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天，55歲的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和29歲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第一次見面。
左：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年-1924年），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右：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882年-1945年），美國第三十二任總統。
在威爾遜的書房裡，兩人一見如故，話題從美國立法延伸到“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狀況”。威爾遜對與自己政治觀點高度契合的羅斯福頗有好感，相信這個出身望族的年輕人會一鳴驚人。羅斯福則是這樣描述威爾遜的：“他有著冷峻的外表，又不失熱情，有淵博的學識，又謙虛沉著。他不用情感，用理智就能使人完全折服。”他倆都沒想到，日後兩人都將登上美國總統寶座，在世界大戰中打破外交孤立，成為美國全球化進程中的標杆式人物。
人類希望通過世界組織來追求和平與繁榮的理想既由來已久，也不會泯滅。從一戰後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到二戰後羅斯福主導建立的聯合國，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努力都深蘊其中。在面對世界大戰給美國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時，這兩任總統都重新定義了美國與世界的關係，走出了富有全球視野的美國經貿與外交之路。
一上臺就著手降低關稅
“如果拋開宗教信仰對他的影響，你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和了解威爾遜的。”一位知名學者談及威爾遜時這樣說道。
威爾遜是弗吉尼亞州一對以虔敬而聞名的牧師夫婦的兒子，童年時代在嚴肅的宗教氛圍中度過。這使其終生都有強烈的推廣自身價值觀的“傳教士情結”。
威爾遜少年時就廣泛閱讀政論書籍，把英國政治家威廉·格萊斯頓當作人生偶像，並模仿他的語言風格參加校園辯論賽。代表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的格萊斯頓主張自由貿易和對外擴張，這對於威爾遜日後的執政理念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威爾遜
不過，威爾遜並未很快開啟政治生涯，而是先走上了學術道路。他的學生時代持續到29歲，隨後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其間出版了《美國人民史》等數十本專著。從其學術作品不難看出，威爾遜主張美國積極參加世界事務併為企業對外競爭提供後盾。
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也在這一時期初露端倪。“一個總統，只要他的能力允許，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為多麼偉大的一個人物，就可以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物。”他在一篇政論文章中如此寫道，並實踐了自己的說法。美國史學界認為，威爾遜是引領美國尋求世界影響力的偉人。
1913年3月，威爾遜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當時，美國經濟發展迅猛，工業生產佔到世界總產量的1/3，對海外市場的需求日趨強烈。從學者轉型為總統的威爾遜順應時代要求，一上臺就著手降低關稅，大大擴大了美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領域。
在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威爾遜打破美國奉行了100多年的孤立主義政策。“沒有人比我更關心把美國企業帶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在我想成為政治家之前很久，我就關心這件事。我曾年復一年地鼓吹，美國要在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中顯示其智慧、技能、進取心和影響。”威爾遜1914年在費城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收穫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烈的掌聲。在他演講前1個月，奧匈帝國王儲在薩拉熱窩遇刺，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正在走向瓦解。威爾遜預感到了黃金時代的來臨，並確信美國應成為世界的領袖。
威爾遜
歷史給了威爾遜引領擴張的絕佳時機。美國戰時經濟發展速度驚人，威爾遜形容稱，賺的錢已經多到“脹破上衣”的程度。1914年，美國的工業總產值約為249億美元，到1919年增長為639億美元。同期，美國的百萬富翁增加了1.7萬人。美國公司的淨收益也從1912年的38億美元猛增至1917年的105億美元。
到了1917年4月，各路列強在一戰中精疲力盡，威爾遜大手一揮，宣佈美國參戰。“不是因為我們要選擇加入，而是因為我國人民的天賦才能、我國實力的增長，我們已經成為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因素了，而在你成為決定性因素的時候，不管你願不願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威爾遜如是說。儘管此時的他忙於國內政務，但仍堅持認為，自己應該放眼全球，給輝煌的戰時經濟推波助瀾。
為了推動美國商業勢力進一步走向全球，威爾遜呼籲美國商人要擁有國際視野，鼓勵美國公司組成對外貿易的聯合組織，還振臂高呼:“金融領導地位將屬於我們，工業首要地位將屬於我們，貿易優勢將屬於我們，世界上其他國家期望我們給予領導和指引，一切害怕競爭的人必須靠後站！”
把商業自由寫入“世界藍圖”
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前排右一）與參會的其他國家領導人。
1918年冬，一戰接近尾聲，威爾遜決定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新秩序。他把理想寫在被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裡，在人類文明史上刻下了濃重的一筆。具體內容有公開外交、公海自由、國際貿易機會均等、縮減軍備、給歐洲少數民族以自決權、建立國際聯盟等。
在國際貿易方面，“十四點原則”要求各國儘可能地消除一切經濟壁壘，建立平等的貿易條件。這隱含著威爾遜設計的世界藍圖的兩個基本要素：商業自由和國際門戶開放。
很快，威爾遜的理想主義理念從美洲傳到了硝煙瀰漫的歐洲，迎合了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民眾的心理。1918年11月11日，交戰雙方口頭上贊同“十四點原則”，一戰宣告結束。隨著槍炮聲停止，威爾遜被賦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稱呼。
在此前4年間，歐洲各國用大炮和毒氣互相殺戮，深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人從威爾遜繪製的藍圖中看到希望：這將是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保證世界長久和平的體系即將建立。他們將威爾遜看作“救世主”，甚至用威爾遜的名字給街道、建築和子女起名。在這樣的熱烈氛圍中，懷有宗教式使命感的威爾遜帶著雪片般紛至沓來的電報和信函，乘坐“喬治·華盛頓號”輪船前往巴黎參加和談，成為首位在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
威爾遜
輪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9天，身材魁梧的威爾遜時常站在甲板上凝望遠方。他習慣性地緊繃著臉，彷彿為如海浪般遊移不定的國際局勢感到焦慮。不過，隨著時間推進，前方的霧靄逐漸消散。他幾乎可以看到佈雷斯特海港的歡迎旗幟，禮炮聲和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也越來越清晰。當威爾遜乘車前往巴黎時，夾道歡迎的人群湧動如潮，一向神情嚴肅的他不由微笑起來。歐洲大地命運多舛，威爾遜滿懷著為全人類效勞的崇高願望，左右揮動著禮帽，彷彿在向世界致意。
作為巴黎和會三巨頭之一，威爾遜帶著“十四點原則”參加了1919年1月18日開啟的談判，以修復被戰爭破壞的國際秩序。因美、英、法、日、意等國的目標各不一致，每個決定都要經過多輪“不愉快的妥協”方能達成。這被後人稱為“美國式理想主義和歐洲式偏執狂之間的脆弱妥協”。
各方辯論如馬拉松般持續了好幾個月。威爾遜堅持先按“十四點原則”的最後一條訂立國際聯盟盟約，然後坐在國聯會議桌旁討論各國利益。其他參與談判的國家領導人認為，威爾遜應放棄荒唐妄想，先討論眼前的戰爭賠償事宜，鞏固現實秩序，把海市蜃樓般的“持久和平”暫擱一旁。
不過，威爾遜寧可離開巴黎和會，也絕不妥協退讓。在他看來，自由貿易可以緩和國家間的敵對競爭並促進經濟繁榮，而國際聯盟就是一個通過集體安全來保證自由貿易體制順利實施的機構。可以說，國際聯盟飽含著威爾遜的心血和理想。他的原則是，只要把國聯計劃作為《凡爾賽和約》的一部分，其他一切都可以讓步。威爾遜不要賠款和領土，而是鐵了心要將世界秩序納入他精心設計的國際聯盟體制之中。
威爾遜
經過26次修改，國際聯盟盟約於1919年4月28日通過，成為6月28日簽字的《凡爾賽和約》的一個章節。然而，當62歲的威爾遜帶著以巨大政治代價換來的國際聯盟盟約回到美國時，譴責和反對聲淹沒了他炙熱的理想。不少美國保守議員擔心會被迫參加軍事行動或約束宣戰權，因此反對加入國聯；還有民眾抱怨，威爾遜應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優先想到美國人，而不是一心只想成為烏托邦的奠基者。
威爾遜辛苦籌劃了國聯，美國自家卻拒絕加入，急得他四處發表艱難而無益的巡迴演說，簡直是在進行一種殉道般的追求。當他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發表完推廣國聯的第四十次演講後，終於不堪疲憊，昏倒在地。他遭遇了一次極為嚴重的中風，導致左半身不遂。但他仍無法歇息，各種災難性消息一一襲來。他重病時期，正是參議院對《凡爾賽和約》最終表決的重要關頭。就在表決前兩天，威爾遜依舊躊躇滿志：“寧肯戰敗千次，也絕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但他的理想落空了，美國終究沒有加入國聯，組織領導權最終落入英法之手。
1920年1月10日，《凡爾賽和約》正式生效，國際聯盟宣告成立。威爾遜不久後離開政治舞臺，搬到華盛頓使館區一幢樸素的樓房裡，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
威爾遜與妻子
儘管如此，威爾遜仍被稱為“國際聯盟之父”，被授予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在威爾遜任內，美國國力蒸蒸日上，一躍成為世界債主，紐約取代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有學者認為，國際聯盟使美國一度躍上時代潮頭，給後繼者留下一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遺產。在威爾遜之後，美國問鼎“世界領袖”，在主張全球化時充滿使命感。這些都被打上了“威爾遜理想主義”的深刻烙印。
談了30多個貿易自由化協定
193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左）與內政部長哈羅德·L·伊克斯（中）、農業部長亨利·A·華萊士(右)乘坐一輛汽車。當時正值羅斯福新政初期。
在威爾遜以後的美國總統中，與其聯繫最密切的是在他去世後不到10年入主白宮的羅斯福。由於同樣打破孤立主義和倡導全球化，羅斯福被看作是威爾遜的忠實“信徒”。他特意將威爾遜當年起草盟約的桌子運回自己位於紐約州海德公園鎮的家中。
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在冷雨瀟瀟的華盛頓宣誓就任總統。當時正值大蕭條席捲美國，股市暴跌，到處是失業、破產、倒閉。無數沮喪無助的美國人在寒風中聽到了羅斯福篤定而熱情的聲音：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羅斯福是一名靈活的現實主義者。即便面對重重困境，他也總能在愉悅的神情背後保持一份超然的寧靜。他一上任就密集制定了貨幣管理、商業津貼等15項重要政策，開啟了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立法時期：美國已在谷底，但能向上攀登。有媒體評論說，從來沒有哪位總統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令人覺得如此充滿希望。
羅斯福
在自由貿易方面，羅斯福打破前任胡佛設置的關稅壁壘，制定了基於互惠國貿易基礎上的降低關稅政策。1934年，羅斯福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授權行政部門與其他國家談判，以取得雙邊關稅減讓協議的權力。1934年至1945年，美國與其他國家完成了30多個雙邊貿易自由化協定談判。“貿易自由化會刺激經濟增長，低關稅能讓國家重回繁榮”成了當時的主流觀點。
在羅斯福看來，美國經濟繁榮要依靠與世界貿易強國的合作。為儘快走出大蕭條，羅斯福甚至小心翼翼地嘗試和蘇聯人談判外貿事宜，並於1933年11月17日正式承認蘇聯，結束了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拒不承認蘇聯長達16年之久的歷史；蘇聯也很快成為美國出口商品的龐大市場。
維持銀行信用、刺激對外貿易……逐步升級的有力措施逐漸取得實效。1933年至19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396億美元上升到568億美元。1936年，羅斯福第一個任期終了，面對國民收入50%的增幅，他欣慰地描繪說：“此時此刻，工廠機器齊鳴，市場一片繁榮，銀行信用堅挺，車船滿載客貨往來奔馳……”
孤立主義再也無法主宰美國的外交思想
到1938年，羅斯福無法全神貫注於國內事務了。由於戰爭風雲正從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席捲而來，他必須將目光投向外來的危險和美國的防務。畢竟，國內經濟與國際環境唇齒相依。
當時，法西斯勢力掀起的驚濤駭浪危及人類和平。許多美國人卻傾心對付大蕭條引起的危難，沉浸在濃厚的孤立主義氛圍中。羅斯福曾目睹威爾遜執著於政治理念而昧於世情，最終在失敗氛圍中結束政治生涯；他像觀看古希臘悲劇的觀眾一樣感到無能為力。而如今，面臨相似的情境，羅斯福決定吸取偶像當年的教訓，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帶領美國轉向國際主義軌道。
從1939年開始，羅斯福多次說服國會修改中立法，終於使國會勉強同意廢除武器禁運條款。隨後，他以退為進，用親切的“爐邊談話”讓美國民眾相信租借法案可以令美國避免捲入戰爭。人們逐漸接受了美國無法“獨善其身”的理念，投入到反法西斯戰爭的洪流中。人們選擇相信羅斯福，部分源於經濟的上行：1939年國民生產總值910億美元，二戰結束時高達 2150億美元。
1941年夏，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大西洋北部的軍艦上舉行會議，聯合發表《大西洋憲章》，其間貫穿著民族自決、自由貿易等字眼，勾勒出一個國際和平組織的輪廓。按羅斯福的設想，這個組織不可或缺，將成為美國參與國際事務並持久地發揮影響力的平臺。次年元旦，在羅斯福的倡導下，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美國白宮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建立戰後“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設想被廣泛接受。羅斯福本人被看作是聯合國家“總司令”。
羅斯福和丘吉爾
當1943年的新年鐘聲響起時，羅斯福彷彿已經看到了反法西斯聯盟的曙光。在白宮二樓的長方形大廳裡，二戰大片《卡薩布蘭卡》的主題曲循環播放，羅斯福手執香檳酒杯，提議朋友和家人一起為聯合國家的勝利乾杯。
和威爾遜一樣，羅斯福對美國的領導使命深信不疑。他不止一次對身邊人說：“美國不得不出面領導，幫助解決其他國家間的分歧，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美國是能在世界局勢中締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國！這是一項偉大的職責！”
1944年夏，在羅斯福的邀請下，美蘇英和中美英三國會議先後於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建議未來的國際組織名稱為“聯合國”，規定了聯合國的宗旨和原則，以及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等主要機構的組織和職權。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舊金山舉行，美國作為東道國，最後一個簽字。然而，手執簽字筆的並不是羅斯福，而是他的繼任者杜魯門——兩個多月前，羅斯福因突發腦溢血離世。
1945年6月，美國代表團參加聯合國憲章會議，阿瑟·范登堡簽署協議。《聯合國憲章》明確提出，要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採取有監管的自由貿易和市場開放的原則。
1947年通過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使得美國應稅商品的關稅平均下降了21%，進一步打破了貿易壁壘。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逐漸形成。
威爾遜主張成立的國際聯盟於1946年宣告解散，其財產和檔案全部移交給聯合國。在新的旗幟下，威爾遜時期提出的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等主張均成現實。美國也以聯合國為新起點，逐步重塑世界貿易格局。儘管在美國海外擴張受挫或國內問題突出時，孤立主義偶爾還會有所抬頭，但再也無法主宰美國的外交思想。
正如美國著名記者約翰遜在《羅斯福傳記》中所寫：“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砸爛的古老結構比任何人都多，對美國整個面貌的改變比任何人都要迅猛而激烈。”二戰勝利後，美國綜合國力達到巔峰。在紐約的曼哈頓區，有一座玻璃幕牆建築，它就是聯合國總部。正是羅斯福開闢的這塊人類共有的“國際領土”，使美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得以確立。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沒有羅斯福的全球化視野，就沒有美國今天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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