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最早出自於《管子》一書，該書主要講了管仲學派關於富國與強兵的思想，可以說富國與強兵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富國是強兵之本，是強兵的基礎，只有國富，才能兵強，才會有強大的國防。
縱觀中國歷史上幾個強大的朝代，譬如一統天下的秦，威震四海的漢，抑或是四方來朝的唐，我們或多或少都能探尋到這條規律的影子，先富國，而後強兵。
商鞅以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促進了秦國經濟的發展，秦國一舉成為戰國後期最富強的國家，軍隊戰鬥力也大幅提升。桑弘羊推行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大幅增加了西漢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武帝征伐四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唐太宗勵精圖治，採取輕徭薄賦、戒奢從簡、發展生產等措施，使得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為強大的國防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曆史是經濟上富足的朝代，一般軍事實力也不會弱，此前說了，因為富國是強兵的基礎，只有政府有錢了，國防的投入才會增大，才會採取一系列措施提高軍事實力，確保手中能有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然而，也有意外，“國富兵強”這條規律在宋朝卻明顯失了效果，作為我國曆史上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朝代，北宋的經濟總量能達到當時全球的一半，南宋甚至達到當時全球經濟總量的八成。但是，北宋和南宋的軍事實力與同期它的經濟地位相比，大相徑庭，軍隊的戰鬥力可以用“渣”來形容。太宗期間的兩次北伐失利，宋夏戰爭期間的三戰三敗，與南疆交趾作戰失利，佔優情況下籤訂的“澶淵之盟”，可以說，宋軍基本上就是一支“常敗之師”。
為什麼宋代“國富兵並不強”呢？在一定程度上說，宋朝政府對軍隊還是很捨得花錢的。據陳襄《論冗兵札子》記載：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用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佔其五。 這些還都是養兵最基本費用，如發生戰爭，則將是另外一番情形。北宋朝廷在勒緊腰帶過著苦日子，將每年財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劃給了軍隊，為什麼換不來一支強大的軍隊呢？
困住宋軍戰鬥力的“枷鎖”。這個“枷鎖”是什麼？是宋朝開國以來以文制武的理念，是太祖、太宗創立的一系列“抑武制度”。在這些制度中最關鍵的一條就是改革中央軍事機構，將樞密院與三衙兵權收於皇帝本人，樞密院只有發兵權，三衙只有管軍權，雖然三衙控制著軍隊核心的權力，但是沒有樞密院的指令，三衙卻無法調動軍隊。
同時，太祖收走了三衙長官的出征權，使得大批高級將領淪為了擺設，另又任命文官成為樞密院的主要長官，甚至到了後期，武將連“二府”都無法進入。
一系列的制度，完全打散了軍權，雖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北宋皇家的安全，卻使得整個國家陷入危機。如爆發戰事，從軍事準備到最終的出兵作戰，環節冗長，又由於不同的環節由不同的部門管理，一旦其中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將產生連鎖反應，往往還未到決戰時刻，敗局徵兆已現。
用人亦疑人。《三國志·魏書·郭嘉傳》裴松之注引《傅子》上有句話，叫“用人無疑，唯才所宜”，用人不疑是就要充分信任他，不要有所懷疑，顯然宋代的歷代皇帝都無法做到這一點。由於北宋通過“陳橋兵變”建國，所以對於武將的防範甚為嚴密，尤其是領兵出征的武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句話不會出現在宋朝的朝堂上。
太宗是怎麼辦的呢？強化監軍的作用。雖然監軍並不是太宗首創，卻在他手裡發揚光大，監軍的勢力在他的時代得到了大大的強化。監軍多來自皇帝身邊的宦官，由於不懂軍事且權力凌駕於主將之上，易與主將發生衝突，北宋猛將郭進即被監軍迫害致死。同時朝廷也不肯把戰場上指揮的大權交給前線的將領，要的就是將領間互相牽制，多頭指揮，由於沒有戰場臨時處置權，戰機稍縱即逝，最終自廢武功。對武將的懷疑和防範，使得這些前線的將領喪失主動，無心作戰，敷衍塞責，政府的軍事能力自然大打折扣。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強兵是個複雜的、系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基礎的就是軍隊的訓練水平，而北宋初期由將不帶兵、兵不識將，日常不重視教閱訓練，軍隊訓練水平是嚴重下降的。平常訓練水平不行，等到了戰場上就會得到懲罰，就如同太宗朝涿州戰場上那般混亂模樣，“萬口傳叫，囂聲沸騰，轍亂塵驚，莫知攸往”，大戰在即，有的還在取兵器，有的還在陣中亂竄，沒有一點基本的軍事素養。
雖然北宋正規軍的數量從開國初的二十萬到英宗朝的一百六十萬，百年之間翻了八倍，數目龐大，但軍事素質較差，作戰能力低下，遇強敵一觸即潰，沒有打好軍隊的基礎，再多的人，再多的錢也無濟於事，強兵只是個夢想罷了。
參考文獻：鄧廣銘《遼宋夏金史講義》、黃純燕《宋代財政史》、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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