與此同時，那些與政府結盟的民間組織——六個古柯種植者工會聯盟，“玻利維亞農村工人統一聯合會”（CSUTCB，玻利維亞最大的農民工會）的高地及高低山谷的原住民農民，礦工，無地工人運動等——對這次事件反應都很遲緩。這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他們幾乎完全被收編進國家機器了，運作官僚化，並且喪失了自治和動員的能力，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抗將極端中間派置於其控制之下的反動潮流。這也讓人想到巴西的勞工黨。
所以，政變的兩個短期催化劑一是對選舉舞弊的普遍認知（這是梅薩在選舉之前就製造出來的認知，選舉後又在系統性地強化它），二是作為這次大選幕布的2016年那場公投。運動的動員主體是城市中產階級，同時也納入了一些群眾社運團體和流氓無產者（比如低地金融和大型農業綜合公司的資本所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勢力）。儘管獨立的左翼和原住民運動對政府有著合情合理的牢騷，但他們沒有對選舉後的政治動態產生任何影響，而中間派的不滿則被卡馬喬領導下的極右翼引流。最終在警察與軍隊的決定性支持下，政變得以成功。
不過，莫拉萊斯的群眾基礎仍然在，這些親“爭取社會主義運動”的群眾社運組織仍然擁有大量的成員，我們或許將很快看到持續的反抗力量。畢竟，莫拉萊斯在前一輪選舉中贏得的選票並沒有人能夠真正挑戰。
中長期的政治經濟困局
倘若不把這個事件放置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在玻利維亞的迴響，以及”採掘新發展主義”（extractive neodevelopmentalism）的政治經濟模型的內生性矛盾之中，我們就很難真正理解它。兩位受訪者在解釋莫拉萊斯獲得長久支持的原因的同時，也從左翼視角提出了對莫拉萊斯政府的批判。
莫拉萊斯執政近14年，持續保持著民眾支持率，這源於這一新政治經濟模型鼎盛時期的活力。選舉前的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大抵對玻利維亞的經濟狀況滿意。莫拉萊斯執政期間，在脫貧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根據世界銀行的指標，極端貧困人口從38%降到了18%，如今在城市裡不足10%。玻利維亞成為了世界銀行所謂的“中等收入國家”。
莫拉萊斯執政的第二任期（2010-2014），被認為是他的“保守主義轉向”，他的政治方案很明顯是自上而下由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方案——二十世紀民族革命運動的改良版，在那些運動中，“社會主義的勝利”概念只是幻覺，因為革命歸根到底是民族主義的。在大宗商品繁榮期間，政府的經濟戰略一直依賴於低通脹，財政保守主義以及大量外匯儲備。
自2010年以來，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其政治聯盟開始取決於與東部低地地區的金融、跨國油氣資本和國內外農業工業資本的協議。在財政方面，莫拉萊斯任職期間為國家銀行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國家銀行的資產在2008至2017年間增長了3.6倍，從7億美元增至25.5億。隨著時間流逝，莫拉萊斯政府的核心社會基本盤已經變成了原住民小資產階層，他們由商人、小採掘主、小規模工業生產商和為出口服務的商業化農業的中規模生產商構成。大宗商品的繁榮期的背景下，這個階層在莫拉萊斯第一任期內壯大，因此改變了莫拉萊斯核心基本盤的階級構成。採掘部門中大型外國資本的邏輯，與原住民小資產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相伴而生。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廣泛的莫拉萊斯的消極支持階級，他們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因為在玻利維亞，收入越卑微的往往越有可能是原住民，而原住民則更有可能把選票投給莫拉萊斯。
過去三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已從2013年的6.8％高位回落至4.2%的平均值——仍然令人驚歎。採掘租金被補貼給那些勞動密集型部門，使得玻利維亞保持了低失業率，精準扶貧也在脫貧問題上取得了顯著效果。這些都可以解釋莫拉萊斯的高支持率。他是自這個原住民佔大多數的共和國從1825年成立以來首位原住民總統。
但是玻利維亞經濟，對於更廣泛世界市場的走向仍然是反應敏感的。它的外匯儲備已經枯竭，正利用債務槓桿來維持公共支出並掩蓋其下的現實困境，尤其在前一年（或者說是選舉的準備期）。與巴西一樣，“新發展主義”模式讓其掙扎於對初級商品的過分依賴、對進口的過分依賴（進口產品在貨幣增值下變得更加便宜了），以及與前者密切相關的非傳統和製造業出口的下降。自2014年以來，商業赤字一直在增長，財政赤字和債務也在增加，而在此期間，外匯儲備每年以20億美元的速度下降。
對於經濟中佔比越來越重的採掘主義，市場條件的惡化並沒有造成採掘活動的放緩，反而轉變成“誰能為跨國資本提供更有利可圖的採掘條件”的競爭。就像莫拉萊斯政府的所作所為所暗示的——在徵詢原住民社區意見之前，就把他們的領土開放給採掘發展計劃。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當下動力造成的社會生態災難正在加劇。今年夏天發生在亞馬遜的大火，不只在博爾索納羅的巴西境內，也波及了玻利維亞50萬公頃的領土。莫拉萊斯政府與東部農業綜合體密不可破的關係，是讓火焰蔓延的原因。
就像我們在為盧拉出獄這個民主運動的成果而歡慶的同時，卻不必給他任期的政府投射過多的激進想象一樣；我們也不用靠宣稱莫拉萊斯的社會主義血統來譴責這場政變的反民主本質。除非我們理解這些國家對”新發展主義資本主義”（neodevelopmentalist capitalism）的實踐及其背後的內生性矛盾，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2016年發生在巴西的把勞工黨趕下臺的“軟”政變背後的右翼勢力的動力及其所獲得的顯著的群眾支持，更無法解釋今天發生在玻利維亞某種程度上更“硬”的政變。最後，兩位受訪人意味深長地引用了馬克思的話作為他們這篇訪談試圖解釋的問題的回聲：“階級鬥爭如何創造出了形勢和條件，讓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國內】“喝風辟穀”的生意經
莊子在《逍遙遊》裡講述了一個“藐姑射之山神人居”的故事，他“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兩千年後，西安喝風辟穀國學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不僅賦名於這個典故，還開展了一系列線上線下“辟穀”課程，而且還躋身曲江新區政府的雙創補貼名單。這一事件引發了當地民眾乃至廣大網友、媒體的關注和質疑。
西安喝風辟穀國學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張一辰 攝
“辟穀”本是傳說中神仙的生活方式，而這家公司卻試圖將其可操作化、普羅大眾化，並宣稱能夠治療失眠、鼻炎、糖尿病、癱瘓、癌症等大大小小的疑難雜症。該公司公眾號“喝風免費辟穀”上的文章多為“87歲父親：辟穀救了我女兒，我必須試試”、“我的乳腺癌乾死了，還順帶減肥57斤”等。而相應的，有一些重病患者寄希望於“辟穀”治療，其中一些病情持續惡化，重則殞命，比如復旦大學博士于娟、杭州徐女士等。
這似乎顯而易見且老生常談的偽科學為何仍能登堂入室，引得各年齡段、各收入、文化水平的學員趨之若鶩？
對此，《新京報》在《“喝風辟穀公司”的生意，滿滿的都是套路》中分析“該公司的課程，也有著先進、成熟的操作模式”比如“線上線下交叉並行，以網授為主、面授為輔”。另一方面，“課程收費昂貴，一套導師課程下來需要25800元，給人造成‘物有所值’的錯覺”。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學員上完導師課程後，便可‘出師’傳授別人，也有傳銷的影子”。將“一個並不靠譜的養生療病方法，推成了能治百病的良方，而且成倍地、變相地挖取它的商業附加值，打出了一整套商業營銷組合拳”。
更為深層的是，重金修習“辟穀”這一行為本身可能成為了一種精神安慰乃至符號。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澎湃號”轉載的《我參加過的辟穀班：斷食、打坐、服氣、偷食》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以為，用購買美容減肥產品的方式購買古老的東方辟穀術，就能讓自己對身體的控制在消費的瞬間即得以實現”，“法國學者布迪厄在《區隔》一書中說，社會階級間區隔的重要因素並不在於個體所佔有的經濟資本，而在於他所擁有的文化資本。不同的文化資本決定了不同階層的欣賞趣味或是品味”。明星、企業家、國際政要的追捧為“辟穀”帶來巨大的廣告效應，據稱“王菲、李亞鵬、樂嘉、張紀中、樊馨蔓、凱特王妃等，他們中的不少人每年都到縉雲山找李一道長去辟穀靜修”。古老的東方辟穀秘術精準地迎合了處於上升階段並急於證明自身社會地位的中國新中產階層。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譚江華總結道，“辟穀成為了一種符號消費的商品。人們在選擇辟穀商品的過程中，追求的並非商品的使用價值, 而是商品所附加的能夠為他們提供聲望、表現個性、社會地位以及權利等帶有一定象徵性的概念和意義。辟穀本身給他帶來的是身份認同和自我地位的建構”。
但事實上，“辟穀”本來其實並不乏科學之處。《南風窗》在《喝風辟穀，養生為啥總走歪路？》中試圖澄清，“辟穀在《淮南子》《太平經》《二十四史》、藥王孫思邈的《千金翼方》，葛洪的《抱朴子內篇》等典籍裡都有所提及”。取其精華也不失為一種健康飲食指南，中文醫學核心期刊《中華中醫藥雜誌》《中醫雜誌》的很多結論最終提到，“辟穀提倡的‘節制飲食’思想是可取的，適量的飲食習慣有益身體健康，對於身體肥胖、糖尿病、高血壓患者等群體來說，少吃確實能幫助減輕身體負擔”。但斷章取義，將其吹出奇效，原有的合理性由此被邊緣化和汙名化，實則為一種捧殺。
不僅如此，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這次事件也引申出了中醫乃至整個國學實用主義的尷尬處境。文章進一步指出，輿論中的“喝風辟穀”正打著“國學文化”的旗號從政府和辟穀愛好者處圈錢。南懷瑾有個比喻深諳此點，孔孟是糧店，道家像藥店，佛學像百貨店。中醫養生即是“滋生旁門左道的重災區。層出不窮的荒誕偽養生就是一邊打著國學、中醫的擦邊球坑蒙拐騙，一邊進行抹黑”，“我們還沒把中醫安排明白，中醫養生卻早已把它汙名化”。
目前，據“澎湃新聞”跟進報道，《西安“喝風辟穀”公司，被取消政府補貼》；相關公眾號由於涉嫌發佈不實信息被停用；該公司的經營內容和經營資質受到投訴，也已暫停營業。但該事件的發生邏輯和程序依然值得注意，《錢江晚報》在《喝風辟穀獲政府補貼，審核把關在哪》中的追問不無道理：“這種公司怎麼註冊營業執照，進行稅務登記的？還能掛名文創產業園入孵企業，和文創產業掛上鉤，堂而皇之地開業運營，最後還能享受補貼，審核關到底是怎麼通過的？”《長江日報》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豈能鼓勵“喝風辟穀”這樣的偽創新》，“‘雙創’是鼓勵創新，但喝風辟穀公司……是一種偽創新，不僅扭曲了我們期待的創新，而且有可能從文化根基上摧毀創新”。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補充道：“各類‘偽養生’的崛起與倒掉，這既有某種權力的‘扶持’，也有個別媒體推波助瀾。產品固然可以輕易銷燬，但如果生產的流水線依舊，監管和執法仍然缺位，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停止。當然，需要補上科學課的，不只是普通民眾。”總之，該公司是如何進入並通過政府補貼名單的，是比“它是否應該進入”更重要的問題。
聊以慰藉的是，“喝風辟穀公司”在名單公示期間自下而上地遭到質疑並最終被取消資格，這可以說是信息公開的正面價值和期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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