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面對湧入長安的更始軍士兵，新帝王莽將會想起眾人勸進那一幕。
其時代漢建新，開啟“新時代”，春風得意。誰知恍惚十五年間，天下大亂，烽煙四起。如今自己身敗名裂，為俎上魚肉，已經68歲的老王，始料未及。
王莽不會想到，自己被殺後，身體會被更始軍士兵分裂，剁成肉塊，而頭顱則被切割下送到宛城懸於鬧市，甚至舌頭也被人切去吃掉。
王莽更不會想到，在死後的近兩千年間，自己將以“篡位者”之名遺臭萬年。
“當年推我做皇帝的，難道不是天意民心嗎？”
1. 外戚之家
公元前45年，漢元帝初元四年，王莽出生。
在古代，一個牛逼人物的降生往往伴隨著異象：什麼“雷電晦冥”啊，“紫氣充庭”啊，“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啊……
王莽呢？別說異象了，哪怕在王氏家族裡，他的出生恐怕都不能算是個事兒。
雖說他的父親王曼，是當朝皇后王政君的親弟弟，但是要知道，王莽的爺爺育有八男四女，而王曼並不是長子。按宗法制來說，王曼一支在家族裡沒什麼地位。而王莽也非王曼的長子：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王永。
可以說，雖然生在外戚之家，但王莽的血統，並沒有給他太好的順位。
劇照：王政君。老王家的靠山
不幸的事還在後面。
公元前33年，漢成帝繼位，王政君順理成章地成為太后，於是大封兄弟：以長兄王鳳為大司馬，權傾朝野；又封弟弟王商等六人為侯。王氏一族，飛黃騰達。唯獨王莽一家時運不濟。父親王曼，以及哥哥王永都沒活到這時候就去世了。家中沒了頂樑柱，只有寡母、寡嫂和小侄子，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依靠王莽的幾位叔伯。
生活的重擔，夾雜著人情世故，壓在了這個12歲少年的肩上。
然而王莽並不抱怨。他坦然接受了這一切，並在這種命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史載：
“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王莽待人，溫良恭儉，不擺架子；侍奉母親、寡嫂，撫養兄長的孤子，既周到，又檢點；不管是結交才俊，還是侍奉家族叔伯，都委婉有禮。
王莽的大伯父王鳳生病，王莽親自照看，併為王鳳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老王家飛昇之後，王氏子弟多“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相比之下，王莽的行為宛如一股清流，不僅諸位叔伯喜歡，名聲也傳得快。
王鳳臨終前，囑託妹妹，即太后王政君照顧王莽，而王商則直接提出分自己的采邑來為王莽加封。當時的名士，如戴崇、金涉、陳湯等人，也都為莽請封。戴崇、金涉在今天沒什麼名氣，陳湯卻是個大人物：滅北匈奴，豪言“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那個人，正是陳湯。
就這樣，一個家道中落的窮小子，沒有耀眼的政績，更沒有軍功，卻在29歲的時候封了侯。
取得這樣的成就，固然與王莽本人的德行和名望有關，與家族叔伯、姑姑的照顧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託時代的福：
在那個儒學大盛、標榜“仁”和“禮”的時代。
2. 儒學時代
與一般印象中儒學獨霸古代中國政壇不同，初創時期的儒學那是相當不招人待見：
遙想孔老夫子當年，周遊列國，到處推銷自己的治國之道，卻從未被採納。而儒家學說的傳人，如孟子、荀子等，也始終沒能以儒致仕，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
秦朝建立，儒學竟遭到一記暴擊：焚書坑儒，差點斷了它的氣。
及劉邦立漢，政治上一面承秦制，以法治國；一面又大興黃老之學，與民休息。得益於漢惠帝時期“挾書律”的廢除，儒學與百家思想一道，開始慢慢復甦。漢初雖然已經有儒生仕官，但在國家治理中，儒家的主張插不進一腳。
轉折點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即20世紀初史家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過初高中歷史教科書多年的“教導”，人們普遍認為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已經掌控了一切。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儒術並沒有被獨尊，百家學說也沒有真正被罷黜。甚至連漢武帝本人，其治國思路仍是以法家學說為主，雜取百家。
設太學，授儒經，這大概是儒家從漢武帝那裡得到的最大好處。
數十年後，漢武帝的孫子漢宣帝，與他的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有一段很精彩的對話。
史載漢元帝做太子的時候，“柔仁好儒”，見其父漢宣帝多用酷吏，行法家之道。便忍不住勸：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沒想到漢宣帝一聽就不高興了，拉著臉一本正經地說道：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字字如針。
說完漢宣帝還不過癮，又補了一句：
“亂我家者，太子也！”
元帝只是好儒，多了句嘴，就被老爸批“亂漢家天下”。可見在漢宣帝時期，儒學尚不能被“獨尊”。而關於西漢的治國之道，漢宣帝說得也很明白——霸王道雜之。
何為霸道？何為王道？
這個問題後世的唐高宗曾問其臣令狐德。令狐德回答說：
“王道任德，霸道任刑。”
換言之，王道即以儒學為代表，為政以德；霸道則以法家為代表，為政以刑。而“霸王道雜之”的另一個意思就是不教條主義：
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公元前49年，“仁柔好儒”的漢元帝繼位。上臺後的漢元帝，不僅大肆提拔任用儒生，更是將儒學“仁政”的思想在國家治理中踐行。漢成帝時延續了這種做法。所以錢穆才說“漢自元、成以下，乃純用儒術”：
真正的儒學時代到來了。
而王莽本人也是順從於時代洪流的。史載：
“（王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如此，王莽以德行符合當時的價值觀，因名聲好而封侯也就不足為怪了。假如他所處的時代是文景、武宣之際，就難有這種封侯的好事了。
3. 氣數已盡
儒學終於興盛了，但漢家天下卻並未因此變好。
西漢末年的形勢是很嚴峻的。元、成時期，土地兼併嚴重，自然災害頻發，財政捉襟見肘，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雖然此時的強漢對外還是很強悍，但在帝國內部，危機四伏已不是一兩天的事了。
漢元帝剛繼位時，在朝中一大班儒生的建議下，撤銷了鹽鐵官，以示讓利於民。然而諷刺的是，沒過多久就因為“用度不足”，復設鹽鐵官。多麼尷尬。
另一方面，國內現狀的捉急，引發儒生們的普遍不滿。而災害頻發，竟讓儒生們自帶的天賦——“天人感應”覺醒了。
“天人感應”，是董仲舒雜糅儒家墨家之學，將“天意”與“人事”相聯繫的學說。即所謂“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 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 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也就是說，當人的做法順天意時，上天會降下祥瑞吉兆；若上天不同意人的作為，則會以災害（水、旱、蝗蟲、地震、失火），或者異象（彗星，血雨）的形式警告世人。
想當年，漢武帝之所以要“絀黃老、刑名百家言,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一方面是要藉此突破黃老之學對漢武帝霸業的束縛，另一方面是為了以儒學的“仁”和“禮”，來緩和漢法秦制所激化的社會矛盾，即“外儒內法”。而後來漢武帝召見儒家大名人董仲舒，更多的還是希望藉助董先生的學說，明君臣尊卑，借天命立大漢之威。
只是漢武帝算盤打得太好：萬一這幫儒生假託天意搞事情怎麼辦？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生火災。董仲舒一看好機會啊，便藉此作書，說這兩次火災其實是上天對漢武帝不滿，以此宣揚“天人感應”。卻不想漢武帝聞之大怒，差點剁了董仲舒。
對務實的漢武帝來說，你儒生借異象、託天意粉飾太平可以，但批評時政？絕對不行！
西漢末年的元、成、哀三帝，各方面都比漢武帝差了一大截。他們不僅性格柔弱，而像元、成二帝這樣的，本身就是儒家的忠粉。儒生們隨便說兩句，很容易就把皇帝帶跑偏。那坑爹的“天人感應”，徹底管不住了。
而大漢的確也是倒黴：公元前後，全球開始進入“小冰期”，自然災害接二連三。舉目望去，天下盡是“不祥之兆”：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
在一片唱衰大漢的聲音中，漢哀帝頂不住了。在儒生方士的攛掇下，他祭出了大昏招——“再受命”。
公元前5年，漢哀帝建平二年，漢哀帝下了一道詔書：
“漢興二百載，歷數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
什麼意思呢？漢朝氣數盡了，但老劉家有幸再受一次天命，於是本皇帝現在改元，改國號，以後我也不是漢朝皇帝了，而是“陳聖劉太平皇帝”，甚至，哀帝連計時方式也給改了。
漢哀帝原本指望通過“再受命”扭轉國運。然而兩個月過去了，國運還是那麼爛。漢哀帝不得不又取消“再受命”，老老實實繼續當漢家天子。
然而問題來了，你不是都下詔說漢朝氣數已盡了嗎？
4. 內聖外王
漢武帝太需要一個救世主了。
接下來這個救世主的故事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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