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熊月之先生在《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的“科普雜誌與平民心態”一章中，用數頁大量的篇幅，介紹了19世紀70年代由傳教士傅蘭雅創辦的《格致彙編》和1898年3月由中外學者創辦的《格致新報》共有的一個欄目：“互相問答”，即編者根據讀者的問題，在這一欄目中給予科學知識的答覆。
《格致彙編.互相問答》摘錄幾條如下：
家中水缸，因凍冰而破碎，何故？火柴頭用何材料，劃之能出火？無火燈為何物，以何法可制？金剛石劃玻璃，其劃雖深而不見碎屑散出，何故？登高山常覺頭悶膚脹，何故？
《格致新報》“答問”摘錄幾條如下：
指南針為何有時所指稍偏？西人探險北極有何實益？雷電斃人，其理如何？西國如何使所造蠟燭潔白？詢問小孔成像問題。
編者如傳教士傅蘭雅等，以三種形式給予讀者答覆，一，自己作答；二，摘錄所掌握科技出版資料給予答覆；三，請教請外國專業人員回信給予答案。持續三十多年的刊物，“答讀者問”的問答可謂浩如煙海，充分說明了當時中國社會民間探求科學知識的迫切願望。從問題提出者的地區分佈來看，“19世紀70年代，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是以上海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擴散的時代特點，離上海越近，與上海聯繫越便捷，西學傳播密度越高。”（同上書）
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近代洋務運動，恭親王、曾國藩、李鴻章等這些權臣的倡導，只是整個社會所有群體與階層的一份子，“那個時期在全國展開的、被今人稱為‘洋務運動’的學習西方工商科技的運動，並不限於少數洋務大臣和實業鉅子，而是吸引了很多普通人、有許許多多基層民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同上書）。
近代史學家為我們展示了那個社會的一幅科普知識性洋務群像圖。但是，且不說偏離沿海的內地，即使在上海的另一種史料，卻真實地否定了這種“社會運動”。史料記載，1876年由英國怡和洋行出資在吳淞口建造的中國地面上的第一條“淞滬鐵路”，儘管在開通之初引起了沿途居民的好奇、驚歎，“觀者如堵”，但在一次軋死人的事件以後，清政府便用28.5萬兩銀子收購了這條鐵路，並用人力把它拋於大海（部分鐵軌運到臺灣，臺灣成了中國第一個建造鐵路的地方）。從七十年代開始的架設電杆電線的行為，更是遭致了關於破壞風水、騷擾震動祖宗安息地這些“士論”的反對。
兩種歷史現象對比，何以產生這種史料真實性的偏差？歷史無聲地告訴後人，探求未知世界這種人類共有的好奇性的“社會運動”是真實的；而起主導作用的權力扼制也是真實的，清政府的主導扼制，使“洋務運動”只成瞭如落後皇朝“政治”一般的官員遊戲（有很多中外學者認為：“政治”是一個骯髒的東西）。這種偏離，使洋務運動在體制本質上成了官員的獨腳戲。一個沒有民眾土壤的遊戲，註定了它失敗的結局。1898年9月戊戌政變以後，迷離於社會各階層、沉寂一時的“談洋色變”，為這種權力的扼制，作了最好的歷史註腳：誰才是真正的科學愚昧者。
史料也記載，自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在19世紀60年代末在上海創辦以後（江南製造局創辦於1865年，附屬翻譯館設立於1868年），翻譯館每年出版的翻譯著作及涉及國際消息的彙編，都會呈送總理衙門。如自1871年起，翻譯館將瞭解世界大事的《西國近事彙編》逐年寄送總理衙門及南、北洋大臣，每次數量12到20本不等；1874年翻譯出版的《防海新論》（普魯士軍人希理哈撰寫），呈送總理衙門50部；洋務、西學、兵事、機器、測繪、天文等書籍，每樣呈送20部。按理，清廷對當時國外的發展情況不會不清楚。然而，據清末“正史”記載，清政府對外幾乎沒有反應，只記錄有朝野對外排斥性的洶洶士論，即幾乎持續三十年的“洋務之爭”及李鴻章自嘆的“舉步維艱”。在這種“正史”記錄中，吸納與排斥的吵嚷聲音（內因）淹沒了清末社會對西學的真正瞭解（外因）。清廷對內的權力鉅艦仍以強勢不可扼制地朝著失敗與滅亡的黑暗駛去。
清末一系列對外失敗史告訴後人，在權力等級制的社會中，民眾“智力開”而權力者“智力未開”，則形成瓶頸，在同一社會空間相互制約。民眾的智力，開了也白開。當這種“智力未開”現象在同一社會空間相互制約，人性便顯示出了其弱點，即輿論的大錘會砸向弱勢一方民眾頭上，這便是20世紀初清末社會的輿論所指責的：中國“民智未開”；清廷更是厚臉皮地說：民智未開。假如說當時確有“民智未開”的很多現象，但這恰恰是筆者的觀點：眼見的，並非是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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