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剩女”標籤，理解她們觀念和處境的複雜性
當聽到類似“你眼光太高了”、“再不生孩子就晚了”、“你已經是剩女了，過了30就沒人要了”這樣的言論時，我堅定地認為，這不是女性的問題
每對新婚夫婦站在證婚人面前的時候，通常都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你願意麼？”
“yes，I do”，伴隨著這句話，新郎給新娘戴上戒指，兩人相擁而吻，畫面定格在最幸福的瞬間。
我們總認為結婚就是把這一瞬間固定，延長，直至永恆。
然而當生活迴歸到柴米油鹽，當你發覺愛人越來越多的言行讓你厭煩，當婆媳關係、原生家庭等等因素攪亂甚至破壞夫妻的親密關係，你也許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結婚？”
不知你是否為“為什麼要結婚”找到了答案。是順應社會文化約定俗成的規則，是妥協於生育年齡，是聽從父母的安排，是找個人共同承擔生活的風險或獲取某些利益和資源，還是，為了愛情？
2019年8月初，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單身成年人口數量超過兩億，獨居成年人口超過7700萬。
與之匹配的，是增長的離婚率和不斷突破新低的結婚率。《中國統計數據年鑑2018》的數據顯示，全國登記結婚數從2013年開始呈直線下降趨勢，到2018年，全國結婚率僅有7.2‰，而離婚率升至3‰以上。
也許越來越多適齡結婚的人找不到結婚的理由或人選，無限期推遲了結婚年齡，或直接考慮不婚的可能性。
數據公佈一個多月後，正巧迎來中秋佳節，很多奔三的朋友再次被按在家長催婚、逼婚的現場，尤其是飽受“剩女”壓力的女性。我的幾個閨蜜在各種微信群裡連環發問：“沒談戀愛有錯麼？”“找男朋友這麼難是我有問題麼？”“30歲之前不結婚就是對不起父母麼？”
這幾個問題簡直是懸在30歲女性頭頂的利劍。
近兩年，這個議題也貫穿了我的生活。與父母爭執、對朋友吐槽、向前輩請教，我想方設法解決這些困擾，我一度被拽到父輩的思維模式中，想要承認他們沒錯，也認真反思自己在一段關係中的標準和行為是否失當。
但是，當聽到類似“你眼光太高了”、“再不生孩子就晚了”、“你已經是剩女了，過了30就沒人要了”這樣的言論時，我堅定地認為，這不是女性的問題。
當有越來越多女性說出“我不想、不會、不能結婚”，我們決定做一期相關的專題，希望搭建不同人群間溝通的橋樑，鋪成理解的路徑，讓“不結婚”不只是泛泛而談的熱點，而是一種可被尊重和善待的選擇。
除了這篇綜述文章，這期專題還包括三場圍繞“不結婚”話題的“對話”：一對父女的書信往來、一對母女的現場對談、記者與一對長期關心公共議題的男女青年的訪談。我們試圖尋找她們推遲結婚或不結婚的原因，從個人情感、代際關係、公共生活領域等方面展現中國當代30歲女性面對的催婚、逼婚的情況，婚戀的困境，她們對婚姻、親密關係、伴侶選擇的思考，以及社會主流觀念的轉變及其與個體觀念的衝突等，多方面呈現當代女性不結婚的複雜性，用聆聽、對話、記錄來達成理解，而理解是為生活增加更多可能性的基礎。
被親情捆綁的催婚
“剩女”在百度百科上的定義為：年齡在27歲以上還保持單身的女性。在廣大農村地區，“剩女”這個詞甚至可以用在25歲未婚女性身上，而在大城市裡，年齡的標準放寬到30歲。女性一旦過了這個年齡界線，有人就會認為她們的約會對象只能限於四五十歲、離異或二婚的男性。
在《單身時代》一書中，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王豐估計，在中國的城市中有至少700萬年齡在25歲至30歲之間的從未結過婚的女性，她們都集中在一線城市裡，北京、深圳和上海排在前三位。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錢嶽長期關注中國婚戀市場的變化。她在一次演講中提到，從調研情況來看，29歲以下的中國女性結婚的比率高於同齡中國男性，但受過大學教育以上的中國女性除外。這類人所受的教育被拿來與強烈的事業心掛鉤，甚至被視為與賢妻良母的角色衝突，因此她們在找對象方面面臨著較大困難。
一到30歲，這種不利處境便急劇惡化。30歲以後，複雜的局面將進一步擴大，這些女性如果認同“婚戀市場”的價值判斷，則將面臨同樣的窘境——“失去零售價值”。
反觀中國男性，幾乎不會遇到這種情況。“男人三十一枝花”，30歲對他們來說，意味著漸入佳境。即使快到50歲，依舊享有婚戀市場的挑選空間。
這就是中國的現狀。中國長期受傳統婚姻觀影響，30歲還未成婚的女子，不僅要面對家人的不滿和嘲諷，還會在公共場合受人排斥。
為了自家女兒“好”，附加親情綁架的催婚戲碼在各個家庭上演，直到兒女走入婚姻的殿堂。
追根溯源，傳統的社會文化規範曾被認為是女性確立身份和組成家庭的根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包辦婚姻在中國合法且普遍，直到1950年新《婚姻法》頒佈，實行婚姻自由，加上新中國成立後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才逐漸廢除包辦強迫，完成了一次對女性精神性別的解放。
美國長青州立學院歷史學家斯蒂芬妮·孔茨認為，在全球範圍內，有兩個巨大的社會變化促成了婚姻規範的發展。一是僱傭勞動的普及，使年輕人不再像以前那樣依賴父母；二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各種自由，使社會關係建立在理性和公正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強制力量的基礎上。這兩個因素的結合，使婚姻制度從基本的工作、政治與社會義務單位變成了逃避工作、政治和社會義務的避難所。結果，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理想——那種無法解釋、隨緣而來的浪漫愛情得到了廣泛接受，這種情況也廣泛地存在於中國。
有關婚姻的理念和制度變得更加先進和人性化，但不可忽視的是，90後這一代的父母們普遍出生於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的成長環境充滿了集體敘事和宏大敘事，講究自我犧牲和奉獻，不那麼注重和釋放自己個性化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同時，他們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依然受傳統文化中強調男性中心、角色意識和責任意識重於美好親密關係的觀念控制，與互聯網時代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的思想相距甚遠。
如今，“女人三十豆腐渣”、“學得好不如嫁得好”這樣的陳詞濫調依然常掛在父母嘴邊，這些父母催婚說教的固定模式，既是他們觀念的反映，也進一步內化、加深他們本就根深蒂固的觀念。
尤其到了春節，在家庭團圓的餐桌上，結婚還會與孝順直接掛鉤，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父母心中，結婚生子是子女應盡的義務，某些宗族意識強的地域，不結婚還能上升到愧對祖宗和家族的層面。隨著30歲的臨近，未婚女性家庭的緊張戰事在劍拔弩張中徐徐展開，父母和女兒因見解立場完全不同，彷彿雞同鴨講。儘管大眾文化中不乏“反催婚指南”“春節自救指南”“過年必備反催婚攻略”等等元素，這些帶有自嘲和情緒慰藉功能而在現實的反催婚中並無實際功效的流行言說，恰恰說明催婚至今仍是解不開的局。
年齡和性別的成見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結婚彷彿是正常社會成員的標誌。俗話稱“成家立業”，意思是成家能對成年生活，尤其是男性的事業起到添磚加瓦的作用。其背後隱藏的規則是，男人是一家之主，要比妻子掙錢多，要有城市戶口，最好還能擁有一套將未婚妻娶進家門的住房。
妻子相應的也需要滿足以下條件，成為女傭、性夥伴、私人秘書、孩子的母親等。在這種典型的中國式婚姻中，大多數夫妻處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裡，而不是依照夫妻雙方的才能和意願共同塑造生活。
傳統婚姻生活的既定模式和一成不變的角色，對很多女性已經失去吸引力。
“我們想要自由，想要奮鬥的機會和實現理想，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沒有配偶和家庭的後顧之憂。如果需要的話，我想我能夠一直待在辦公室裡工作到凌晨兩三點，而不用考慮今晚給家人做些什麼菜。”在《單身女性的時代》一書中，一位三十多歲的女性發出這樣的呼喊。
越來越多的女性甚至公開表示，擔心結婚會摧毀自己。據《衛報》報道，日本人口與社會保障研究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日本年輕女性稱她們更願意單身而不願意進入“她們想象中的婚姻”。《衛報》專欄作家阿比蓋爾·豪沃斯稱，日本有句古語“婚姻是女人的墳墓”，在今天已被改寫成婚姻是“（女人）來之不易的事業的墳墓”。
一名32歲的日本女性告訴豪沃斯，“你不得不辭去工作，變成一個沒有獨立經濟收入的家庭婦女。”這是對我們社會的一個警示，當兩性角色失衡、女性群體獲得更大的自由而社會又無法真正接納，兩性之間的關係就會出現問題。
另一個問題顯得更加嚴峻。研究中國婚姻問題二十多年的人口學家王豐提到，在中國，人們之所以認為30歲就到了剩女門檻，主要是認為女性已經錯過了最佳生育年齡。
“這是非常危險的看法，因為它將30歲以上的女性擠出了婚姻市場，這實在沒有必要。因為實際上在那個年齡，她們的生育能力仍然很強。”王豐強調。
醫療技術的突破為女性爭取到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包括實現凍卵、建立精子庫、試管嬰兒等等。但是詳細計劃一下，假設時間線放寬至30到40歲的10年間，女性要從未婚到已婚，從單身變成母親，明確個人發展目標，決定事業和家庭的佔比，在教育中投入心血，這一系列的急速轉變要求她調整所有事物的連帶關係，複雜性遠遠超過生育本身。
而生育能力又必須放在所有事務最靠前的安排中。眾所周知，高齡不僅意味著低受孕率，產婦生下的孩子出現染色體異常、發育異常或罹患自閉症的風險也將提升。不管女性是否承認，35歲後，如果還未下定做母親的決心，無論她結婚與否，都會陷入焦慮和自我詰問，這意味著一場高風險的賭博。
又或者，最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就是堅定地不要孩子。只是，在流變的生活中，誰又能保證心中的信念巋然不動呢？
推遲結婚時間，直到自己對婚姻有信心並非易事，它不僅要遭遇親人催婚的主觀攔截，還要經受得住自然規律的客觀考驗，既要確定可以將自己託付給另一個人，又不必擔心因為婚姻失去自我。這大概需要大多數單身女性大膽嘗試、努力實踐，另外，就像生活中其他所有事一樣，需要一份時運，它何時來，無人知曉。
“別弄得好像結婚就是女性的唯一結局了”
不結婚逐漸成為新的生活選擇，擺在女性面前的，不再是唯留一條非進則退的階梯，越來越多的旁支岔道被各種各樣的人走出來，即使途經峭壁和落石，女性也開始掌握開拓與冒險的經驗和耐力。
推遲結婚或不婚，不是抵抗父母的叛逆策略，不是蔑視規則的標新立異，可能只是一個問號，一個個人甚至公共生活中尚未解決的謎團。
這個謎團很遼闊，具有野心，具體到每個人又不盡相同。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困惑：能否努力跳脫一個牢固的、並非適用於所有人的評價體系；能否創造更大的自由維度，實踐不一樣的婚姻方式；能否擺脫被他人裹挾的圈套，專注於建設自我……
誰也沒有辦法解答。但是在我周圍，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女人。她們30歲上下，尚無結婚計劃，她們在意自我價值的實現。
她們或創業、組建團隊、成為管理者，或討論讀什麼書，去哪裡旅遊、吃飯或喝酒，跳舞還是跑步，濃妝豔抹還是素面朝天，她們把自己的激情和愛揮灑在城市的街道、劇院、酒吧、公寓等各個角落，裝點出城市的獨特個性和韻律，她們是每座城市活色生香的註腳。
獨自生活當然有很多不光鮮，爆破的水管，餘額不足的信貸，出軌的男友，摸黑歸家的夜路，間歇性的抑鬱和失眠……城市的個性化服務幫助女性解決了大部分的難題，也總有無數個無助的瞬間，一點點轉化成她們頑強堅韌的一面。最後，大多數人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安全感。
以前，一個人不去締結長久的婚姻關係，會被我們看作是失敗的或悲劇性的，因為我們已經在心裡認定婚姻是每個人都需要且必須遵守的規則。
今天，我們從數據中得知，年輕女性的結婚人數還在下降。所以有人自信地說：“別弄得好像結婚就是女性的唯一結局了。”
也許在未來的某個時間節點，她們當中的許多人還是會結婚，但在意自我價值實現的本質沒有不同。她們日益覺醒的自我意識幫助她們進行更完善的自我建設，婚姻變成她們主動作為的選項，她們的丈夫思想進步，支持她們的事業，理解女性的權利和處境。
有一天，男人和女人會形成能量互動而非適應模具的關係，無論婚姻是為了物質、安全、愛情還是別的什麼，他們可以自由地接受和給予，而非遵循某種強大而單一的規則。
（參考書目：《單身時代》、《單身女性的時代》）
南方人物週刊 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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