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9年三星堆初現端倪到1986年三星堆震驚世界；從三星堆博物館的籌建到三星堆文化名揚四海；從“三星堆文化”的認同到“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確證，半個多世紀中，幾代考古學人前赴後繼、堅持不懈地工作努力，使考古工作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成果，這正是幾代考古學人多年辛勤耕耘的心路歷程。

神龍初顯——1929-1949年

任何一次偉大的發現都會有一定的偶然性，三星堆的發現也不例外，在遺址內一個叫月亮灣的地方，一位叫燕道成的農民可能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無意間的幾鋤頭竟敲開了塵封幾千年的古蜀國大門。

1929年春天的成都平原，菜花飄香、楊柳輕舞。燕道誠和兒子燕青保在自家門口不遠處挖水溝，為來年有個好收成，做好引水灌溉的準備。燕青保用鋤頭翻起泥土，突然，“砰”的一聲鋤頭好像碰到了什麼硬的東西，他的手也被震得發痛。燕青保連忙用手刨開泥土，只見一塊石板靜靜地躺在那裡，他心裡想這塊石板或許還有點用，可以搬回家做磨刀石什麼的。他將石板撬起，就在這時他驚呆了，一坑晶瑩剔透的玉石器映人眼簾，他急忙叫來父親燕道誠。燕道誠雖家居農村，但有一定文化，人稱“燕師爺”，他一看這些玉石器，知道是“寶物”，父子倆不敢聲張，立即將石板蓋上，覆上土，然後回到了家中。當晚夜深人靜時，燕道誠帶領全家老小將那一坑寶物搬回家，一家人欣喜若狂，在微弱的油燈下清理這些寶貝，並分幾處藏起來，想過些日子賣個好價錢。

燕家發現寶物的事不久在當地逐漸傳開，1931年在廣漢傳教的一位英籍傳教士董宜篤，聽說月亮灣出土玉石器很感興趣，因為他曾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通曉歷史古蹟，他很想得到這批出土器物，便去找他的信徒陶凱出面收集，陶凱在當時廣漢駐軍陳離旅部任團長，陶凱答應了董牧師的要求，專程去了月亮灣找到燕道誠借走5件玉器。當董宜篤看到這批玉器以後認為非同凡品，立即帶去成都找華西大學的美籍教授、地質學專家戴謙和鑑定，戴謙和教授鑑定為商周遺物。後來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見到這些古物後，為了詳細瞭解玉石器出土的情況，決定到廣漢月亮灣去做一次考古發掘。

1933年，葛維漢到四川省教育廳辦了考古發掘執照，又在廣漢縣政府辦理了在月亮灣發掘的批准手續後， 於1934年3月1日同副館長林名均赴廣漢月亮灣現場，組織工作由廣漢縣長羅雨蒼負責，羅縣長安排了縣政府的幾名工作人員協助工作，又派出了80名士兵日夜保護工作隊和發據現場。1934年3月16日，第一次正式發掘開始了，首先在燕家發現石器的溝底開始發掘清理，按基準線挖了一條長12米、寬15米的探溝，在探溝中發現不少玉器殘片和陶器殘片，最後共出土近百件石璧殘片和石刀、玉刀，15件綠松石玉珠以及80餘件方形或長方形小玉片，另外在溝的南北兩側，又挖出同樣長寬的探溝兩條，在0.3-1.4米深處就發現了文化層，清理出各類殘陶片100多件，還有石器、石璧殘片以及三枚小孔石珠和三片薄玉片等。隨後又在探溝西北15米、南邊36.6米處挖了三個探坑，每處均在距地表很淺處發現了文化層堆積，清理出部分同類型器物。

不過，因當時社會情況極不穩定，匪患猖獗，發掘工作僅進行了十天便告結束。這次發掘探溝和溪岸共108平方米，出土、採集了600多件器物，其中有石璧20件，圭、石珠10餘件，玉圈、小玉塊數十件，3件石斧，1件石錐，2件石刀，5件磨石和石珠等。文化層出土有灰陶缽及大量殘陶片，其中以灰陶居多，紋飾簡單，多為素面，出土文物全部送交廣漢縣政府。羅縣長認為其有關文化，宜集中一處以為研究材料，將所獲文物全部捐獻給華西大學博物館保存。發據工作結束後，葛維漢和林名均把此次發掘情況寫信告訴當時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不久二人收到回信。郭沫若盛讚葛、林等為“華西科學考古的先鋒隊”，並認為這一工作將產生豐碩的成果。這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對廣漢三星堆遺址一帶文化遺存的正式發掘，由此揭開了以後半個多世紀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迷霧尋蹤——1949-1980年

新中國的建立，為考古發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環境，開創了廣闊條件。四川省博物館幾次派人專程前往當地進行考古調查，並動員燕道誠老人把他珍藏了20多年的一部分玉器捐獻給了國家。1953年，寶成鐵路開工後時任鐵路文物保護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西南博物院院長、著名考古學家、四川大學教授馮漢驥先生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家佑等，到廣漢中興場馬牧河一帶進行考古調查，發現月亮灣、三星堆一帶都有古文化遺址。

1963年，四川省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生在燕家院子附近選擇了三個點，發掘了150平方米，出土有玉石器、陶器殘片、骨氣、青銅器殘片，開始發現房址、建築基址等。

在1963年考古發掘指導中，四川省博物館館長馮漢驥教授，很有預見地指出：“這一帶遺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箇中心都邑。”以後情況的發展，完全印證了他的預見。

1980年4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博物館考古人員會同廣漢縣文化館人員，開始詳細考察三星堆，認定這裡是一處重要遺址。同年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隊進駐三星堆遺址，開始進行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出土了陶石器近千件，清理出房屋基址18座、灰坑3個和墓葬4處。以後，各方聯合在《考古學報》上發表了1980-1981年這一階段工作的發掘報告—《三星堆遺址》，正式提出“三星堆遺址”的命名，並建議將遺址內發現的這一考古學文化定名為“三星堆文化”。

重軍出擊——1980-1986年

1981年初，四川省博物館的賈克先生與成都空軍司令部聯繫，請成都空軍支援三星堆考古現場的航拍工作，4月23日至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空軍司令部，兩次出動直升飛機對房屋遺址、墓葬、灰坑等進行總體的空中拍攝，這是我國考古發掘史上首次利用直升飛機對考古遺址進行航拍。1982年，國家文物局將三星堆遺址列為重點考古發掘工地，並調撥專款支持工作。此後，四川省、廣漢縣文物部門聯合對該遺址範圍進行了全面調查，劃定了保護範圍。由於三星堆遺址的文化遺存十分豐富，引起了省內外考古部門的關注。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學歷史系和廣漢聯合成立了發掘領導小組，於1986年3月5日，在三星堆遺址展開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這次發掘分個發掘區，在短短三個多月中，發掘探方53個，總面積達1325平方米，文化堆積層最厚達2.5米以上，早晚地層最多可分為16層，早期地層的年代，經碳14測定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這次發掘，共清理出房屋遺蹟20多處，有上層貴族居住地約60平方米寬的大廳堂，也有十來個平方米一間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牆小屋，此外還有大量陶器、玉石器、雕花漆器，為我們全面瞭解研究古蜀人的社會背景及生活狀況提供了豐富翔實的寶貴資料。

芝麻開門——1986-1995年

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拉開了最為輝煌燦爛的一幕。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遺址磚廠工人在這裡取土燒磚，挖出了10幾件玉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組織人員進行搶救性發掘。在距地表深60-75釐米的地方，出現了一個長方形的並伴有3條坑道的五色花土。五花土是經過層層夯打的，又黏又硬，考古人員根據以往的經驗猜測，這可能是一座古蜀國王的陵墓。當挖到距地表16米深處，正如阿拉伯神話中描述的那樣，“阿里巴巴，芝麻開門”，寶庫的大門打開了，一個長4.5米、寬3.3米的長方形土坑出現在人們的面前，坑內橫七豎八地堆放著各種各樣的器物，有象牙、玉器、青銅器，還有長達1.4米的金杖。其中許多器物，如與真人頭部大小相當的青銅人頭像、黃金面罩、青銅爬龍柱形器等均為前所未有的首次發現。經清理，一號坑岀土各類文物567件。大多數器物埋藏時或埋葬前明顯經過有意的焚燒和破壞，或燒焦、發黑、崩裂、變形、發泡甚至熔化，或殘損斷裂甚至碎成數塊（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位置。在坑口外側三面各有一條寬約1米坑道，呈對稱佈局向外延伸，與土坑形成“品”字形的佈局。坑道的存在，說明坑中的器物不是隨意的掩埋，而是在掩埋時曾經舉行過隆重的儀式。根據土坑形制及埋藏特點，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古蜀人進行諸神崇拜舉行祭祀儀式所留下的祭祀坑。

一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於8月14日結束。就在當天傍晚，磚廠工人在一號祭祀坑西北約30米處取土時，又發現了二號祭祀坑。

二號祭祀坑的發掘工作8月20日開始，9月17日結束，二號祭祀坑為長方形土坑長5.3米、寬2.3米，無坑道，坑內堆放的遺物分上、中、下三層，最上面一層是60多枚象牙。中層全部為大型青銅器，其中青銅大立人和青銅神樹亦屬罕見的珍品。最下面一層是小型青銅器、飾件、銅鈴、神殿、金箔等。二號祭祀坑出土文物1300件，其中青銅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綠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還出土象牙器殘片4片、象牙珠120顆、虎牙3枚、象牙67枚、海貝4600枚。

磚廠工人無意間的幾鋤頭，竟將埋藏地下三千年的寶庫突然打開，難怪人們會說就像是天方夜譚中阿里巴巴發現寶藏樣神奇。當古蜀國寶庫打開的消息傳至海外時，各國的報刊、電視廣播爭相報道，英國《獨立報》稱：“廣漢的發現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發現，比中國的兵馬俑更要非同凡響。”時任國防部部長張愛萍將軍看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後，揮毫疾書：“沉睡數幹年，一醒驚天下。”

1987年5月26日，為了儘快修復三星堆遺址兩個大型祭祀坑出土文物，以利於兩坑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簡報的撰寫。中國歷史博物館派出4名工作人員，重慶市博物館派出一名工作人員來川支援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出土器物的修復工作。這次修復的主要器物有青銅大立人像、大面具、青銅縱目面具、青銅人頭像、以及尊、罍等。通過這次修復，使兩大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恢復了原貌。

1990-1991年，四川省和廣漢市考古工作人員在東、西城牆選點發掘，瞭解到三星堆古城牆外均有城壕，城牆底部寬40米、頂部寬20米、牆體由主城牆和內、外側牆三部分組成。在東城牆局部還發現了長40釐米、寬30釐米、厚10釐米的土坯磚分段砌築。這是中國築城史上發現最早的使用土坯磚的實物例證之一，商代早期這種城牆建築結構，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

199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隊在三星堆遺址南邊，被當地群眾稱之為“龍背”的地段選點發掘，發現這也是城牆的一部分，按其位置應是古城的南城牆。這樣三星堆古城的面積最終確定為3.5平方公里以上，它的面積與商代早期王都商城相當。

上下求索—1995年至今

20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進一步確認了三星堆古城的城牆體系與古城整體架構，確證古城系古蜀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地。新世紀開篇以來三星堆遺址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得到了社會各方更為密切的關注……

1996年9月至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聯合對三星堆遺址環境進行考古調查。

1997年11月至1998年7月，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館對三星堆遺址所屬範圍的仁勝村墓地進行發掘，共發現28座墓葬，出土了許多珍貴的玉石器。其中出土的“玉錐形器”等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著密切關係。2000年12月4日，“2000年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工作”正式開始，發掘面積500平方米，此次發掘是三星堆考古進入系統規劃階段的標誌，首次將多學科應用於發掘，這為不少學者倡議成立的“三星堆學”做好資料、基礎研究的準備。

2001年12月17日上午8點至8點45分，中央電視臺《直播中國》欄目通過衛星向全世界現場直播三星堆月亮灣發掘工地情況。

最後，我們要特別介紹四川學術界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蒙文通先生、馮漢驥先生、徐中舒先生，他們是巴蜀史研究和三星堆考古的先驅。三位先生雖然都已作古，但他們的精神必將激勵後輩學人前仆後繼，將巴蜀文化，尤其是三星堆文化研究推向前進。

徐中舒（1898-1991）

中國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1949年以後除繼續擔任川大教授外，併兼西南博物館和四川博物館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顧問、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古文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蒙文通（1894-1968）

原名爾達，名文通，四川省鹽亭縣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早年受業於清末國學大師廖平與劉師培，研究傳統的經學，後來又向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問佛學與古代學術思想，不斷拓寬研究天地，一生精進不已，終於成為博通經史、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清哲學的一代著名學者。主要著作有：《古史甄微》、《古地甄微》、《經學抉原》、《巴蜀古史研究》、《越史叢考》等。

馮漢驥（1898-1977）

中國現代著名考古學家、民族學家，是運用現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知識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先驅者之一，也是四川考古事業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