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晚報6月25日訊（記者李煦） 愛因斯坦在1922年的旅行日記裡說了對中國人不敬的話，很奇怪這事現在才被輿論界注意到。
其實早在1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愛因斯坦在路上》裡就引用過他的那些說法。所不同的是，這回是由英國媒體報出來，於是形成了一波小熱點。
到底是怎麼回事？有必要審視一下愛因斯坦1922年的亞洲之行。
他給”北大開出“優惠價
當時愛因斯坦很缺錢、而且想出門“避風頭”。
1919年他離婚又再婚，一下子要承擔兩個家庭、4個孩子的贍養費；他在德國大學教書，但是戰敗的德國通貨膨脹嚴重；他預估自己要得諾貝爾獎了，但是離婚時已經約定，如果得諾獎，獎金歸前妻。
那一年，一支探險隊在南美觀測到了太陽光線在引力場中的偏折，從而證明了他的廣義相對論。全世界、包括中國的報紙都大幅報道了此事，他成為世界級名人，很多人求他的簽名照，但是他出售簽名照的收益都捐給一個孤兒慈善基金。很多猶太組織請他出面募捐，在中東建一所希伯來大學，他也答應了。
比起經濟，更加困擾他的是德國的政治氛圍。1922年，與他的和平主義理念相近、同為猶太人的德國外交部長遇刺，傳說他的名字也在激進組織暗殺名單上，他立刻減少了自己的政治宣傳活動。
正在此時，日本出版社“改造社”請他去日本講學一個月，報酬是2000英鎊，外加700鎊旅費。那時英鎊實行金本位制，1英鎊對應7克純金，日本人相當於拿著近20公斤黃金請愛因斯坦“日本遊”。
日本人也是“論證”過的。之前羅素在遠東遊歷講學，日本人請他說出世界上3個最重要的人物。羅素說了兩個：列寧和愛因斯坦。於是日本人就請了愛因斯坦，同時制定了嚴格的合同條款，不但日程緊湊，而且要求愛因斯坦不得在規定以外的公眾場合發表談話（後來愛因斯坦在日本的演講門票標價3日元，夠一個普通日本人吃10頓飯）。
其實，中國方面對愛因斯坦發出的邀請比日本要早。
1921年，北大校長蔡元培在德國拜訪了愛因斯坦，邀他來華講學，當時愛因斯坦因為日程衝突加上酬金不夠而沒有答應。1922年3月，北大從中國駐德使館得知愛因斯坦要去日本，於是再度發出邀請，並希望他先來華。
愛因斯坦答覆的大意是：在日本呆4周，在中國呆2周，雖然你們邀約在先，但是日方條件更優厚；中國冬天可能暖和一些，所以在中國過冬，先日後中。
4月，蔡元培致電愛因斯坦，承諾每月酬金1000元；此外負擔他在京期間的食宿。
愛因斯坦三週後回信，重申“兩星期”，此外酬金由1000中國幣改為1000美元，在京食宿之外，並要求負擔他夫婦二人從東京到北京和北京到香港的旅費。愛因斯坦解釋說：美洲各大學都在請他，費用都比北大開得高，如果他對北大要價太低，就不好辦了。
當時北大經濟困窘，蔡元培找了梁啟超當贊助才有底氣，7月22日，中國駐德公使致信愛因斯坦，告知北大已接受他的要求；兩天後愛因斯坦回信：“擬於新年前後到北京。”蔡元培8月收到這個消息。
1920年代初，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400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室主任胡適300元；北大教授兼國史編纂處主任周作人240元。那時一銀元約等於0.5美元，愛因斯坦兩週要價1000美元，相當於4000銀元一個月，這個價不低。可是比起日本人開出的一個月2000鎊（摺合1萬美元），這個價又很優惠了。
“溝通不夠”與“實力不足”
1922年10月，愛因斯坦夫婦乘船，過蘇伊士運河，經斯里蘭卡、新加坡、香港，11月13日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只停留了不到24小時，但是在此地接待他的是日本改造社的人。見記者、吃飯、逛戲園、到中國紳士家作客等等節目，雖有中國人陪同，也沒有北大的人。
隨後愛因斯坦去了日本，此時蔡元培在京為致愛因斯坦的歡迎信收集簽名。12月8日這封信發出，此時愛因斯坦已經離開上海3周；12月22日這封信才到愛因斯坦手中，此時他已經取消了北京之行。
他回信蔡元培，大意是在日本等了5周，沒有得到北大方面的消息，認為北大不準備踐約了，於是取消計劃。
蔡元培失望又困惑，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公開了這封回信並寫了一個跋，表示早經約定，“本沒有特別加約的必要”，致函歡迎“是表示鄭重的意思”云云。
僅從以上經過來看，北大方面沒有派人到上海打前站，對比日本改造社辦事的周密嚴謹，無疑落了下風。
聯繫時局來看，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因素。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在京津一帶展開，此後半年，北京內閣換了5次。當年8月到10月，蔡元培等北京8所高校的校長6次聯名辭職，原因是北洋政府已有5個多月沒給高校發薪水。
中國的這些動盪消息，傳到了愛因斯坦耳朵裡，他8月底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可能將在中國做幾場講演，迄今我已收到了北京大學的邀請，但鑑於中國國內普遍存在的重大困難，我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能夠履約。”
可見，愛因斯坦有這種疑慮，他需要進一步的確認和保證；北大方面則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明面上是溝通不夠，實際上是實力不足，軍閥混戰的大環境不利於科技文化發展，遑論國際交往。
蔡元培也對“實力”有所體悟，在那篇跋中寫道：但願一兩年內，我國學者對於學術有所貢獻，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學者的注意；我們有一部分人能知道，這種學者的光臨，比什麼鼎鼎大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重要幾十百倍，也可以用一個月費2000鎊以上的代價去歡迎他，不見得愛因斯坦不會專程來一次中國
記者手記
不必人云亦云
今天去審視近百年前的私密日記，然後扣一頂“種族歧視”的帽子，不如直面歷史。
如果要說歧視，愛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哭牆看到猶太人虔誠祈禱、擺動身體，對自己的民族，他說“可悲””智力低下“，“只有過去沒有未來”。可是到了特拉維夫，看見一座新城欣欣向榮，就又寫道：“我們猶太人充沛的活力真是令人驚訝！”
他沒有什麼民族觀念，但是有同情心。在香港，他看見中國人是怎樣幹活的：“這些飽受苦難的男女乾的活是敲碎石頭或者抬石頭，一天只賺5分錢，那些沒有善心的經濟機器就這樣無情懲罰他們的生殖力”，但是，“前不久在一次增加工資的罷工運動中，這些勞工組織得不錯”。他指的是1922年蘇兆徵等人領導的香港海員大罷工，英國人在那次罷工中製造了“沙田慘案”。
愛因斯坦愛美女，在日記裡每到一處都要點評，尤其喜歡點評他的東道主，誰家的太太“嬌美聰敏”，誰家的女兒“金髮碧眼、皮膚白皙”，在路上看到一個“打扮精緻”的女孩，某次晚宴上自己身邊坐了個“迷人的維也納女士”，等等等等。
可是他懂得大是大非。日本人把他招待得很好，他對日本印象也不錯。可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他是最早站出來呼籲制裁日本的人；英美坐視日本吃掉中國東北，他聽了某個美國外交官的高論後，在日記裡說此人“智慧但是沒有道德感，這是一切不幸的源頭”。
想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就必須要有實力。中國人通過自己努力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強國，這是愛因斯坦也無法預見的，更是中國人自信的來源。什麼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什麼叫輕飄飄居高臨下，誰是患難中的真朋友，誰是有歷史欠帳的人。不必人云亦云，把話語權拱手讓人，歷史就在那裡，自己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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