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全球化及互聯網技術帶來了社會情境的變革，並催生知識生產新模式。新模式跨越學科和組織邊界，挑戰了大學作為知識生產中心的傳統地位。吉本斯等人將當下知識生產中的變革歸結為“知識生產新模式(亦即‘模式2’)”，並將之前的知識生產模式命名為“模式1”。我國學界普遍將模式2作為科學理論並理所當然地加以接受，少見關於其合理性的深入探討。但模式2是否是一個科學理論，以及該理論的有效性、新穎性，在西方歷來頗受質疑。文章基於庫恩的科學理論評價標準，從精確性、一致性、廣泛性、簡單性和有效性五個維度，評述了知識生產新模式作為理論的合理性。研究發現，“知識生產新模式”更像是一個正在成熟的理論闡述，具備了作為理論的基本框架，但因其理論根基的不足，加之現實變動不居，沒能上升為純粹穩定的理論範疇。
關 鍵詞：知識生產新模式/科學理論/庫恩/吉本斯/模式2
作者簡介：郝丹，女，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遠程教育》雜誌社副編審，主要研究方向為學術傳播，遠程教育；郭文革，女，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技術，遠程教育。北京100871
一、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為人類社會的工業進步、經濟繁榮、文化傳播帶來了現實上的種種可能性。社會經濟全球化態勢的萌芽雖早於互聯網的誕生，但亦是藉助互聯網的便利走向高潮。在如此社會情境中，大學作為知識生產的主體面臨了挑戰，不得不有所應對。
知識生產新模式(New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是吉本斯等人於1994年提出，用以描述當代社會中正在發生的、跨越學科和機構邊界的知識生產模式的變革。吉本斯等將知識生產模式劃分為模式1(Mode1)與模式2(Mode2)，用以表徵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其中，“模式1”即“一種理念、方法、價值以及規範的綜合體”，“一種知識生產的形式”，並且由於其生產知識的情境主要存在於高校中，因而模式1被認為是“等同於所謂的科學”，其中所認定的重要的問題，誰可以從事科學工作、什麼是好的科學，都由認知的和社會的規範來決定，“科學”和“非科學”之間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1][2]然而，模式1的這些特質也正在當今社會變遷中遭遇困難。
於是，吉本斯等人提出“模式2”，用以命名知識生產的新模式，並作為對模式1的補充與發展。模式2的提出在科技政策、高等教育研究、管理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①在我國教育學界，知識生產模式2理論也逐漸受到廣泛的關注，[3][4]並被用於分析一些教育現象，如大學的知識生產、[5]高校的教學改革、[6]一流學科建設、[7]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改革、[8]高校智庫的發展、[9]博士培養模式的變革[10]等等。知識生產模式2理論儼然已經成為近年來高等教育研究界應用最為廣泛的理論之一。
知識生產的模式2理論雖然影響很大，但在西方學界，來自科學史、科學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對這一概念的有效性、新穎性也不乏質疑的聲音。[11]反觀我國學界，似乎更多將知識生產模式2作為一個恰當描述當下知識生產模式的概念理所當然地加以接受，少見關於知識生產模式作為科學理論的合理性問題的深入探討。
為此，本研究嘗試從知識生產模式理論的基本命題出發，以庫恩的科學理論評價標準為依據，[12]評述知識生產新模式作為科學理論的合理性。研究者期望以此來回答如下問題：知識生產新模式是否可以作為一個科學理論？更希望對其答案的追尋能為明確“知識生產新模式”在後續相關研究中的位置(作為理論框架、作為中介變量或是作為環境因素)做出有益探索。
二、知識生產新模式的基本特徵與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
(一)知識生產新模式的基本特徵
知識生產模式中的“模式1”由吉本斯等人歸納提出，[13]符合默頓範式的特徵：知識生產主要在單一學科的認知語境中展開，學術興趣是主導，同質性、等級制是其組織的主要特徵，知識生產主要接受學術標準的評判。[14]然而，全球化趨勢及其對技術發展與科學研究的衝擊，使得模式1難以適應社會變遷對知識生產的新要求，進而陷入無法與社會應用情景和諧融合的困境。
吉本斯等人看到了由知識生產賴以存在的社會情境催生出更具適應性的新的知識生產模式，並首先將其命名為“知識生產新模式(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NPK)”，或曰“模式2”，[15]該模式“不僅影響生產什麼知識，還影響知識如何生產、知識探索所置身的情境、知識組織的方式、知識的獎勵體制、知識的質量監控機制等等”。[16]
歸結起來，模式2聚焦於知識應用和基於知識的問題解決，包括並鼓勵以下原則，這也是模式2的五個基本特點：[17]
1.應用情境中的知識生產。模式2的情境是由“更加分化的知識和社會需求所決定的”，知識的生產是社會中“更大範圍的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其生產需求來自政府、企業、高校等各種社會主體面臨的現實問題，知識生產的成果主要服務於應用型需求。
2.跨學科。模式2所寄身的應用情境決定了知識生產所要解決的問題不能限於單一學科的知識框架。模式2中問題的解決更促生了跨學科的出現，其獨特的理論結構、研究方法和實踐模式中衍生了跨學科的問題解決方法。
3.異質性與組織多樣性。前兩個特性為知識生產模式2帶來了知識生產場所、溝通方式以及所涉及研究領域等方面的異質性。如此，使得更多元的知識生產組織涉足其中，更在異質性的生產過程中產生了新的、多樣的組織形式。
4.社會問責與自反性。同樣是由於模式2強烈的應用情境性，所應對的問題、所生成的解決方法以及所生成的知識，都具備濃厚的應用特性，也即：響應現實社會中各個領域的需求，探索可行的解決方案，生產直接可用的知識，最終應用到問題情境當中。因此，其知識的生產中的問題解決與否是多元化參與者的關切，模式2於是需要應對來自社會的問責，開展對知識生產的方式、過程、結果等方面的持續反思，以期建構更適合應用性情境的新知識。
5.更加綜合的、多維度的質量控制。在模式2中，傳統的學術研究質量評價方式已不再適用，因而必須產生滿足前述4個特徵的質量控制新體系，需要關照“不同範圍的學術興趣以及其他社會、經濟或政治興趣的應用的情境”。
關於模式2的五個基本特徵，諾沃特尼等後來進一步將其闡釋為模式2社會的17個描述，[18]並藉此特別強調模式2的應用領域不僅限於科學研究，還應覆蓋整個社會。
總結起來，知識生產模式1與模式2的差異主要存在於表1所示的五個維度之中。
(二)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
鑑於知識生產新模式與應用情境的高度融合，有必要探討“知識生產新模式”是否已經成為科學理論或具備相應的潛質。對某個概念性的闡述能否上升為科學理論，庫因提出了科學理論評價的五個標準，包括範圍的精確性、內部一致性等，被廣泛應用於自然科學。[19]鑑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學術標準方面有事實上的相通之處，本文擬採用庫恩的評價標準來探討“模式2”的闡述是否是完整而合乎標準的理論。
為了儘量客觀地評述跨越學科界限、與應用情境充分融合的知識生產新模式，本文嘗試對庫恩的五個標準[20]做拓展闡述：
1.精確性(Accurate)。在這一理論界定的範圍內，從理論導出的結論應表明同現有觀察實驗的結果或實踐領域的現狀相符。
2.一致性(Consistent)。理論本身具有內部一致性，並且與外部已有公認理論、概念相一致。
3.廣泛性(Broad Scope)。理論的視野應當廣闊，尤其在其提出之後，不可僅限於最初所發生的現象、規律。
4.簡單性(Simple)。理論的闡述應當簡潔，表達中所包含的約束，使得相關理論現象與實踐現象呈現出必要的秩序，避免孤立與混亂。
5.有效性(Fruitful)。該理論自提出之後，基於此應當催生足夠數量與質量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成果，揭示出理論和實踐當中已知現象之間，新現象之間以及新現象與已知現象之間的關係。
以下將從庫恩的五個標準出發，探討“知識生產新模式”的合理性與可能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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