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華先民有著悠久的利用和開發海洋的歷史。春秋戰國時，北方的齊文化，南方的越文化，都是我國早期海洋文化的典型。秦時的徐福東渡，三國時孫權派軍到達臺灣，隋唐時“海上絲綢之路” 的興起，宋元時海外貿易的發達，都是我國海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 明初的鄭和下西洋更是把我國傳統的航海活動推向了最高峰，代表了我國傳統海洋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透視古代中國海洋文化盛貌的窗口。
明代永宣年間的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航海史上的巔峰和創舉，與西方的大航海時代相隔不到一個世紀，然而在面對這空前的歷史機遇面前，中國的大航海事業卻戛然而止，與西方背道而馳，在即將到來的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主動關上了大門。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缺乏經濟利益的驅動，僅靠純粹的政治動機使得鄭和下西洋缺乏常效的動力機制，數千年的政治和經濟思想決定著中國並不著眼於通過發展海外貿易來增加財政收入，封建、保守、自負、農本的海權觀是明代以後中國放棄海洋的主要原因。
從海洋文化上來看，中華農耕民族主靜不主動、內斂、傾向懼怕海洋的心理，以及我國在東亞地區文化發展中長期一枝獨秀所造成的文化優越感也阻礙了中國人向海洋的進軍。中國的海洋文化是農業性、大陸性、封建性的文化，是一種有限開放性、邊緣從屬性和守土防禦性的海洋文化。
明代以前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歷程
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沿海地區便有了人類活動足跡，從事原始的海洋漁獵和捕撈。精衛填海的神話反映了遠古人類想要戰勝海洋的願望。河姆渡出土的船槳、甲骨文中出現的海、濤、魚、骨等與海有關的文字、殷墟中出土的龜甲與貝殼，都反映了遠古時期海洋文明的萌芽。春秋戰國時期，齊文化與吳越文化高度發展，魚鹽之利為富國之本，吃海用鹽已成為沿海經濟區發展的一個主要方面。“燧人氏以匏濟水，伏羲氏始乘笩”，原始先民們早就利用原始的航海工具與海洋打交道。夏商周時期，出現了木板船和風帆船，開始出現較大規模的航海活動。姜太公治齊時，因
“地負海鳩滷,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大力發展近海漁業和進行鹽業生產，逐漸強大起來。
殷墟出土的貝殼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和鐵製工具的出現，造船技術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航海的範圍也開始擴大。秦漢時期，由於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形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中國古代的航海業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秦始皇為尋求長生不老藥，遣徐福率領“男女三千人，資之以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徐福東渡出海
三國兩晉時期，雖然因政局動盪航海事業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但是仍有突破。 孫權曾組織大規模的船隊到達過夷洲（今臺灣），朱應、 康泰還進行過南洋遠航：東晉的法顯從印度洋遠航歸來，這些都是這個時期航海事業發展的重要事件。
隋唐五代時期，伴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航海事業也進入了繁榮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興起”，航跡遍及東南亞、南亞、阿拉伯灣與波斯灣沿岸，還遠達紅海和東非海岸，形成了直接溝通亞非兩大洲的長達萬餘里的遠洋航線。東南沿海的交州、廣州、泉州、揚州、 登州等地成為著名的貿易港口城市。宋元時代，中國的航海事業進入了全盛時期。北宋政府為了擴大財源，積極鼓勵海外貿易，以收市舶之利，這就大大促進了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的發展。加之這一時期， 航海技術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羅盤導航、天文定位和航跡推算方法的應用，為遠洋航行奠定了堅實的科技基礎。海外貿易的發展，帶動了宋朝海外關係的發展和影響的擴大，據記載，當時經過海道來中國的國家和地區有十幾個。
海上絲綢之路
元代海陸交通的空前擴展與暢通，為對外交往創造了很好的前提條件。 海上交通在元代得到了非常大的發展，對外交往達到了歷史上少有的程度。同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更是達到了很大的規模和很高的水平。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時中國與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或間接建立了海上貿易往來。伴隨著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主要的海港城市也得到了發展，著名的刺桐港——福建的泉州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之一。
這種交往盛況的出現，不僅代表了以航海事業為重要標誌的中國傳統海洋文化已經發展到了較高的水平，也預示著一個新時期的來臨。
明初鄭和七下西洋後，為何大航海活動戛然而止，從深層次分析，中國海洋文化的傳統決定了它的必然性。
明朝初年，鄭和七下西洋這一空前絕後的壯舉，開啟了近代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序幕，充分的向世人展現了中國人積極向海外發展的開拓精神，使中國的傳統航海事業在此達列了頂峰，是中國古代發展海洋事業達到鼎盛水平的標誌。然而，在第七次下西洋歸來後，明朝突然就中斷了航海進程。究其原因，數百年來，財力不濟說、海禁說、支持航海的皇帝駕崩說、朝貢貿易說等等均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一問題的緣由，然而從海洋文化視角來看，鄭和下西洋的中斷則是中國傳統海洋文化作用下的必然結果。
鄭和下西洋
一、 傳統的中國人心理是畏懼海洋的，這種畏懼心理並不利於中國全面地認識海洋
雖然中國人從未背棄過海洋，但也從未真正關注過海洋，海洋作為“化外之域”的觀念一直紮根於中國人的靈魂深處。在古代中國人眼中 ，海洋是一個充滿黑暗恐怖之地，“海”字，從水從晦。漢人說：“海，晦也”。所謂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晉人則說：“海之言，晦昏無所睹也。”
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海洋神話。我們的神話傳說中也有四海海神，它們是東海海神禺虢，南海海神不廷胡餘，西海海神弇茲，北海海神禺強，在人們心中，它們都是兇惡猙獰的。《山海經》記載，北海海神禺強兇惡且地處幽暗，掌管生殺予奪，也是一位死神。這些神話折射出中國人對海洋的認識：海洋是強大、兇險和變化莫測又不可知的。唐宋時期，隨著中國還有事業的發展興旺，出現了新的民間海洋神話，最富有影響力的是媽祖的故事，表現出人們對大海的畏懼心理以及祈求航海安全的心願。說明在民眾心中，海洋是神秘的，甚至是邪惡的。
出土的宋代海船
在中國古代先民的自然崇拜觀念中國，對水的崇拜之情相當濃重，但祭祀的主要是大江大河。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出於對大海的恐懼和崇拜，中國古人雖然也祭祀大海，但往往列於江河之後，“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古人對於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於對這種自然力的畏懼。可以說，對海洋的畏懼深深紮根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心理之中。中國人對於海洋的畏懼心理與“四海”說相結合，乃有“海內”、“海外”之別和天涯海角之說。這種重陸地、重河輕海的意識和畏懼海洋的思想意識，也深深滲透到中國人的世界觀念和文化觀念中，並體現在文學、藝術等方面。中國古代詩人在論及海洋時，往往把大海視為神秘莫測、虛無縹緲和日月、神仙出沒的地方，“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海際為天邊。“蓬萊山在海中，大人之市在海中；”將海中視為仙人所在之地。
位於海中的蓬萊仙境
鄭和下西洋時期崇信天妃媽祖，固然有宗教因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中國人畏懼海洋，希望通過崇信天妃來凝聚全體船員的向心力，達到順利完成遠航任務的目的。
媽祖
二、地理環境造就了中國特色的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又塑造了主靜不主動的民族性格，影響了中國人對海洋的開拓
在中華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以北是蒙古高原，那裡是難以跨躍的千里戈壁，戈壁灘以北，則是茂密的西伯利亞原始森林，再往北則是北極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滿了重重阻礙。西北方，以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為起點，其西是極其廣袤而荒涼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爾泰山、崑崙山等雪峰橫亙。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明確缺乏海洋文明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條件。這樣的地理環境，造成了中國文化與外部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從而也造就了中華文明具有內向、穩定型的特徵。農耕經濟是一種和平自守的經濟，由此派生出民族心理也是防守型的，從幾千年的歷史可以看出，中國民族鮮少有拓邊侵略的行徑。
中國大陸的地勢圖
中國人對海洋的探索主要還是農耕文明的依附，中國古代的航海事業從來都不是獨立於農業文明而存在的，也從來沒有成為中國文明的主導。這與地中海地區航海民族較早擺脫農業，發展海上貿易並使之成為一種超越農業而佔據主導地位的獨立生存方式不同。
農業文明的特點帶來相對穩定的生活方式，導致窮年累月的“早出晚歸，強乎耕稼樹藝”的單調而又穩定的農耕生活，使得依附在土地上的農人無法產生強烈的創新和開拓慾望，故而發展了保守性和追求穩定和平的心態。
鄭和下西洋的偉大壯舉，其所帶來的強烈海洋氣息也不能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農業社會內向、封閉、自給自足的特點，更沒有給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帶來革命性的影響，甚至其自身也無法擺脫農業文明的深度制約，中華文明的發展邏輯從內部限制了中國向海洋的發展。
“中國的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在無求餘海洋的情況下，這裡的農業文明已高度發展，並且登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而與此同時，黃河流域下游地區沿海的泥質海岸太過於平直，不利於航海，二者結合，使我們的先民對海洋的價值常常看得無足輕重”。
以農為本和封建傳統使得大陸文明在向海洋移植的過程中，存在著農業社會和大陸性格對海洋文化的一種深度制約，這使得農業本位和大陸性格有力地左右著中國海洋文化的整體特性，並且遺憾地在鄭和航海所帶來的明代初期海洋文化中有著明顯的表現。
三、自古以來中國獨特的文化優越感阻礙了中國的對外發展和開拓的慾望和野心
自先秦以來，華夏民族便以居於世界的中心而稱自己為“中國人”，而對周邊各民族蔑稱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種“華夷觀”的形成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超越大陸、走向海洋的思想和行動，也扭曲了中國與外域民族平等交流的心態。中華民族曾經創造出了發達的遠洋航海技術，但在以農為本的統一帝國中，不但沒有給中國人提供走向海洋，走向開放的契機，反而成為加強“我族中心，自給自足”觀念和鞏固封建專制社會結構的工具。
中國的華夷觀
當西歐國家開始全面走向海洋的時候，中國卻出現了與世界潮流相反相悖的逆向措施——海禁。“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片帆寸板不許下海。”後雖有所解禁，但嘉靖以後，因倭患再起，海禁亦隨之復來。明清兩代，“封疆禁海”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中國與海外世界的隔絕，使中國的命運出現了歷史性的轉變，中國原本在明代中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鼓勵性的發展，它所需要的海外原料、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和觀念等，在一定程度上被“海禁”這個圍牆窒息了。
倭寇
結語
中國海洋文化的農業性、大陸性、封建性從整體上決定了中國海洋文化的基調，對它的發展造成了一種深度的制約。從這方面著手，文明也就不難理解鄭和下西洋在實踐上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後為何會戛然而止，因為它缺乏一種新思想和新理念的引領，又受到了傳統海洋文化的約束和限制。
中國版圖廣闊，農業文明高度發達並處於主導地位，都決定了海洋事業的發展在中國歷史上無法取代陸地的地位而居於首要位置。有鑑於此，我們也就不能把中國的海洋文化同那些“全民經商”的國家和地區來進行比較，也不能奢望歷代統治者制定國家的發展政策時以海洋為政策的中心，更不希望中國海洋文化的發展對國家的貢獻大於陸地。雖然在元末以前，中國海洋文化發展還基本上是在自由的軌道上進行，國家也沒有進行過多的限制和干預，甚至南宋時期對外貿易還成為了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但是政府所反覆強調的仍然是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正是基於此，傳統的海洋文化造成了鄭和下西洋的悲喜劇。《尚書》
《山海經》
《史記》
《漢書》
《人文中國：中國的南北情貌與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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