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選擇李斯為左臂右膀，就充分表明他的選才原則，即不論貧賤，不論官職，只要忠誠、實用就行，而且這兩者缺一不可。
李斯初見秦王政時，還只是個默默無聞的來自中原的小人物，自稱是“上蔡布衣，間巷之黔首”。可見李斯絕沒有什麼高貴的血統和高貴的門第。而且李斯是呂不韋的門客，是呂不韋派來控制和教化王政的。
李斯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曾跟大學問家荀子學習法學，和韓非是同學關係。李斯選擇了為帝王們所喜愛的“帝王之術”作為他研究的方向。而之所以這樣選擇，關鍵在於它的實用性，在這點上，李斯確是個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他極力想找到時代的需求和個人獲得解放的最佳結合點。在當時，影響最大、人徒最眾、被稱為“顯學”的儒家和墨家，雖然受到各國當權者的推素和禮遇，但在現實的政治、軍事鬥爭中，未見有哪國的當權者真正貫徹和落實他們的主張，當權者幾乎都是根據實際鬥爭的需要出於實用和功利的目的來尋找各自所需的理論根據。也就是說，當權者所需要的是切合現實鬥爭需要的理論。
李斯迎合了這種需要；在李斯看來，儒家鼓吹的仁政、“王道”在這個“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野以戰，殺人盈野”的世界裡，是毫無出路的，墨家提倡的“兼愛”則更是荒謬，秦趙長平大血戰中，秦將白起一次就活理了越國的降卒四十萬！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兼愛何從談起。道家講“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講“無為”，講“清虛自守”，面李斯卻要有為，要活得轟轟烈烈。不管偶家、墨家，還是道家，都與他的要求實在是南轅北撤。
李斯基於這種考慮，用實用的理論充實自已，並藉以打動君王，要藉助君王的權力，建設一座永久性的政治大廈，贏得自己一世的英名。王政和李新一拍拍即合，兩個人都找到了最佳結合點。李斯第一次進言就跟秦王政述了把握時機的重要性。他說：“要建立豐功偉業，就必須準確把提時機，該忍耐時要忍耐，該進取時須進取。昔日素移公稱西方，兵馬強盛，但最終沒有東進中原併吞諸國，為什麼呢？是因為當時諸侯國仍然比較強大，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尚未徹底垮臺。所以各大國爭天下往往抬出周天子為幌子，以“尊王德夷”號令四方。自秦孝公用商鞅變法圖強以後，周天子越來越衰微，山東諸國竟相兼併，國勢日衰，而秦國則大張撻伐，屢勝請侯，至今已有六世了。目前山東諸國已被秦國打得服服貼，猶如所屬都縣那樣敬事秦國。今天以秦國的強大，大王的賢明，掃滅六國像拂拭灶上塵埃那樣容易，成就帝業，統一天下，時機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則恐怕山東諸國，趁機復興，合縱抗秦，那時大王即使有古聖黃帝呼風喚雨的本領，也為時已晚，無濟於事了。
李斯對時局的分析確實是真知灼見，切中要害。
聽完李斯的這番話語，年輕的秦王政熱血沸騰，頓時產生了種重任在肩、時不我待的迫切感，對李斯也倍加信任，倚為股肱。
還有一點值得說明的是，當秦王政以鐵血手段剷除嫪毐集團、逐步剪滅呂不韋集團之際，史書上卻暫時消失了李斯的身影，似乎並不能明顯看到他從中起過什麼重大作用。
但從秦王政事後不久即拜他為客卿的事實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李斯不僅與他的舊主人，呂不韋徹底劃清了界線，而且為秦王政出了不少力，大概是充當幕後策劃的重要角色。
因此在清洗呂不韋集團骨幹分子時，李斯非但沒有受到牽連，相反卻加官晉爵，享受到功臣的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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