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梁宗乾主修的白石謝氏一修族譜首卷，刊載了一篇署名為清代名臣謝濟世的親筆序文，同時還有長沙知府呂肅高、翰林張九鈞等所撰寫的序文與之配套呼應，陣營可謂強大。這是白石謝氏改姓修譜的綱領性系列文章，發佈者企圖通過它向世人昭示，白石樑氏部分族人開始進行的“脫梁返謝，改姓修譜”行動，得到了當時官方和謝濟世、段海生、呂肅高、張九鈞等達官名人的支持，是符合官方要求的行為。筆者查詢了許多歷史資料，對這幾篇文章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考證，發現都是刻意偽造的假文章，涉及到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現將相關依據與考證分析結果公諸於眾，請大家明鑑。
《謝濟世序文》等文章涉及人物簡介
（一）謝濟世生平簡介
謝濟世(1689-1755年)，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縣龍水鎮橋渡村人，清朝文學家，著名言官，為官清正，鐵骨錚錚，嫉惡如仇，不畏權貴。一生四次被誣陷，三次坐牢，兩次丟官，一次陪斬，一次充軍，歷盡坎坷，充滿傳奇色彩。
謝濟世從小聰明過人，12歲曾代父作《觀風制藝》，康熙四十七年（1708），舉鄉試第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捲入文字獄而被罷官。雍正四年(1726)，改任浙江道監察御史，旋參奏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貪虐不法十條，為世宗疑受直隸總督李紱指使，結成“科甲朋黨”，被革職，是年發往新疆阿爾泰軍前效力，講學著書不輟。雍正七年(1729)，又被振武將軍錫保告發在軍中批註《大學》、《中庸》，誹謗程朱，譏刺時政，十月入獄，十一月陪綁陸生楠押赴刑場，從寬免死，做苦差贖罪。
清高宗即位，召濟世回京，任為江南道御史。乾隆三年（1738），授湖南糧道。乾隆八年正月，向湖南巡撫許容當面揭發李澎、樊德貽等兩知縣劣跡。許容反向朝廷誣告，而被解任；後得昭雪，補授湖南驛鹽長寶道。乾隆九年(1744)六月，湖南代巡撫蔣溥密奏其謬附輿論，最後以老病致仕。乾隆二十年(1755年)家居十二年後卒。著有《梅莊雜著》，《大學注》，《經義評》，《西北域記》等。（詳見《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列傳八十謝濟世傳》）。
（二）段海生生平簡介
段海生（1695-1736），字涵川，號清湘，湖廣常寧朱田（現常寧市三角塘鎮朱田村）人，生於康熙乙亥年，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三甲進士，例授邑令，以親老姪幼請改長沙教授，乾隆元年病卒，撰有《聽鸝記》。（詳見《常寧縣誌.海生嚴生合傳》）。
（三）呂肅高生平簡介
呂肅高，字幼恭，號南村，河南新安人，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20)舉人，官江西吉安、湖南常德，乾隆十一年（1746）起任長沙知府，曾主持修纂《長沙府志》,離任時“百姓建生祠，刻呂公德政歌”，可見其為政甚得民心。著有《南村詩草》及《孝睦田規則》等，是當時河南享有盛名的新安呂氏詩人。(詳見《中州先哲傳·名臣》和《新安縣誌》)。
（四）張九鈞生平簡介
張九鈞，湘潭人。生於康熙壬午（1702），雍正元年（1723）貢生；雍正十一年癸丑科（1733）二甲第二名進士，官刑部郎中，多次決斷疑獄，出為河工道、江寧驛鹽道，遷河間知府，浙江溫處兵備道；以事降級；乾隆丁丑（1757）恢復原官，例授中憲大夫（正四品上），卒於乾隆己丑（1769）；著有《甄齋詩集》。(詳見《湘潭縣誌》和《兩湖張氏家乘》)。；
（五）梁宗乾生平簡介
梁宗乾(1698-1775)，郡庠生，字元資，號易居，漣源市楓坪鎮三角村人，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十月二十七寅時生，壽七十七，乾隆四十年乙未五月二十六戍時故，葬布袋衝奉形金梘穴上排申山寅。(詳見《白石謝氏族譜》)。
二、對《謝濟世序文》的分析考證
將《謝濟世序文》所敘述的內容與相關的人物歷史資料進行比對，可發現大量與事實相悖之處。而且，錯假謬誤之荒唐，實屬罕見，令人啼笑皆非。
（一）文章所記錄的事件與當事人生卒時間相悖
文中說，在辛酉（1741年）首夏，長沙教授段海生攜門生梁宗乾拜見謝濟世。可是，據《常寧縣誌.海生嚴生合傳》記載，段海生早在此次江上見面五年之前的乾隆元年（1736）就已因病辭世了（詳見《常寧縣誌.海生嚴生合傳》），兩人如何可能聚首。如果常寧縣誌記載無誤，段海生與謝濟世辛酉（1741年）首夏相見之事，便成了一樁陰陽兩界聚會的奇聞。
由於1995年重修的《段氏族譜》中記載段海生死於乾隆戊子歲（1768年），與《常寧縣誌》記載相差22年。另外，查《明清進士名錄》和《常寧縣誌》，段海生是雍正八年（1730）庚戍科進士，而該《段氏族譜》記載為雍正丙午科（1726年）進士，兩者相差四年。為此，筆者曾專程去段海生家鄉常寧縣朱田村進行了走訪調查。據朱田段氏幾位族老介紹說，民國年間家族修譜時，由於海生公四代後無傳，沒有後人提供資料，信息匱乏，也沒有與《常寧縣誌》等歷史記載進行核對，因此導致1995年重修的族譜與縣誌記載出現了矛盾。段氏族人秉著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的態度，願意客觀面對譜書中存在的遺誤。
筆者認為，即使是按《段氏族譜》中存在疑竇的記載推算，段海生辛酉（1741年）攜門生梁宗乾拜見謝濟世之事，也很難成立。段海生是雍正庚戌（1730）開始任長沙教授的，到辛酉（1741年），應該當了整整11年的正七品長沙府教授之官。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瞭解，清王朝為了強化官僚機構控制，採用嚴格的流官制度，即官員由朝廷任命、不世系、有品級、有任期（一任三年）。而據臺灣著名歷史學家李國祁對清朝五萬餘名地方官的任期所做的量化分析，發現50%的地方官任期只有一年左右，75%～80%的任期在三年以下。朝廷哪裡會允許段海生連續做11年以上的長沙府教育行政長官，既不提拔，也不輪換。豈有這樣的道理？
（二）文章提到的見面地點文昌閣當時並不存在
文中說：“任治載歸，解纜湘譚文昌閣下，有舟泛江來...”根據載於清康熙刊《湘潭縣誌》中的張璨所撰《重修萬樓疏》的記載，大約於清康熙四十年辛巳歲(1701年)，由縣令章文煜主持三修，並改萬樓（此前一直被稱為萬樓）為文起樓，意寓重教尊文。約在清雍正十年(1732年)，萬樓再次被毀，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歲(1767年)才完成四修。文中所講到的見面時間“辛酉（1741年）首夏”，此時“文昌閣”已被毀。即使有廢墟存在，也應稱作“文起樓”（當時還沒有文昌閣之名）。
（三）文章的署名與歷史記載不符
文中謝濟世稱：“餘解湖南監察副史分司長寶任治載歸”；文末署名為“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特授湖南監察副使分司長寶道粵西嗣宗濟世撰”。這個署名與《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三.列傳八十謝濟世傳》（以下簡稱《清史稿》）的記載有以下幾點不符。
謝濟世沒有做過翰林院編修。《清史稿》記載（謝濟世）：“五十一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雍正四年，考選浙江道御史....”。查清代官制可知，翰林院的編修與檢討是有區別的。檢討（從七品）地位低於編修（正七品），常以三甲進士出身之庶吉士留館者擔任。
謝濟世沒有任過“湖南監察副使分司長寶道”。《清史稿》記載：清高宗即位（1736年），召濟世回京，任為江南道御史；乾隆三年（1738），授湖南糧儲道；乾隆八年（1743），補授湖南驛鹽長寶道；乾隆九年(1744)六月，以老病致仕。況且，清朝官制中也沒有“監察副使”這個官名。文中所提到的“辛丑（1741）首夏”這個時間段內，謝濟世正擔任湖南糧儲道。何來的“解湖南監察副史分司長寶任治載歸”？
謝濟世不是“賜進士第”。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和“謝濟世硃卷檔案”記載，謝濟世是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三甲第七十六名進士。按照明清科舉制度規定，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謝濟世應該自稱“賜同進士出身”才對。以其一代名宦的名節，絕不可能冒充“一甲進士”，自稱“賜進士第”。（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1712）進士榜）
4、謝濟世不會草率自稱“粵西嗣宗”。嗣宗有同宗和家族中德高望重長輩的含義。文中說，謝濟世與梁宗乾是初次見面，暫短交流，世系源流都未經嚴格考證核查。以謝濟世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決不會冒然與一位陌生梁姓之人攀親論輩，更不會妄自稱大。
上述所列舉落款署名的失誤之處，都屬於常識性錯誤。據史料記載，謝濟世是清代御史出身的官員，素以治學嚴謹，辦事認真，剛正不阿，一絲不苟而著稱於世。況且，他對自己的履歷官職是最清楚的，如果此文確實出於他手，是決不會出現這些羞辱自己的低級錯誤的。
（四）文章所描述的情節有失常理
文中雲：“有舟泛江來，載酒庖羔，叩船請見，則知長沙教授段君海生也。段君則攜其門生，湘鄉樑子宗乾以進。” 從以上描述可見，段海生與梁宗乾是截江泛舟，突然來訪，謝濟世事前並不知曉。
按該文所講，謝濟世當時“任治載歸”，也就是因私回家。以謝濟世的清廉為人，乘的一定是一葉普通小舟，而且會悄然而行。在當時通訊條件極其落後，事前又未約定的情況下，在遼闊廣袤的大江之上，如何能找到謝濟世所乘小舟？即使能找到，也要在江上長時間飄蕩等待，多人幫忙，四處搜尋。按文所述，梁宗乾只是一名郡庠生，如何可能搬動身為長沙教授，年近五旬的進士段海生？並且費時勞神，陪他從長沙一路追到湘潭，還要在湘潭江面上，忍飢耐熱，苦苦追尋。這樣的故事情節，顯然有失常理。
（五）文章所描述的宗乾表現不合儒家禮節
文中說，“樑子曰：粵之與楚不隔耳，山起岷床達黔嶺，由斗門入全桂，粵之澳區焉，由衡嶽至邵陵龍山湘邑，負嶽之陽也，水出大庾而分南為漓入粵，北為湘入長沙，猶公先之與吾先歟，顧公以不世才，為宗寵生......” 梁宗乾的這一大段議論粵楚山水地理和讚揚謝濟世的文辭，離題萬里，而且佔了整個文章篇幅的兩成之多，實在叫人莫名其妙。謝濟世、段海生都是年長位尊的當朝進士，名滿天下的達官名儒。梁宗乾一介布衣小生，如何可以班門弄斧，在長輩老師面前，天文地理，海闊天空，漫無邊際，誇誇其談。此段發言除了自詡文采不凡，知識淵博外，與文章的主題根本不搭界。如果真是謝濟世本人撰文，是不可能記錄這一大段不合儒家禮節和讚揚自己的言論的。
筆跡存在刻意模仿痕跡
筆者曾將這篇所謂謝濟世親筆原文與其留存在世的真跡筆墨，請公安系統的筆跡專家進行查看鑑定。他們認為，序文筆跡與謝濟世遺墨存在較大差異，序文有明顯刻意模仿痕跡，他人臨摹書寫的可能性很大。
三、對冠名呂肅高、張九鈞所撰寫序文的考證分析
此二篇文章，是與所謂“謝濟世序文”配套呼應之文，其用意是借呂肅高、張九鈞兩位名人之口，除為證實謝濟世確賜祠匾、已認白石謝氏為同宗外，還要表白謝祥欽是不得已，而改為梁姓；並讚揚子孫後代不忘謝祖，時刻惦記恢復謝姓，是“仁也”，為“脫梁返謝，改姓修譜”大造輿論。但仔細考證此二文，發現其前後矛盾，漏洞迭出，與前面分析過的“謝濟世序文”如出一轍。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越描越黑。
（一）對冠名呂肅高之文“予膺”的考證分析
不分東西，缺乏地理常識。文中雲：“簡命治篆星沙，歲壬申有事於辰，由潭而湘，過樑氏宅，宿其祠。” 星沙即長沙，湘潭簡稱潭。呂肅高官衙在長沙，歲壬申因事來到湘潭，又從湘潭到了湘鄉。而白石樑氏居湘鄉縣烏竹山白石村（現楓坪鎮白石村），位於湘鄉以西約200華里的偏遠之處，距離長沙有400餘華里。呂肅高“由潭而湘”，如何可能捨近求遠， 南轅北轍，繞道幾百里路，去刻意“（經）過樑氏宅”？
夜宿族祠，不符清代官場之道。白石村地處偏僻山區，距離漣水河不下十里。在首選乘船出行的古代，從長沙到此要逆流而上，需四、五天時間，交通十分不便。呂肅高作為一位堂堂四品知府，如果不是秉承聖意或者事關重大，如何可能千里迢迢，屈尊到如此偏遠的山村去視察？
如果真有此行，一定會有湘鄉知縣等沿途大小官員陪同，地方鄉紳遠迎近接，前呼後擁，隊伍龐大，人數眾多，白石樑氏祠堂如何能容納這麼多人宿其祠？那麼呂肅高至少要下榻在附近有條件安置其一行的藍田或集祥（現楊市）。呂肅高白石之行也將是當地、當時的一個重大事件，對白石村更是百年不遇的耀祖榮光之舉。 為此，我們專門查閱了安化和湘鄉縣誌，以及藍田和楊家灘鎮志。根本沒有發現有關此事的任何記載。就連白石族譜，除了這篇所謂的呂肅高寫的“予膺”文外，也沒有半點筆墨痕跡。豈不是嘖嘖怪事。
巡鄉無詩，不合呂肅高詩人性格。呂肅高是清代在河南享有盛名的新安呂姓詩人，著有《南村詩草》等詩集。按“予膺”一文所述，他長途跋涉，興致勃勃，光臨湘中偏僻山村，初次見此原始美景，豈能不賦詩抒懷？另外，白石村民也一定會懇請知府大人題詞，留下墨寶。呂肅高既然能親臨白石，又看到了謝濟世題寫的祠額，以其詩人豪爽性格，又豈能拒絕？但詩文和墨寶均無，實在不合情理。
臨考改姓，有悖讀書人常理。文中雲：“已而，梁生友會、宗乾、宗德、廟謙、廟珏、廟輻等來謁。餘曰：君等深知其封乎？顧何以遷於汴。梁生曰：生等之祖祥欽實謝姓，因贅梁故遂以梁，然生等不敢忘其為謝也。但以棣名庠序，不敢復舊脫。子弟就試，大人其許復之乎？”
白石樑氏部分族人“脫梁返謝，改姓修譜”之事，是發生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此前，白石全部族人世代為梁姓，讀書人棣名庠序，從無任何異議。如何可能在十二年前的乾隆十七年（1752年），大家對梁姓習以為常的情況下，在事關讀書人前程的鄉試關鍵時刻，居然不顧冒籍之嫌疑，不畏官場之威嚴，眾多白石考生在明知官府不會同意情況下，還集體去找知府大人，要求改姓就試，實在是有悖常理。
（二）對冠名張九鈞之文“序”的考證分析
文中張九鈞“欽賜進士及鴻博第翰林院”的署名和所敘述的為官經歷與史料、族譜的記載誤差很大。
張九鈞不是“欽賜進士”。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記載，張九鈞是雍正十一年癸丑科（1733）二甲第二名進士，應該自稱為“賜進士出身”。清代的“欽賜進士”與“賜進士”是有很大區別的。
清代由舉人到進士，按正常的途徑，須參加由禮部主持的會試，錄取後成為貢士，然後再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能具有進士的身份。但這樣的進士，不會稱之為“欽賜進士”。被稱為“欽賜進士”的，在科場中走的是“終南捷徑”。主要是指那些有很深背景，得到皇帝特殊關照，或者是會試不中而特許參加殿試；或者無須會試而直接進入殿試；或者根本不用參加考試，由皇帝直接賜給一個進士。“欽賜進士”的人數不多，在進士群體中只佔很小的比例。而且，每一位“欽賜進士”在《科場條例》、《皇帝實錄》、《清史稿·選舉四》等清代官方檔案文獻中都有詳細記載。這些記載的“欽賜進士”名單中，根本沒有張九鈞的名字。
張九鈞不是“鴻博”。鴻博，即博學鴻儒科，是清朝在正常科舉考試之外，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於康熙十八年（1679）和乾隆元年（1736）曾兩度舉行。應試者多為資深秀才與舉人，必須由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親自薦舉，統一進行殿廷考試，錄取者授翰林院。張九鈞於雍正十一年已（1733）高中進士，如何可能以進士身份，反過來冒險再去考鴻博？況且，沒有任何史料與族譜記載張九鈞曾是“鴻博”。
張九鈞不是“翰林”。我們在史料和其家譜中也沒有查到張九鈞入翰林的記載。家譜記載張九鈞中進士後，“分刑部貴州司主事充乾隆丙辰會試內簾掌卷官、授本部江西司主事兼實錄館篡修官”直到逝世，整個宦途沒有翰林院任職的記載。
文中所描述的內容明顯造假
文中說“（張九鈞）餘賞長督漣浜之書院，有梁生廟綱、廟育、廟綸、永昶等從餘遊”。經查相關史料、《湘潭張氏族譜》以及《白石謝氏族譜》，可以清晰看出，張九鈞沒有在漣濱書院任過職。白石的“梁生廟綱、廟育、廟綸、永昶等”不可能曾師從張九鈞。
資料記載，張九鈞21歲考中拔貢、30歲中舉，31歲高中進士。步入仕途後，在京官刑部郎中；出為河工道、江寧驛鹽道，遷河間知府，浙江溫處兵備道，以事降級；乾隆丁丑（1757）恢復原官，例授中憲大夫（正四品上）。他30歲之前一直刻苦攻讀，不可能去漣濱書院教書；1763年致仕前一直奔波於官場，也不可能去漣濱書院教書。況且他的履歷中，根本就沒有在漣濱書院任教的絲毫記載。
而查《白石謝氏族譜》記載，廟育（1728-1793）是太學生，按清律是最高級的生員。他如果早期在漣濱書院讀過書，應該是20歲左右的時間段，即1748年前後。而廟綱（1727-1785）、廟綸（1733-1790）、永昶（1724-1808）三人都沒有考上秀才，是布衣。在清代30歲還考取不了秀才，成不了生員，就不會再在書院讀書了。所以，他們三人如果在漣濱書院讀過書，至少應是1763年之前的事。而上述時間段，張九鈞正忙於仕途，如何可能“在漣濱時，與梁生廟綱、廟綸等講明此學”？
如果張九鈞真的退休後無事可做，晚年確實屈尊到漣濱書院教書，也只能是1763年至逝世前的1769年這段時間。這時，這四人都三、四十歲了，還能在漣濱書院與一、二十歲的後生一起讀書嗎？ 另外，文中所選的廟綱、廟育、廟綸、永昶四人，都是宗乾的至親。兩人是宗乾的兒子，兩人是宗乾的親侄和侄孫，目的可想而知。
另外，此二文還存在一處重大的可疑之點，就是均沒有將作者的親筆原文刊出。如果白石謝氏首修族譜，真有兩位身居要職的高官顯宦為之寫序，那將是家族的莫大榮幸，足以光宗耀祖，豈有不將親筆序文刊入譜中的道理？哪裡還會用印刷體去替代！
四、《謝濟世序文》的出籠是一樁精心策劃的騙局
梁宗乾主修的一修族譜首卷偽造了這麼多高官撰寫的譜序，造假手段之拙劣，令人髮指。足以說明梁宗乾絕非是一位安分守己、誠實守信、忠厚善良、敦親睦族的仁慈長者，而是一個心術不正、刁鑽促狹，喜好搬弄是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偏執激進人物。那麼，梁宗乾不遺餘力，瘋狂造假的目的，究竟為何？這裡涉及到一樁精心策劃的陰謀和騙局。
白石樑氏昌傑公嫡傳後裔與入贅的隆遠(祥欽)公後裔之間糾紛，而引發部分隆遠公後裔族人“脫梁返謝”的行動由來已久。據白石族譜記載，康熙四十一年（1702），白石族梁友權等人就曾經籌劃運作，倡議隆遠公後裔家族“脫梁返謝，改姓修譜”。但堅持傳統宗法禮教思想的正義力量，阻止了梁友權等人的冒然行動。白石大部分族人仍然堅持姓梁，梁友權等人最後只好手書了一份不完整、只代表部分族人的白石謝氏家譜，也就是傳說中的所謂“開來譜”，最終未能達到全族改姓、刊印修譜之目的。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脫梁返謝，改姓修譜”行動的接力棒，傳到了梁宗乾的手中。他總結以前改姓修譜失敗的教訓，歸結為沒有官方力量對族內反對勢力進行壓制。因為當時中國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官本位國家。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思想意識已深入到社會的層層面面。只要官方同意，族人就會俯首帖耳，跟著行動。但是，白石祥欽(隆遠)公後裔遵循祖訓，信守承諾，忠實傳承梁家香火已達300餘年。現在要求違背祖訓，放棄承諾，改姓修譜，談何容易。而且，一直奉行儒學，倡導禮義的清朝政府，是肯定不會支持這種背信棄義行為的。
於是，梁宗乾想到了二十多年前曾在湖南做過道臺，聞名天下，並且已死去九年的謝濟世。用他的名義，拉大旗作虎皮，為自己撐腰，是再好不過的人選。一是謝濟世姓謝，攀附謝濟世為本家，宣傳謝濟世支持改姓歸宗，對那些不瞭解白石樑氏族史的人來看，是順理成章，無可非議的。二是謝濟世己去世近十年，可以任意造假作偽，別人已沒有辦法去找本人查證核實了。
於是，梁宗乾便精心策劃了這個騙局，杜撰自己是長沙教授段海生的得意門生；二十三年前的乾隆六年，由段海生引導，拜訪了監察御史謝濟世；謝濟世不但支持他改姓修譜，為他題詞寫序，而且還親筆批寫了“各歸本宗”的還宗文書。同時聘請製假高手，模仿謝濟世筆跡，偽造了這篇序文。為了使這篇假文更逼真、更有說服力，又偽造了呂肅高、張九鈞撰寫的序文做陪襯，與之配套呼應，然後四處串聯，大肆進行宣傳鼓動。
由於當時梁宗乾所掌握的謝濟世、段海生、呂肅高、張九鈞的資料非常有限，加之歷史人文知識貧乏，所編造的偽文才如此前後矛盾、破綻百出。儘管如此，在信息閉塞，科技落後的過去，仍然還是很少有人識破，終於糊弄住了眾多本分老實的族人，達到了他“脫梁返謝，改姓修譜”的目的。但是，在科技發達、信息暢通，歷史資料查詢便捷的今天，梁宗乾所炮製的假貨如同埋在雪中的屍首，初春的陽光一照，很快大白於天下，便成了一樁永遭後人恥笑的百世醜聞。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正是由於梁宗乾等人的狹隘偏執，缺乏理智的愚蠢不義行為，埋下禍根，遺留無窮後患。為此，200多年來，觀山、洞上與白石三族兄弟之間的親情被割斷，和睦平靜生活被打亂，衝突頻發，爭端不止；也使隆遠公子孫後裔一直揹負著無比沉重的精神枷鎖和背信棄義的千古罵名。
附件1： 白石謝氏一修譜中署名謝濟世的親筆《序文》
辛酉（1741年）首夏，餘解湖南監察副使，分司長寶，任治載歸，解纜湘譚文昌閣下，有舟泛江來，載酒庖羔，叩船請見，則知長沙教授段君海生也，段君則攜其門生，湘鄉樑子宗乾以進，餘延之舟中，曰：君歸久矣，今乃得見，君顧樑子見餘，則有說乎？段君曰：某之見公為樑子也，梁之見公為公也，公知梁之非梁乎？餘怪之，段君曰：樑子之梁即公之謝也，樑子祖祥欽公，婿於梁，梁苦賦繁，則固留祥欽，承其戶籍差賦，田宅園林之事，祥欽之謝，遂以梁祥欽，則必使子孫勿忘謝也，越數十世，而公適宦茲土，故樑子久欲見公，而又不敢見公，而今又不能不見公也，餘亟詢樑子譜系，世近則與餘先人南來之派同，餘喜曰：有是哉，樑子之為謝乎，樑子曰：粵之與楚不隔耳，山起岷床達黔嶺，由斗門入全桂，粵之澳區焉，由衡嶽至邵陵龍山湘邑，負嶽之陽也，水出大庾而分南為漓入粵，北為湘入長沙，猶公先之與吾先歟，顧公以不世才，為宗寵生,則侷促愧負公耳，今生族有，事於宗祠，且將修其家乘，願公錫祠顏，且為之序，餘惟古者因生賜姓，因姓命氏，吾謝火紀之傳也，黃帝之子得姓十四，周之同姓國五十，由此言之，凡人之同所自出，雖氏族別，不可如胡之越，秦之越也，況姓之同，世之近者乎，且餘自通籍來，坎稟磥砢，顛質逋竄於荒磧莽沙之墟數矣，尤不敢有所舛側，以羞吾宗，況於今其又敢忘乎，樑子勉乎哉，如餘者何足為樑子道，因題祠額曰：[南封世惕]，並以吾言以遺之，弁其乘之端，樑子歸，以示吾宗之謝而梁者，且使即以是告段君，答段君之命也。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特授湖南監察副使分司長寶道粵西嗣宗濟世撰。
附件2：《常寧縣誌.海生嚴生合傳》
――《 常寧縣誌·人物傳》《同治常寧志-段海生傳》
海生字涵川號清湘行囗康熙乙亥生長餘歲餘先君子極器重之從兄雨山先生文章品誼為一時冠公正少所許可獨賞識兄自離經以至大成背兩兄教也癸己與餘同補弟子員丙午食餼旋登賢書越庚戍成進士例得邑令以親老姪幼請改教職歸補長沙府教授講學論文士林傾之乾隆元年馳封祖父母及父母尋病卒兄幼聰穎涉獵經史過目輒不遺忘然嗜酒造飲輒醉兼善睡以十囗時許計其肆力於學者不過十之三也而已績文至千餘首子名秀聰慧可繼書香 ——弟極生書
段海生逝世時間考證
《常寧縣誌.海生嚴生合傳》中清晰記載：“海生字涵川，康熙乙亥（1695）生....;癸己（1713）與餘同補弟子員;丙午（1726）食餼，旋登賢書;越庚戍（1730）成進士;乾隆元年（1736），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尋病卒。……子名秀，聰慧，可繼書香。”
這是其堂弟段極生專門為段海生撰寫的人物傳。我們之所以根據此文，認定段海生死於乾隆元年，有以下依據：
1、古文“人物傳”通常省略主語。文言文惜字如金，“人物傳”通常在文章開始介紹了主人公的人名後，後面便省略主語，不再重複。後面文中出現的某時間發生的事件，主語就是主人公。從此文的上下文連貫閱讀，可明確看出“乾隆元年（1736），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尋病卒。” 省略的主語就是段海生。
2、人物傳一定會有主人公生卒記載。此文既然是人物傳，一定會清晰的寫出主人公的生卒時間。此文中除了“乾隆元年”外，還能找到第二個記載死亡的時間嗎？
3、符合人物傳的寫法順序。人物傳通常要介紹主人公的生卒、履歷、人品、功績、妻兒後代等情況。此文寫到“乾隆元年”後，履歷介紹便停止了，之後便轉為敘述他的人品、家庭情況。這說明乾隆元年之後，他的生命便停止了。如果段海生真是死於乾隆33年（1768），那麼這此後的32年履歷為何毫無記載？
4、與《嘉慶常寧通志》記載相吻合。據《嘉慶常寧通志》記載，段海生除任長沙教授外，再沒有當過任何官職。後來，（段海生）“毀成足疾，因吟曰，一日艮其趾，連年巽在床，將卒。遺子秀”。 這與其堂弟段極生所撰人物傳的記載是一致的。說明段海生晚年患足疾，病重在床。他深知自己頑疾痾症，無法治癒，於“乾隆元年（1736），貤封祖父母及父母，尋病卒。” 即請求朝廷，將自己所應得的爵位名號,改授與祖父母及父母；此後不久，便病故。
另外，文中的“遺子秀”也與段極生記載相符。據《段氏家譜》記載，其子秀生於雍正甲寅（1734）。段海生乾隆元年（1736）逝世時年方二歲，故稱“遺子”。段海生逝世時，年僅41歲，正值英年，卻僅遺一子。如果他真是死於乾隆33年（1768），其後幾十年豈能再無生養？他的兒子秀（1734-1770）都34歲了，孫子都五歲了，有這樣稱呼“遺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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