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數億人口的後發大國，是怎樣沒有富強起來的。
文｜仲甫
1927年11月，印度國大黨領導人賈瓦拉哈爾·尼赫魯前往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十週年慶典。
他所目擊的蘇聯，正處在列寧去世後刺刀見紅的慘烈時刻，不同派別的黨員在紀念遊行的主席臺前聚眾鬥毆，在世界各國來賓面前顏面盡失。
· 十月革命十週年宣傳畫
不過，這位後來統治印度二十多年的國父，還是頑強地從這場他所謂「人類歷史最偉大的實驗」中看到了世界的希望：
新秩序和新文明令人著迷的發展，是我們這個不幸時代裡最有希望的象徵。如果說未來充滿希望的話，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蘇維埃俄國及其所作所為。我堅信，新文明將傳播到其他國家，並終結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戰爭和衝突。
尼赫魯的感受並非突發。早在少年時代，他的家庭教師中就有英國左派團體「費邊社」的成員，青年時代也深受英國左派輿論影響。雖然難以認同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但他對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一直懷有正面感情。
· 尼赫魯在英國哈羅公學就讀，成為溫斯頓·丘吉爾的學弟
親眼見證蘇聯的實踐之後，計劃經濟思想開始貫穿尼赫魯的整個政治生涯。從1929年公開宣佈為左派，到獄中深入學習左翼經典著作，進而在國大黨內成立「計劃委員會」並自任主席，尼赫魯作為聖雄甘地的親密戰友，始終是黨內左翼派別的精神領袖和政治後臺。
1950年，印度正式成為獨立共和國，尼赫魯作為幾乎碩果僅存的老一代民族獨立領導人，身兼國大黨主席和政府總理，開始指導政府新成立的國家計委並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1955年，在尼赫魯建議下，國大黨將建設計劃經濟類型社會列為全黨的奮鬥目標。
· 建國時的尼赫魯
從此開始，印度走上了領袖欽定的強國之路。
土改，但沒有暴風驟雨
早在1949年，印度政府尚未正式公開打出計劃經濟旗號，土地改革便已列上了議事日程。
首先淪為土改打擊對象的，是印度傳統的「柴明達爾」中間人地權制度。
柴明達爾原是莫臥兒時期替帝國徵收田賦的包稅人，英國統治時期轉變為包稅地主。土改開始前，他們擁有全國約一半的土地，其中最大的804個柴明達爾地主擁有約四分之一的土地。
· 薩利穆拉爵士是一位擁有「納瓦卜」頭銜的柴明達爾，其家族為英屬印度最大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之一
這些人大多在城市生活，遠離鄉村社會，與土地的實際耕作者之間往往隔著多達數十層的轉租關係。
1949年7月，《國大黨土改委員會報告》提出，印度的土地制度中不允許有「中間人」存在，土地必須屬於耕種土地的農民。
此後至1955年，印度各邦先後立法，廢除了柴明達爾等中間人階層。政府則以66.47億盧比的補償金，贖買了柴明達爾的1.6億英畝土地。
如此出師告捷，很大程度是因為柴明達爾的特殊身份——他們長期與殖民政府合作，反對印度民族獨立鬥爭，如今作為前朝餘孽，在新政權面前幾乎只能被動合作。
土改的下一步則要困難得多。
廢除柴明達爾的最大受益者，是農村裡原來的繳租地主和永佃戶，他們有能力購買土地所有權，現在便成為了新的地主階層，更多的農民並未得到土地。
· 英國統治末期印度農村的社會結構，其中第2、3行為農村繳租地主和永佃戶
為了達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標，1959年1月，國大黨通過《關於農業制度問題》的決議，要求各邦政府在1959年底之前完成「土地佔有最高限額」立法，以解決地主問題。
不過，新的農村地主與柴明達爾不同，在英國殖民時期往往鼎力支持過國大黨，獨立後更成為其在農村地區的「票倉」，對下層農民和依附性選民有重大的影響力。
因此，國大黨和政府內部有不少人替他們說話，如1950年代初任農業部長的德希默克，不止一次公開主張要保護富農的利益，表示：「如果土地有限額，則其他財產和收入也應當有限額。」
土改並非天然政治正確，早在獨立運動時期，除了尼赫魯本人強烈支持之外，黨內同志一直都不乏反對土改的聲音，甘地本人的態度也模稜兩可，更多是在兩派之間溝通斡旋。
這種背景下，廣大農村地主要混過土改並不困難。
在地主富農的支持下，各邦議會內各黨派紛紛將「土地佔有限額」設置得相當高，保證其免遭衝擊。
此外，土地限額本身充滿漏洞，地主可以將大片土地化整為零，由家庭成員分別持有；還可以開辦農產品加工企業，將耕地劃歸公司名下；將土地轉給不存在的人、或者冒用他人身份轉讓土地的做法更是層出不窮。
這些對策效果極佳，直到1973年，在比哈爾、卡納塔克、奧里薩和拉賈斯坦四個邦，甚至沒有任何地主的土地超過最高限額而被宣佈為剩餘土地。
鬥爭白熱化之際，印度地主集團也無懼於抗爭。1973年安得拉邦的土地限額法令生效後，副首席部長直接放手搞動亂，首席部長被迫辭職，法令不了了之。
抵制面前，印度獨立初期的各級政府沒有力量去深入鄉村社會，針對每名擁有土地的個人展開細緻調查。更不可能通過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手段來實施土改。
即使最支持土改的尼赫魯本人，儘管情緒到位時偶有過激言論，比如1945年出獄時揚言「等到印度獨立、國大黨上臺，黑市商人和食利者都要掛在距離最近的燈柱上」，但他作為自嘲的「最後一個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多數時候也並不認同那種做法。
· 作為「最後一位統治印度的英國人」，尼赫魯1960年回到位於倫敦的母校哈羅公學時受到學生歡迎
在讚頌蘇聯是人類希望的同時，尼赫魯也表示過：「那裡發生的許多事讓我感到痛苦，我並不同意那樣做。」
與政治上的殘酷鬥爭相比，印度真正向蘇聯學習的，是一條極具東方陣營色彩的現代化工業強國之路。
蘇聯援助下的計劃經濟
與「不惜任何代價摧毀工業主義」、「如果印度沒有鐵路，我不會流一滴眼淚」的已故聖雄截然相反，尼赫魯作為建國僅一年多就出面調停朝鮮戰爭的地緣政治強勢新人，非常清楚工業化的巨大意義。
蘇聯1930年代迅速實現工業化、最終在現代戰爭中摧毀德國的歷程，也對渴望帶領國家崛起的新興國家領袖充滿吸引力。
因此，獲取蘇聯援助，並通過連續的五年計劃，在重大戰略性工業行業發展大型公有制企業，便成為了印度天經地義的發展道路。
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原本只負責為政策制訂提供諮詢的國家計委，很快就成為了政策推進的有力工具。
至於印蘇關係，雖然一度因為斯大林認定尼赫魯為「帝國主義走狗」而停滯不前，但在1953年老人家猝死以後，印度便得以迅速向蘇聯靠攏。
· 斯大林去世不久後蘇印高層便開始頻繁互動
老大哥的慷慨不難預料，除了貿易優惠和長期低息貸款，蘇聯還從1955年開始大量提供工業援助，其中比萊鋼廠是無產階級祖國首次在紅色陣營之外投資。
蘇聯又在印度投資了鋼鐵、化工、重型機械製造等一系列工業項目，並大量提供專家顧問和技術培訓，為印度培養了10餘萬工程技術人員。
追求英國左派「憲政民主+計劃經濟」的尼赫魯，並未帶領印度走上強制接管私營企業的階級革命道路，而是通過增加公有部門在總投資中的份額，大力發展國營經濟，最終實現政府在資本存量份額中的主導地位，將私營部門邊緣化。
· 甘地寬慰黨內同志時曾說過，尼赫魯的計劃經濟不是俄國式的，而是印度式的
印度計劃經濟開局穩健，1951-1956年間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國民收入增長18%，其中年均投資佔6%。
尼赫魯的個人影響力達到頂峰，其施政在政府中越發不受約束。對計劃經濟的承諾成為大國總理的立身之所。
受到一五計劃成功和蘇聯援助的鼓舞，領袖對二五計劃起草班子作出指示：建立計劃經濟的社會格局，基本的生產資料必須受社會所有和控制。
國家計委也越發雄心勃勃，盡力減少消費，將儲蓄用於未來的投資，投資重點也集中到鋼鐵等重工業製品，進一步減少消費品在GNP中的份額。
在包括髮電廠、鋼鐵、重型鑄件以及大多數礦物開採和加工在內的17個戰略性行業中，國家將擁有新投資的壟斷或專有權，同時現有的私營工廠無法獲得任何「免於國有化」的保證。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印度式計劃經濟發展到了高潮，國家項目在整個經濟中佔據了嚴格而完整的支配地位。
不過，在工業化快車道上高歌猛進的印度，很快也迎來了無法避免的難題。
打不下去的旗幟
從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印度的工業投資一路飆升。然而，其經濟表現卻逐漸開始達不到計劃的預期，乃至陷入停滯。
· 二五和三五期間，工業比例迅速提高圖表來源： A . Vaidyanathan， The Indian Economy Since Independence, table 13.6
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收入增長20%，略低於預期的21%；而年均人均收入增長僅為2.1%，大幅低於計劃的3.3%。
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預期年均國民收入增長5.6%，而結果僅為2.5%，人均收入增長更是陷入停滯。
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預期年均國民收入增長5.7%，結果為3%，預期年均人均收入增長3.4%，結果為1.1%。
這樣的增長速度對於發達國家尚可接受，但對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顯然不夠，更是被日本、韓國等遠遠甩在身後。
· 印度經濟增長大幅放緩時，同一時期的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正處於高速增長時期，其中許多地區資源稟賦並不如印度
印度經濟後勁不足的原因，對中國讀者並不陌生。
諸多工業領域被投入重金的國營工廠壟斷，但效率低下。而在少數留給私營部門的行業內，政府對工商業活動施加嚴苛的審批。
1951年《工業法》規定，所有企業在建設投產、擴展生產線和更改產品之前，都必須獲得政府的批准。有企業為新產品或生產改進提交了119項申請，都被官僚否決。這實際上扼殺了社會通過自發創新提高生產力的可能性。
此外，印度還實施了嚴格的產業保護政策。
為了實現自力更生、保護國內產業發展，印度不僅為外國投資設立嚴苛限制，更要求本國有能力製造的商品一律不允許進口，其他商品也要收取高達355%的關稅。
結果，印度難以像日本、韓國同時期那樣，引進外國——尤其是歐美——的先進技術，大部分工業產品可以在低生產率下維持在國內的盈利，於是在日益封閉中與世界愈發脫節。
1953年，朝鮮戰爭後世界貿易條件趨於穩定，印度提供了世界總出口額的1.5％，本來可以靠人口紅利大有作為。結果在進口替代戰略下，其市場份額反而一路下滑，從1956年的1.4％，1958年的1.3％，直到1960年的1.2%。
對於經濟上的與世隔絕，印度社會並無多少反彈。印度教右派和社會主義左派的政客們很高興藉此擺脫美國文化和商品的「汙點」，而其他很多人則延續殖民時代留下的思維方式，懷疑所有的資本家都具備掠奪性和剝削性。
然而，由體制內控制的進口產品、乃至企業存續所必需的各種許可證照，勢必導致官僚與私營企業勾結而滋生腐敗，印度的經濟體制因此被譏諷為「許可證配額統治（Permit/Licence Raj）」。
· 印度企業維持運轉需要數百份批准
印度社會的經濟效率因此極端低下，越來越難以發展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公共和私營部門通過互相勾結，實質上產生了一個靠管制政策變相實行壟斷、攫取超額利潤的食利者階層：他們既不能像資本主義那樣創造財富，又無法像尼赫魯預想的社會藍圖那樣惠及貧困者。
中印與印巴衝突帶來的軍事預算激增，經濟停滯，再加上尼赫魯1964年突然中風去世造成的政治不確定性，印度在「三五計劃」結束時已陷入困難，不得不轉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貸款，為此還無奈地放寬了進口管制。
缺乏意識形態約束的印度政府，剛一遇到困難，計劃經濟體制便開始鬆動。
尼赫魯的繼任者夏斯特里首先廢除了經濟決策的極端集權制，取消了國家計委成員的無限任期；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1966年當選總理後，則解散了國家計委，下放經濟政策自主權，開啟工商業自由化，降低進口壁壘，並取消了對私營部門投資某些行業的限制。
· 英迪拉與父親在一起
然而，這些小碎步還遠遠不夠，何況實際情況常常是進三步，退兩步。
1969年7月，英迪拉·甘地宣佈對14傢俬人銀行實施國有化。此舉旨在發展農村信貸，但同時使得放貸決策變得政治化，貸款環節腐敗盛行。至今，全印度90%的壞賬都發生在國有銀行。
1978年起，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積極引進外資，很快取得遠超印度的經濟增長。而同一時期的印度還在積極抵制外國企業，要求IBM和可口可樂公司遵守印度法律，不得在印度企業中持股超過40%，迫使兩家公司關閉了在印度的業務。
· 1977-1987年中印GDP增長率對比。數據來源：世界銀行
等到1985年開始的「七五計劃」期間，英迪拉·甘地的長子拉吉夫·甘地主政，印度才開始重新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開放市場，將關稅率從天文數字的355％降低到65％。他拒絕恢復「四五計劃」前偏重公共部門的投資戰略，轉而扶持私人投資，宣揚私營企業的美德，還採取了一些「自由化」許可證制度的措施。
由於「計劃經濟」仍是印度的主流話語之一，英迪拉和拉吉夫母子在改革的同時一再堅稱，他們走的還是當年的道路。但是，舊體制的衰亡已經成為了印度社會公開的秘密，「七五計劃」被人們認為是「在計劃經濟的名義下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 英迪拉與拉吉夫母子。值得一提的是，拉吉夫的父親費羅茲·甘地原姓「Ghandy」，與聖雄甘地並無親屬關係
1991年，蘇聯迅速瓦解的同時，印度也在拉奧政府主持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改革，「計劃經濟」這才徹底退出印度的主流話語。
1996年，世界銀行宣佈：「印度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其發展模式……結束了過去四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啟了一場靜悄悄的經濟革命。」
然而，計劃經濟的遺產並不能一夜之間消失。國營部門的投資雖然大幅下降，但1994年仍佔總投資的40%。彼時印度經濟仍然問題重重，等待著進一步的改革。
幾乎從同一時期開始，這個至今仍以「我們印度人民莊嚴決定，將印度建成為享有主權的社會主義世俗民主共和國」作為憲法正文開篇第一句話的國家，被其他國家的一些人認定成了「資本主義耽誤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鐵證，一直使用至今。
[1]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C. 1757-c. 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Making Sense of Indian Politics. Pearson Education India, 2010.
[4]"Jawaharlal Nehru and his Socialism."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2.3 (1975): 183-192.
[5]"Socialism and Indian economic policy." World Development 3.4 (1975): 213-221.
[6]毛悅. 印度土地改革的結果分析：利益集團的視角[J].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2 (2): 72-80。
[7]黃思駿. 印度獨立後國大黨的土地改革[J]. 世界歷史，1986 (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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