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指出：“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展規律，推動理論創新。”無論對當代中國還是當代世界，都是這樣。在弄清了我們在當今世界所處的時代方位之後，認真研究這一時代之中存在的具體而又重大的問題，則成為另一項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務。
1984年10月，鄧小平指出：“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 1988年12月21日，鄧小平又指出：“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又強調：“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因為當時緊緊抓住了和平與發展這兩個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問題，才最終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的國際意義和世界意義。
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與人類社會一道跨入21世紀。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明確提出：“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
習近平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中關於“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的重大判斷。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於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大黨大國實際，洞察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放眼當今世界發展現狀，展望未來世界發展走向，十分敏銳地捕捉到“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延續發酵所必然產生和已經產生的結果，即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等一系列問題，及時提出“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這三大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意義的問題。
習近平所說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是鄧小平所力求解決的和平與發展問題，而他所說的“治理赤字”本質上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化新帶來的共享問題。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共享這一新出現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地擺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今世界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個重大的全球性問題。
1．和平問題
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仍未走出低谷，新一輪更大的金融乃至經濟危機仍在醞釀與積聚。全球目前正經歷著艱難、複雜多變的時刻，世界正處於百年以來的大變局。資本主義霸權國家為了走出和轉嫁危機，加緊在一些地區製造國際緊張形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向國防部提交了一份評估報告，評估發動一場戰爭來轉嫁目前經濟危機的可行性。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經濟危機，特別是1929年開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使美國真正走出危機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為了維護美元霸權和金融化積累機制，利用其經濟金融、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和規則規制等綜合霸權，配合其時而加息召喚美元迴流、時而量化寬鬆放任美元在全球氾濫等金融手段，在全球戰略要地製造地緣政治麻煩和種種事端，在相關國家不時掀起金融經濟風暴，以轉嫁其國內危機、維護其世界霸權。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國有著深深的意識形態偏見、制度偏見和戰略疑懼，正在發展的中國遭遇西方霸權國家的遏制、打壓越來越公開、急遽。敘利亞危機、烏克蘭危機等地緣政治衝突，已經威脅到世界上相關主要大國的核心戰略利益，各個大國在背後的較量與博弈日益激烈。西方軍事霸權主義可能抬頭，絕不能排除其日益增長的戰略冒險，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2．發展問題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大勢所趨，但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仍然主要是由國際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
今天的人類社會創造與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的不平衡不僅存在於多數國家與地區的內部，而且存在於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並且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呈日益擴大之勢。資本的全球流動使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複雜的社會與國際分工體系使得勞動者的聯合遠比大工業時代更為困難。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大量的利益受損者，特別是那些缺乏技術的藍領工人。資本回報率遠高於經濟增長率，更高於勞動收入增長率。
世界經濟整體復甦還有較長的路要走，國際金融經濟領域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和風險。各國經濟結構調整面臨不少困難，各種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上升，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和再平衡期。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發達國家內部出現明顯的“逆全球化”的現象。美國加緊重構區域經濟貿易合作體系，奧巴馬時代美國期待重塑全球經貿規則，特朗普時代倡導美國優先的貿易保護政策，這實質上仍然是企圖繼續主導國際經貿新規則、新標準，以維護其霸權私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預示著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模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和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迫切需要結構性調整。現在的世界正處於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的國家與代表極少數人利益的國家之間競爭、較量的“相持階段”。整個危機極可能要再延續十餘年甚至更長時間，我們要充分估計到這次世界經濟調整的長期性、曲折性、殘酷性和血腥性。從根本上說，促進世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和新的發展體制機制。
3．共享問題
習近平所說的“治理赤字”的解決途徑是“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個原則。在這三個原則中，“共商”“共建”是手段，“共享”才是目的。在“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個全球性問題中，“共享”既是“和平與發展”的目的，同時又是“和平與發展”的決定性前提。“共享”無論在“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個原則中，還是在“和平、發展、共享”這三大全球性問題中，都處於目的性的位置。可是在當今世界，“共享”卻成為令人憂慮、亟待解決卻又十分難以解決的突出的現實重大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早已出現，但至今尚未解決。列寧明確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經是金融資本……整個世界的命運簡直就掌握在幾百個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的手中。”1916年上半年，列寧在其著名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更是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幹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於投機者。”
數據是枯燥的，但有代表性的數據往往會通過最為簡捷的呈現方式直指事物的本質。為了充分證明列寧當年關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判斷沒有過時，同時也是為了充分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關於共享問題的正確和重大，筆者在這裡用近幾年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披露的相關數據進行佐證。2016年1月1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前夕，慈善組織樂施會的報告說：“失控的不平等現象導致62個人擁有的財富，與全世界最窮的一半人擁有的財富一樣多。而5年前，這個數字還是388人。”美國《外交》雜誌2016年1/2月號刊登的《不平等與現代化》一文指出：“19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佔全部國民收入的18%左右，2011年則掌握全國40%的財富……1965年，美國350強從業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現在則是273倍。”2016年3月9日，奧利弗·格林在奧地利《新聞報》的文章中說：“2010年，擁有一半世界最貧窮人口的財富的人能夠裝滿一架飛機的話，2015年則只能裝滿一輛巴士。” 2016年5月23日，美國《時代》週刊刊登了拉娜·福魯哈的《美國資本主義的重大危機》，文中說：美國“金融部門目前佔美國經濟的7%左右，大約高於1980年的4%，但它目前拿走全部公司利潤的25%左右，創造的就業崗位卻只佔區區4%”。2018年10月5日，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發文說：“2016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富與最貧窮的90%的家庭相當。雖然自1986年以來，90%底層家庭的平均財富保持在同一水平，但1%頂層家庭的平均財富增加了兩倍多。” 2018年，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的狀況進一步加劇，26名億萬富翁的資產相當於全世界一半人口——38億人財富的總和。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分化給世界政治與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反過來又導致增長和分配、效率和公平特別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更加惡化。
羅馬教皇方濟各在其2013年出版的首部宗座勸諭書《福音的喜樂》中，以各種犀利的言詞批判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他表示：資本主義經濟是劫掠窮人的經濟，其本質無異於“謀殺”。他斷言：“資本主義專制”將導致更廣泛的社會動盪；由這個體制造成的不平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崩潰和死亡。他表示，這個體制鼓勵毫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思想，西方金融體制需要“全面整頓”。
貧富差距鴻溝是世界經濟增長缺乏新動力、發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的經濟根源，是世界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這說明，一是和平與發展是問題的表象，能否共享是問題的根源和實質；二是和平與發展是我們要達到的彼岸和目標，設法解決共享是我們達到彼岸和目標的橋與船，即根本路徑；三是共享問題如果達不到有效解決，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的解決也無從談起。從本質上說，全球範圍內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各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鴻溝現象的出現是資本主義所必然釀就的罪孽。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或終結，而恰恰是社會主義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先決性條件。
在一定意義上講，高屋建瓴地抓住事物的根本矛盾，正確地提出問題，就在解決問題的征程上走了一半的路程。習近平在鄧小平“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之外，深刻地提出“共享問題”這一“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存在的根源和解決的根本路徑，無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什麼是共享？從一定意義上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共享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和根本特徵之一。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在我國內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其中共享是落足點。在解決當今世界存在的兩大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共商、共建、共享”這三大理念，其中共享又是落足點。這也就是說，不僅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救世界，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今後的世界史將是進一步證明這一真理正確性的歷史，是證明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一重大結論正確性的歷史，這是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的根本信心所在。
作者：李慎明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
本文節選自宣講家網獨家文稿《新時代戰略機遇期的相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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