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銘

譯文:珷徵商，佳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

利簋，西周早期青銅器。為周武王時右史利所作，故名。因其銘中有“珷徵商”字樣，故又被稱為“武王徵商簋”。1976年3月出土於陝西臨潼縣零口鎮（也即當年的零口公社西段大隊），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簋通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重7·95千克。腹內底部鑄有銘文4行32字，記述了武王伐紂勝利後因右史利參與伐紂有功而重賞利、利因而作禮器以紀念的史實。利簋是目前所知道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銅器，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確切記載武王伐紂具體日期即“甲子日”的器物。它保存了武王伐紂的珍貴史料。

利簋銘是一篇賞功銘文，是武王伐紂戰役勝利後重獎右史利的真實寫照。銘文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紂，在甲子日那天清早，歲星正當其位，從而能在一夜之間奪取商都。辛未日，武王在管師賜給參與有功的右史利優質銅材若干，利為了紀念這件事，就用武王賞賜的這些銅材製作了這個用來祭祀其先人旃公的珍貴禮器。

銘文分兩小節。第一小節寫明武王徵商的時間和戰役進度。時間是甲子日，而且是經過卜筮的，故有“歲鼎”即歲時正當之說。戰役進行的是非常快的，勢如破竹，從早至晚在短短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拿下了商紂的都城。由此可見，商紂王的暴戾殘忍、無道昏庸和不得人心。第二小節主要記述武王對利的賞賜之事。時間是在辛未日，也即打敗商紂王的第8天，地點是在管師，賞賜物主要是銅。之後，右史利就用這些銅製作了用來祭祀其祖先旃公的這件珍貴禮器。

從這段銘文中我們可以得知：

1、從這個“珷”（周武王之“武”的專用字）字可以知道，在周初武王已經生稱王號；

2、商紂王昏庸無道，喪失民心，武王振臂一呼，一舉而取得勝利；

3、銅金屬是當時很珍貴的東西，故用來重賞；

4、敬天祭祖是先人們最隆重的活動，所以要用很珍貴的銅材來製作祭器；

5、功垂後世、樹碑立傳的傳統觀念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早已根深蒂固的。

從書法角度來看，《利簋銘》平直而凝重，端莊而肅穆，追求的是一種內斂的精美，較之後來成熟期的金文，在神韻上皆有相通之處。從中我們可以尋覓到周代先人那種敬重上天與祖先的審美趣味和藝術追求。在臨寫時，關鍵是要臨出其大氣、雄渾、莊重的精神內涵，而不要過於注重或描摹其筆畫的細枝末節。下面是老農臨習的利簋銘文作品：

侯馬盟書

一九六五年山西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辭文玉石片，稱為“侯馬盟書”，又稱“載書”，盟書筆鋒清麗，為毛筆所寫，多為朱書，少為墨書。其書法犀利簡率，提按有致，舒展而有韻律。它見證了春秋末期晉國趙鞅參與晉國內部由六卿內爭至四卿並立的一場激烈政治鬥爭，正是這場政治鬥爭，拉開了作為標誌戰國時代開端的“三家分晉”這一重大事件的序幕。

鄂君啟節

節是水陸交通運輸憑證，相當於現在的交通運輸通行證。《鄂君啟節》於1957年4月在安徽省壽縣城南邱家花園出土，分為舟節和車節兩種，是戰國中期楚國器，青銅鑄造。舟節（右）主要用於水路運輸通行；車節（左）主要用於陸路運輸通行。使用時貨主與官吏各有相同的節，對核後無誤才可通行。

形似剖開的竹節，是當時楚懷王(公元前三二八 ——前二九九年)發給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啟的水、陸通行符節。節上刻文圓潤秀勁，莊嚴肅穆，是錯金銘文中的精品。

此次出土車節3件(形式和銘文均相同)，舟節2件(形式和銘文均同)。車節長29.6釐米，寬7.1釐米，厚0.6釐米，弧寬8.0釐米。舟節長31釐米，寬7.2釐米，厚0.7釐米，弧寬8.0釐米。車節為陸路通行政，三件大小相同，可拼成一個大半圓的“竹筒”（五件可拼成一個完整的）。每件計有銘文9行，行16字，共計150字（重文4字）。舟節為水路通行證，較車節稍長，每件計有銘文9行，行18字，共計165字（重文2字，合文1字）。

金節上的銘文記載了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懷王發給一個叫鄂君啟的人使用的運輸貨物的免稅證件(“鄂君啟”中的“鄂”為地名，“啟”是鄂君之名。鄂君啟，字子皙，是戰國時期楚懷王之子)。銘文中詳細規定了鄂君啟水路、陸路交通運輸的路線、車船大小與數量、運載額、運輸貨物的種類、禁運貨物和納稅及免稅情況等。它對於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都有著巨大的研究價值。

此“金節”用銅鑄成，因形似劈開的竹節，故名“節”。這種“車節”和“舟節”，迄今為止僅此一見，因而極為珍貴。為防奸杜偽，在鑲嵌工藝的基礎上進行“錯金銀”再創作，故又稱《錯金鄂君啟金節》。錯金銀也叫“金銀錯”，其方法是在青銅器鑄造時鑄出腰槽，將金銀片、絲放入槽內，錘打後錯實磨平。這一工藝是在春秋時期產生的，應用至今。《鄂君啟節》銘文挺拔秀麗，圓潤秀勁，莊嚴肅穆是錯金銘文中的精品。

車節銘文如下：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遊宮。大工尹囗以王命，命集尹囗囗，囗尹逆，囗令阢為鄂君啟之囗囗鑄金節。車五十乘，歲能返。毋載金、革、黽（澠）、箭，如馬、如牛、如特，屯十以當車；車如棓（棒）徒，屯廿廿（二十）棓以當一車，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自鄂往，庚昜丘，庚邡城，庚囗禾，庚畐焚（或作埜），庚繁昜，庚高丘，庚下囗（蔡），庚居鄛，庚郢。見其金節毋徵，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徵。

舟節銘文如下：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夏囗之月，乙亥之日，王居於茂郢之遊宮。大工尹囗囗鑄金節。屯三舟為舿，五十舿，舿歲能返。自鄂往，逾湖，徒（涉）漢，庚邔，庚芑昜，逾漢，庚郢，逾夏，內囗，逾江，庚囗（彭）囗，庚松昜，內澮江，庚爰陵，徒（涉）江，內湘，庚囗，庚囗昜，內囗，庚鄙，內囗，沅、澧、囗、徒（涉）江，庚木關，庚郢。見其金節毋徵，毋舍桴飼；不見其金節則徵。如載馬、牛、差以出內關，則徵於大府，毋徵於關。

舟節上半部銘文局部

舟節上半部銘文

舟節下半部銘文局部

西周 趁鬲銘文

譯文： 隹九初吉庚 師X作X文考 聖公文母聖X 尊X其萬年子 孫永寶用

陳曼簠

簠是祭祀和宴客時盛放黍，稷、稻、梁等飯食的器具。此莆是戰國早期齊國器，文字記述了陳曼為其皇考獻叔作器的情況。此簠4行22字。 現藏上海博物館。金文發展到戰國時期，體勢、筆法都發生了變化，改變了西周金文圓渾厚重的作風。《陳曼簠》字取縱式，從筆畫的齊整和字距、行距的均勻分佈來看，已呈小篆體勢的雛形。雖然小篆繼承了秦系文字的傳統(如《秦公簋》、《石鼓文》等)，但無疑也會受到東土文字如《陳曼簠》一類字體的影響。

銘文書法具有極響的名氣。在齊國書法崇尚方勢流派中，它脫穎秀出，以精勁謹嚴，用筆縱銳橫方為戰國早期古文的又一重要體勢。書法規整秀麗、優美典雅，同雄重莊嚴的西周金文相比已有很大不同。從文字的造型和書法的風格看，都已顯示出向小篆過渡的跡象。它為研究金文向小篆的過渡提供了實物資料。

小臣邑斝銘

小臣邑斝，商代晚期，通高20.3～19.9、腹深9.8、口徑16釐米。侈口長頸，口沿上有一對傘狀柱，分襠獸首鋬，足下端呈圓柱狀。頸和肩飾獸面紋，腹飾雙線V形紋，柱頂飾三角雲紋。

銘文字數，內壁鑄銘文26字：銘文釋文為癸子（巳），王易（錫）小臣邑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肜）日，才亖（在四）月，亞□（疑）。

師寰簋

西周 《師寰簋》 金文

釋文：王若曰：“師寰，越淮夷譎我帛賄臣，今敢搏厥眾，遐反厥工事，弗速我東域”。今餘肇命女率齊師、紀釐、萊棘、尼、左右虎臣徵淮夷。即睿厥邦獸曰冉曰熒曰鈴曰達。師寰虔敓不遂夙夜，恤厥牆事。休既又工，折首執緯無諆。徒馭（區文）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餘弗遐組，餘用作朕後男臘尊敦。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享。

戍嗣子鼎

1959年河南安陽後岡圓形殉葬坑出土，同出者還有銅卣、銅爵等器。圓形、口沿二直耳，三蹄足。頸部飾獸面紋。為商代後期器物。器內銘文三行三十字，其中合文三。銘文記商某王某年，九月丙午這天，商王在宗廟明堂大室賞賜給戍嗣子鼎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榮寵，作了這件祭祀交父親的寶鼎。銘末“犬魚”就為戍嗣子所屬家族的族徽。

銘文字體大小雖不夠整齊，但筆道鐫刻清晰，雄偉有力，有的字體還具有典型的波磔體風格。器物本身和銘文內容對青銅器斷代、商代歷史地理、以及古文字的研究都有著一定的價值。

迷盤

大克鼎

大克鼎為西周孝王時期器物。1890年陝西省扶風縣出土，同時出土的還有鼎、鍾等器。此鼎銘文洋洋灑灑，無論在佈局書寫上、還是鑄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體大小統一不失靈動，圓潤古拙不失勁健，呈出一種舒展，端雅的風尚。

宰甫卣銘

時間：商，器高31.5釐米，口徑1113釐米。

西周康王 魯侯尊

西周康王 魯侯尊，上海博物館藏。通高22.2釐米，口徑20.7釐米，重4.1公斤。腹內底有銘文22字，記載魯侯伐東國。此其造型造型特殊，整體像筒狀方尊，廣口長頸，高方座，但兩側有一般西周簋所具有的獸首鋬，鋬下有下垂的鳥尾形裝飾。通體光素。

【銘文】唯王令朙（命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國），才（在），魯又工（侯有繇功），用乍（作旅）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