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是賈雷德·戴蒙德發表於上個世紀的一本書，曾經獲得1998年的普利策獎，之後還獲得了英國科普圖書獎。戴蒙德用自己生物學的知識，介紹了病菌對人類歷史的作用。在我人類歷史上，人們經常把那些重要的戰爭，進行濃墨重彩地描寫，但是卻把病菌，尤其是傳染病給低估了，這些傳染病不但不是配角，而且還是歷史當中的一項重要決定因素，從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世界的格局以及國家的形態。
為什麼瘟疫總伴隨著戰爭
在我們人類歷史上瘟疫總是伴隨著戰爭。病毒有著自己棲息的地盤，當我們人類在狩獵時代的時候，由於經常遷徙，因此在每個地方逗留的時間不是很長，被感染的幾率也有限。即使隊伍當中有人被感染，也會因為虛弱而趕不上遷徙的隊伍，因此被落下，這就意味著病毒宿主的消失。
當人類人口逐漸增多之後，以前狩獵、遊牧這種粗放式的生活已經不能再繼續了，因為提供不了足夠的土地。隨之而來，人類進入了農耕時代，人類有了固定的居所，固定的食物來源，生活條件也逐漸改善了，按道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人類創造新家園的同時，也為病菌提供了溫床，特別是灌溉農田時候，那些溫暖潮溼的環境，是那些病菌天然繁殖的場所。
在通常條件下，這些農耕文明之間是很少流動的，因此像鼠疫一類的疾病只會在特定區域內傳播，而且傳播的範圍也有限。而且各文明之間由於山川河流的阻隔，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病毒圈。古代商貿活動，來往的人數以及規模都相對較小，因此對疾病的傳播也非常有限。
在公元200年左右，歐亞大陸的地中海地區、印度以及中國相繼都出現了天花、麻疹等傳染病，在這之後的100多年的時間裡，人口大規模下降，直到公元9世紀，整個歐亞大陸的人口才逐漸穩定下來。由於傳播過程中，時間跨度長，因此沒有像歐洲中世紀黑死病那樣，帶來巨大的衝擊。
對病毒傳播影響最大的是戰爭，戰爭伴隨著軍隊與商人的大規模轉移，成為這些疾病的快速通道。戰爭意味著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不同地區的人，相互接觸，疾病的傳染幾率也會增加。即使戰爭結束，大批難民返鄉，也會成為這些病毒的傳染途徑。
在人類歷史上，有記錄的大規模瘟疫都是由戰爭所引起的。比如14世紀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它最早的病源地是喜馬拉雅山脈地區，蒙古人在入侵雲南緬甸等地區的時候，帶走了黃金與財寶的同時，也帶走了沾染鼠疫的跳蚤與老鼠。這些病毒隨著戰利品一起帶回了蒙古大草原，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鼠疫成為這些遊牧民族的噩夢。
當時的牧民對土撥鼠產生了各種神秘的傳說，比如不能射殺土撥鼠，它們是上天之神；如果土撥鼠進入帳篷，那麼就要搬家；如果在行走的路上有土撥鼠擋路，要繞開行走等。所以當這些蒙古騎兵開始進入歐洲大陸的時候，他們約等於帶著生化武器。
1346年，蒙古大軍圍攻了克里米亞地區的加法，鼠疫幾乎摧毀了整座城市，這些病毒沿著地中海的商貿路徑，傳遍了整個歐洲。再加上小冰期，氣候惡化，糧食減產，導致歐洲黑死病全面爆發，幾乎有1/4的歐洲人在這場瘟疫當中死去。其中城市當中的死亡率達到70%，在擁擠的城市中，老鼠成為病毒運輸工具，穿梭於城市中的每個角落。城市當中人們把黑色的貓當作巫師的同伴，進行大肆的捕殺，結果無濟於事。
同時黑死病的大面積傳播，對整個歐洲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於人口的大面積減少，勞動力成為稀缺資源，因此這些農民要求更高的待遇，這也間接促使了工業化的發展。同時處在底層的農民藉機向貴族領主要求更多的權力，從而也動搖了封建領主人身依附關係，間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而且黑死病也為歐洲的啟蒙思想奠定了基礎，人們發現那些天主教教士和普通人一樣死去，甚至那些擁有財富的貴族，比鄉村當中普通百姓有更高的死亡率。當時主要治療手段是放血療法，不同的病症對應著不同的放血療法，病症越嚴重，所放的血越多，而當時農民是不具備這種醫療條件的，結果因禍得福。
那些生活在城堡中的貴族、修道士，密閉的空間也不利於病情的改善，因此擁有了更高的死亡率。這種巨大的反差，天主教給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釋，因此天主教逐漸失去了公信力。沒有思想禁錮的歐洲人，開始有了自由思想的啟蒙，為後來的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
瘟疫對美洲大陸的影響
關於病毒的歷史作用，還有個令人生畏的例子，隨著哥倫布在大航海時代發現了新大陸，其實歐洲人對印第安人武力的征服，遠不如病菌來的可怕。
此前，阿茲特克帝國總人口是2200萬，然而，到了16世紀末，人口只剩下不到200萬。隨後，這場瘟疫在美洲流行了近一個世紀，先後抵達印加帝國、巴西、北美東北海岸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區。在已經產生抗體的歐洲人中死亡率不到10%的天花，在美洲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中造成的死亡率超過90%。
為什麼歐洲人能給印第安人帶來病毒，而印第安人卻不能用病毒對抗歐洲人呢？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美洲，在非洲、大洋洲等地區，都出現了這種非對稱的情況，這裡絕不是上帝的眷顧。
這些病毒主要來源於動物，比如我們熟悉的艾滋病，是來自於非洲的野生猴子，黑死病起源於和我們朝夕相處的老鼠，天花等傳染病來自於我們養殖的禽類。也就是說我們馴化的動物越多，規模越大，我們被感染的幾率也就越高，產生抗體的幾率也就越大。
歐亞大陸馴化的動物最多，牛、馬、羊、駱駝等，都是在歐亞大陸上馴化的，非洲會少一些，像貓、驢以及珍珠雞等都是在非洲大陸馴化的，而美洲馴化的動物最少，由於沒有相應抗體，所以當這些歐洲人來到美洲大陸的時候，所攜帶的病毒能夠殺死90%以上的美洲人。
瘟疫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中國最早的兩次人口大遷移分別是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還有唐朝的安史之亂，都是因為戰亂的原因，被迫遷移到南方的。如果我們從地理環境來看，長江流域相比於黃河流域，擁有更多的水資源，更充沛的陽光，更適合農作物生長。但是從先秦到到五代十國，這1000多年時間裡，我們的祖先卻固守在黃河流域，沒有向南發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病毒，南方天氣潮溼，病毒可以在一年四季肆意繁殖，而北方因為寒冷的天氣，殺死了大部分的病菌，因此當這些北方人來到南方的時候，抵抗不了如登革熱、瘧疾等疾病。正是因為有這些病毒的影響，向南遷徙的進程就十分緩慢，直到南宋時期，長江流域人口才逐漸增多。
同時瘟疫等這種傳染病，讓中醫認為，人身體的病主要來自於氣，《素問·至真要大論》中記載：“六氣分治。”分別是風、熱、溼、火、燥、寒，六種氣，同時和天氣有強烈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氣是致病的原因，而且氣是病原的載體，同時也是治病、防病的要素。
而且瘴氣觀念背後有強烈的地域歧視，有強烈的主流文化圈與非主流文化圈的衝突。其實這些都是源於古代人們對於瘟疫的恐懼，隨著南方的開發和南北方文化交流加深，嶺南的真實面貌逐漸被人們所知，直至近現代嶺南文化才融入主流文化圈、地域觀念才發生根本性改變。
瘟疫不僅僅影響到地域文化，還影響到了宗教習慣，比如我們某些宗教禁止使用豬肉，在古代，養殖條件不像今天，豬的飲食的非常複雜，經常吃一些腐爛的屍體、糞便等，這種不乾淨的食物經常會攜帶病毒，因此感染到人類。古代禁食豬肉的宗教習俗，本質是建立在對疾病的恐懼之上，它可以減少病從口入的幾率。
在我們的歷史長河當中，瘟疫，被我們低估了，它非但不是歷史的配角，而且還是歷史進程的主要因素，影響到世界格局，國家的形態，甚至是區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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