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史之亂結束後，唐廷與河朔藩鎮間的矛盾也不斷在產生著，甚至發生過“四鎮之亂”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但是正如人們早已注意到的，唐廷與河朔的衝突其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小了。
傳統的解釋常將這一現象歸結為，由於唐廷無力取得對河朔戰役的實質性勝利，因此被迫逐漸放棄了對河朔地區的控制權，於是只能默認與縱容河朔藩鎮的半獨立狀態。
不過我在這裡想強調的卻是，唐廷對河朔的“放棄”，也不完全是被動的，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唐廷也是在主動“放棄”河朔。這種“主動”放棄的背後，關涉的是唐廷對河朔的一種政治心態與理念的變化。
安史之亂結束之初的代宗一朝，一向被認為是一個“姑息”河朔藩鎮的時代。不過早有學者指出，其實代宗朝政治矛盾的重心，已由唐廷與安史餘部的矛盾讓位於宮廷鬥爭，及唐廷與關中軍閥以及與西部吐蕃的較量。
不過代宗一朝寬容藩鎮的態度，確實堅定了這些藩鎮擅地自襲的決心。
向這一聯盟發起挑戰的德宗。德宗的即位，真正拉開了唐廷在安史之亂後重振權威的序幕，建中二年，德宗乘成德舊帥李寶臣去世之機，決定裁抑兩河藩鎮。而這一切，要直到不久之後京師長安“涇師兵變”的爆發才有所調頭，為了穩住關中犧牲的則是德宗對河北、河南藩鎮的全線赦免。
永貞元年（805）即位的憲宗也是在成功打壓了京畿周近以及南方的藩鎮後，開始與兩河藩鎮較量。
憲宗的初衷和德宗頗為相似，即不僅想要實現中央對兩河藩鎮“輸稅、立官”的義務，而且意欲更革其世襲的積弊。雖然和德宗一樣，憲宗在之前也已經取得了制裁其他藩鎮諸如西川和浙西的巨大成功，但其制裁河朔成德藩鎮的想法卻在一開始就受到了無論是宰相還是翰林學士們的質疑，以至於自己對此事是“儀久不決”，以至於最終選擇放棄。
對比德、憲二帝對兩河藩鎮的故事，我們可以發現，憲宗比較早地意識到“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無法一蹴而就，相較於德宗興師河北時的意氣奮發，憲宗對待河北藩鎮其實是委婉妥協了。憲宗“元和中興”的成功，自然也就不是建立在完成這個曾經讓德宗孜孜以求的目標基礎上。
而對於此後即位的穆宗及其臣下來說，也許正是沒有意識到憲宗“元和中興”的成功，其實恰是以向河北河朔藩鎮妥協為代價來實現的，因此當他們再一次試圖將河南、河北等同視之，並且以強硬的措施加之於河北三鎮時，他們發現，唐廷現在連憲宗時代所取得的對河朔藩鎮的主導權都已經喪失了。
隨後的文宗一朝可能是確立唐廷與河朔關係新定位的關鍵時期。表明上看文宗即位不到一年就向於河北的橫海鎮用兵，顯示了唐廷對河北的再度強硬。
但就文宗本人而言，作為安史之亂後首位不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皇子，文宗本是不久前敬宗暴斃後的宮廷輕軋中意外即位為帝的。但就文宗此次意欲討伐的橫海鎮來說，作為河北藩鎮中影響力最弱的橫海，其在憲宗平定淮西后就已經結束了世襲的傳統，此後的節帥任命權一直掌握在中央手中，顯然這其中自然有其樹立政治合法性與權威的意味在內。
但歷史顯然高估了文宗的政治抱負和能力，因為對資歷與實力均不算太強的橫海的討伐，唐廷也進行了三年才“僅能下之”，而且還導致了“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的局面。另外，橫海之役的結果也並沒有加強唐廷在河北權威的樹立，因為就在戰役結束前夕，文宗首肯了位於河北西部、此時出於勤王一方的義武軍節度使的內部推任，而不是由中央任命。
因此與其說是文宗為大和初年的河朔戰役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倒不如說，文宗只是給自己找了一個體面的下腳臺階。
可見，由武宗時代最終確立下來的“河朔傳統”，是唐廷與河朔三鎮在名實方面妥協的產物。雖然表明上看，它似乎加劇了河朔藩鎮的割據狀態，但是倒真是幫了日漸孱弱的帝國大忙。
因為在唐末動亂之際，這樣一個具有“傳統”特權的河朔，卻真成了基本沒對帝國造成太大威脅，甚至還可以提供給帝國些許援助的地方。比如獨自鎮守在帝國東北邊疆的幽州藩鎮，自給自足地扛起抵禦契丹入侵的重擔。
以唐廷承認藩鎮帥位世襲為核心的“河朔傳統”，並非安史之亂結束後不久就已奠立的一個傳統。他是唐廷與河朔藩鎮歷經八十年左右的較量後才逐漸形成的。“河朔傳統”形成的歷史，其實是唐廷為什麼會退出河朔。
固然，誠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唐廷在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使得它力圖收復河朔控制權的行動無法取得成功。但這些問題並不是從唐廷試圖收復河朔伊始就已存在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諸如軍事的疲軟、財政的拮据、政治的腐敗等問題，確實是日益變得嚴峻了。
唐廷的退出河北河朔，不僅是因為上述問題的日益嚴峻迫使它“被動”或“無奈”地放棄對河朔的控制權，而是在主觀上，唐廷也已經不想再去幹涉河朔了。換言之，唐廷的離場，既是一個關涉其政治能力的問題，更關鍵的，則是一個關涉其政治理念的問題。
這個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河北對帝國的意義究竟在哪裡，或者說它對帝國究竟還有沒有意義？這背後，暗藏著的其實是一條現實的地緣政治考量逐漸壓倒舊有意識形態的邏輯鏈。
9世紀後的士人逐漸意識到，河朔藩鎮至晚在大曆末年即已形成的“意在自保，勢無他圖”的心態，決定了它們實際上已經不構成對帝國的致命威脅。而當時的環境來看，河北的存在與否對帝國的正常運作也沒有太大影響。他既不為帝國提供財賦，也不為帝國分擔近在咫尺的起義壓力。相反，沒有河北，帝國到時可以減輕不少經濟和邊防負擔。
如此來看，得失與否天平逐漸偏向“放棄河北”一邊或許也就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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