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胖
2 月 1 日，騰訊政務團隊微應急產品負責人胡敏在工作群中，看到同事們在分享一張 「紙質通行證」的照片，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發現許多小區都是憑居民憑通行證出入，但紙製通行證在製作、發放和核驗過程中存在交叉感染風險，這與疾控部門減少接觸的初衷相悖。
於是，在胡敏的腦海中，很會就產生了一個想法，他想和團隊一起做一個可以替代紙質通行證的「碼」出來。
3 天后，「健康碼」就有了雛形。
很快，又過了幾天，到了 2 月 9 日，經過迭代，成熟的版本誕生了，這一天，「健康碼」率先在深圳推出。隨後，雲南、貴州、廣州、上海、天津、重慶、武漢等超過 100 個城市也計劃上線。數據顯示，截至 2 月 26 日，騰訊「健康碼」已覆蓋超過 7 億人口，累計亮碼人次超過 5 億，這也許是服務用戶最多的健康碼。
所謂健康碼，其具體的產品邏輯是：通過線上安全授卡，線下掃碼核驗，判斷人員健康狀況，記錄體溫、判別高危人群，並引導全民自主健康申報，實現社區、企業、學校等分級採集數據，政府主管分級查看疫情數據，能夠觸達更多群體、覆蓋更多場景、接入更多數據。市民只需填報一次個人健康狀況即可獲得健康碼，憑藉健康碼進出社區、辦公口、交通卡口、機場火車站等多個場景。
對用戶來說，這相當於一個自動化的填表工具 + 在線化的健康證明。而對管理部門來說，這是一個實時追蹤居民健康狀況、掌握重點人群軌跡的 SaaS 系統。
假如要查閱一個發熱患者的歷史行程，過去的做法是從堆積如山的表格裡去逐行尋找，才能拼湊出一個人的完整行程，但如果在一個區域普及健康碼，那麼每一次掃碼其實都標註了這個人的位置信息，便於查找。
健康碼短短几天的上線速度來看，這是一次衛生管理部門和互聯網公司的「一拍即合」。不難理解，在萬物皆可掃碼的時代，健康碼，就成了當前形勢下的一種順勢而為的必然。
01 「健康碼效應」
一拍即合，源自於幾個因素。
確實如胡敏思考的那樣，一份材料轉手多人，的確為病毒擴散提供了絕佳的溫床。更為關鍵的是，紙質通行條和表格，也在壓垮本就十分辛苦的一線基層社區人員，曾有報道談到不少基層工作者每天都會被不同部門索要表格，填寫內容都大同小異，這表明數據之間的不互通帶來了重複填表的繁瑣，這種現象也被作為「形式主義」案例，正在得到上級部門的糾正。
自動化、可追溯、數據高效流通再加上非接觸式體驗，都讓健康碼和地方疫情應對的需求「一拍即合」。
因此，深圳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副局長王耀文說：通過市民自主申報大大降低了社區人上門採集的工作量，而且提高了數據的準確度。
這樣一個細分小場景，有很高的潛力能夠變成更加通用的大場景。
從高打開頻率和巨大的用戶基數來看，健康碼的「示範效應」將十分顯著。
不出意外的話，健康碼會大大加速社會、城市、鄉村、小區街道、企業等不同形態的組織的全面在線化進程，進而有可能帶來更深層次的社會數字變革。
這是一次「淘汰紙質證明材料」的巨型用戶教育試驗田，接受教育的是由健康碼連接起來的兩端，一端是眾多的下沉用戶，一端是地方行政部門、街道辦乃至社區。對用戶來說，健康碼是「電子證照」的一種，而對行政管理部門來說，健康碼意味著 SaaS 系統和數字化理念。
顯然，經此一役，「電子證照的時代」和「智慧政務的時代」會加速到來。
不僅於此，當健康碼「真香」了，更多其他職能部門在切身體驗到數字化的好處之後，也會更有意願加入數字化進程中來。
顯然，健康碼的的意義不止是疫情登記。更重要的是，這一小小的新功能，有助於驅動中國社會結構中不同組織的在線化、數據化。
02 歷史的進程
在我們看來，健康碼快速普及的關鍵要素有兩點：
第一：健康碼的本質，是通過掃碼完成信息採集和認證匹配工作，其實質就是填表，但填表古已有之，而今天健康碼的填表有什麼不同？
其關鍵的不同，還是在於破除部門牆，實現信息互認。
在紙質填表的時代，江岸區收上來的表，和武昌區的表是不同的，二者也無法實現合併。江岸區拿不到武昌區的表，反之亦然。信息流動就此被阻攔。反映到此次疫情期間，我們經常能看到的一個現象是：出入武漢地區的運輸司機，拿到了一個區的放行路條，卻在另一個區寸步難行，其原因就在於部門之間存在數據壁壘，既不互通也不互認。
就因為數據不互通，用戶既會為了證明「我媽是我媽」而跑斷了腿，也會讓基層工作人員苦不堪言，他們長年累月要為用戶開具各類紙質證明。
只有讓數據流通起來，人，才不用跑斷腿。
政務管理如此，企業管理也是同理。
打破條塊分割，是數字政務和企業管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國此時此刻，就處於一個全社會提升組織效率的關鍵十字路口。
健康碼成功的背後，是歷史的進程：即打破科層壁壘、向管理索求效率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我們已經看到，健康碼本身正在邁出這樣的探索：打破省與省之間的信息壁壘。
據有關消息稱，目前，在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的指導下，騰訊也正積極參與推進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疫情防控健康信息碼建設。目前，廣東、四川、湖南等省份已經簽署了有關數據互通的相關協議，未來還將進一步擴大到更多省份。
我是這麼理解行政部門的，他們實際上是全社會的「中後臺」，是各行各業穩定運行的基石。那麼，當各行各業的中後臺信息化正在加速建設，這一「全社會中後臺」自然也難以置身事外。
這是一次工具創新，工具創新會倒逼理念更新。這對於產業互聯網理念深入人心的意義非同小可。
03 誰來加速數字政務？
進一步地思考，其實，互聯網早已有之，網絡端填表也早已有之，但為何數字政務到了近一兩年才獲得真正的提速呢？
在和上市公司東華軟件高管郭浩哲的一次交談中，我瞭解到，在過去，由於沒有接入一個用戶基數很大的互聯網平臺，過往政務類 IT 產品時，遇到的常態是：一個城市三百萬人口，做完一個城市入口 app，運營了一年半都只有幾萬到十幾萬人使用，久而久之，政府見到效果不好，投入不會繼續擴大，訂單規模始終停留在百萬到千萬這個區間內。
以至於，政務部門容易「不相信互聯網」，繼而減少投入。減少投入的結果是用不到新的技術，進而在功能上大打折扣，結果是更沒人去用，從而進入一種惡性循環，這也是很多地區的數字政務口號響卻落地難的一個根本原因。
「你首先要有一個廣泛的用戶平臺，類似於微信、QQ 這樣，這個用戶平臺是必備品，如果沒有這麼一個非常好的社會化入口，就很難把服務做透」，郭浩哲如是說。
依託於前端的微信小程序，東華參與和騰訊一起做出來的粵省事項目，打通了後端無數個有關部門的協同障礙，最終交出了 3000 萬用戶和辦成 4 億件事的成績單，在全世界範圍內，這都稱得上是突破了線上辦事和政務數字化的天花板。
當互聯網真的能極大提升效率、解放出生產力時，客戶就變得願意花兩個億乃至十個億。郭浩哲說，「訂單急劇變大，這個行業的天花板被徹底突破了」。
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得益於廣泛的 C 端用戶平臺，近一兩年，騰訊的產業互聯網艦隊接連拿到大單：從訂單金額達到 5.2 億人民幣的長沙 WeCity 超級大腦項目，到 8.7 億的成都天府綠道項目，再到數字廣東，儘管數量級和美國還有差距，但地方政府越發強烈的數字化需求，正在以迅速增長的訂單規模體現出來。
換句話說，只有包含國民級應用的完整生態，才能更好地加載起政務民生應用，才能承接得住超級大單。而在中國，國民級入口本身就是為數不多的。
所以說，賦予國民級入口，這是騰訊 C2B 能力的第一層意義。
「C2B 是產業互聯網的重要抓手，也是騰訊的獨特優勢。」在 CSIG 掌舵者湯道生看來，憑藉騰訊服務 C 端用戶的能力和經驗，通過公眾號、小程序、支付、企業微信等連接器，在產業互聯網時代可以幫助 B 端夥伴更好地服務用戶，提升供需匹配效率，最終實現 C2B2C 的閉環。
騰訊 C2B 的能力的第二層意義是，是強調用戶為本，追求高水平的用戶體驗。
關於這一點，郭浩哲最有發言權，他不久前告訴我們，有一個和騰訊合作的項目，他數了一下，發現騰訊在交互界面上的修改達到了 271 次，而東華的設計師從來沒做過這麼多次修改。「騰訊對交互的極致的追求，是一種生產力，因為用起來更舒服。它對 to C 的理解力，其實反過來能給 to B 用戶創造巨大價值。今天有幾個公司對 to C 有真正的理解呢？其實很少。」
健康碼在短短几天內，就能獲得億級的使用量，本身也說明這款產品的用戶體驗非常好。「用戶體驗就是生產力」這樣的論斷，其實所言不虛。
市場上不乏操作複雜、難用的產品，這樣的產品自然會遭到用戶的牴觸，從而讓用戶規模難以長大。
根據《財經雜誌》報道，SARS 過後，中國花費了 7.3 億元建立的疫情直報系統，就是為了確保信息直通北京，加速決策，然而，在這一次的武漢戰疫伊始，由於操作流程和使用體驗過於複雜，很多基層醫生並不太會使用，一定程度上導致疫情上報存在遲滯。這本身也說明，用戶體驗在提升組織效率中，不僅是生產力，不誇張地說，更是一件「人命關天」的事情。
「武漢保衛戰」中的許多經驗和教訓，都在引起全社會的反思，而反思的結果，自然是更加擁抱數字化，更加呼喚產業互聯網精神。
健康碼背後，代表的是「國民級平臺 + 頂級用戶體驗」，這種 C2B 能力，正在打開數字政務市場的天花板，加速「超級大單」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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