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時，宦官仇士良專權。太和九年，宰相李訓與鳳翔節度使鄭注等密謀，內外合勢，準備剷除宦官集團。他們以左金吾衛衙署石榴樹上夜間有甘露降臨為名，欲誘仇士良等宦官前往觀看，伺機加以誅殺，由於事先所佈置的伏兵暴露，起事失敗。仇士良等率禁衛軍誅殺李訓，鄭注在鳳翔也被監軍宦官所殺，宰相舒元輿、王涯等多人亦連帶及禍，慘遭殺害。此事被株連的人極廣，在朝官員多達千餘人，史稱此政治事件為“甘露之變”。
但論史者對“甘露之變”的褒貶不一，或謂李訓、鄭注是小人、“二兇”，認為他們是政治投機；也有人認為李、鄭是政治改革者，對以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進行口誅筆伐。唐代詩人對此事變亦多有吟詠。
杜牧在《李甘》詩中說道：“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其冬二兇敗，渙汗開湯罟”。又《李給事中敏二首》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 江充來見犬臺宮。”皆斥責李訓、鄭注為奸臣小人，且指罵李、鄭為“二兇”。這樣的評論實際上是追隨史臣的調子，將改革者視為罪人，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李商隱則與杜牧的史觀不同，他的詩多是指責中央宦官專權、地方藩鎮割據、朝臣庸懦無能的，其《有感二首·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二詩紀甘露之變》，一首雲：“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雲堪慟哭，未免怨洪爐。”按“本初”即袁紹，“屈氂”指漢武帝宰相劉屈氂，這裡用了兩個漢代典故喻指唐代史事，意思是說李訓等人本想效仿袁紹一舉誅滅宦官，卻不料像劉屈氂被宦官反誣謀逆而遭族誅（參見董乃斌撰《李商隱詩的敘事分析》一文）。
又一首雲：“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宴，不廢用鹹英。”
這兩首詩是李商隱經甘露事變後有感而作的。他認為“訓、注傾險小人，朝右側目”，但對其討伐宦官之舉則是贊成的，認為“事雖不成，其志則卓卓可觀，當時士大夫反欲推刃閹人，一洩積憤，且畏威懼禍，無復有訟其冤，至比之亂臣賊子、頑懦之夫，寧復有聞陳蕃、何進之風而興起者乎？”
李商隱又作《重有感》詩云：“玉帳牙旗得上游，安危須共主君憂。竇融表已來關右，陶侃軍宜次石頭。豈有蛟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晝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
李商隱作詩，用典過多，意旨也有些隱晦，這裡就不作繁瑣解釋了。但他明白地指出仇士良肆意屠戮、蔓引株連，殺害公卿大臣，朝士懾於其淫威，脅息箝口，而各地藩鎮卻無興師問罪討伐的義舉，只有劉從諫上疏責問宦官何以殺害王涯等三位宰相及諸多朝士，其罪何在。然而劉從諫一紙文書，又有多大作用？當時宦官當權，君主受制，太阿旁落，闕下稱兵，方鎮坐擁旄鉞，卻無清君側之師出，所謂“君辱臣死”之語，不過空唱高調的虛辭。這個時候，外朝臣僚已經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徒喚奈何而已！
杜牧
杜牧、李商隱對於“甘露之變”的詩評，雖然各有立場上的差異，但可見當時文士的視角，與今日主流派對於李訓、鄭注大加稱讚的觀點大有不同，若對甘露事變進行再評價，則此二人之說自有其參考價值，足以反映當時文人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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