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神宗時期進行的一次變法運動，這次變法堪稱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變法之一，其對北宋當朝以及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羅斯福時期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就曾評價王安石為“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

王安石變法中的很多措施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和前瞻性，這在1000多年前的封建社會非常難得，而將這一特點體現得最為明顯的一項措施就是——“青苗法”。

一、“青苗法”的起源及具體措施

何為“青苗法”？其實早在唐朝中後期，就出現了相關制度的雛形，當時採取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政府收入，而王安石變法中的“青苗法”除了此項功能外還起到了平抑物價和打擊民間高利貸的作用。

具體來說，就是政府將存儲的糧食物資兌換成錢，用以作為本金，在每年的正月及五月兩個時間段借貸給有需要的百姓，並收取一定利息，在緩解青黃不接時期百姓的生存壓力的同時也變相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此項措施的思想基礎最早來源於戰國時期李悝在魏國推行的平糴制度，宋太宗時，朝廷在汴京設置了常平倉，到了宋真宗時，除了沿邊的個別地區外，常平倉已在廣大州郡普遍設置。各州按人口數量留有相應的錢糧，在每年夏秋季節糧價便宜時，官府以比市價更高的價格收取糧食，在遇到糧價大幅上漲時，官府再按比市價低的價格向外出售糧食，這樣"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抑糧價、賑濟災民的效果。

而“青苗法”從措施上看無疑是常平倉的進化版和升級版，它不再將功用侷限於經世濟民，而是要在此基礎上實現“開源”的目的，為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二、“青苗法”的實施背景

王安石為什麼要推行“青苗法”？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北宋雖然在軍事上被遼朝壓制，但經濟上應該是十分富庶的，為什么還要挖空心思來增加政府收入呢？其實真實的情況遠沒有人們想象的美好，北宋雖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很高，但支出也很大，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是“冗官”。所謂“冗官”就是官員過多，這也沒辦法，宋朝從太祖立國時就立下了規矩，凡是祖上做過官、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都有資格做官，這叫做“蔭序之官”。皇室宗親就更不必說，宗室七歲就可以被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期間就有官身。除此之外，有錢人還可以用金錢買官或者捐官，這叫做“進納之輩”。北宋是“重文輕武”的朝代，文官的數量本就不少，加之如此多元化的“授官渠道”，使得北宋的官員數量成幾何性增長。

據統計，宋真宗時中央政府官員約為一萬人左右，到了宋仁宗時數量增加到一萬七千人，而到了宋英宗時這個數量達到了兩萬五千人。官員的數量以每十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官員的增加勢必會造成配套的吏員也同比成倍增加，如此巨大的官員數量對北宋來說是一項無比沉重的負擔。

二是“冗兵”。所謂“冗兵”就是軍隊人數過多，儘管北宋的軍事策略以“守內虛外”“強幹弱枝”為主，造成軍事上和遼朝相比長期處於劣勢，但另一方面軍隊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逐年增加，究其原因還要歸結於當時整個官場的風氣。

在北宋臃腫膨脹的官僚體系中，保守主義大行其道，為官者不求取得什麼豐功偉績，只求平穩地熬過任期，畢竟北宋算是整個中國歷史上官員收入最高的時期之一了。這種惡劣的官場風氣造成了大多數地方官員傾向於與地方豪強妥協，正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本來就無冤無仇，何必去自惹麻煩呢？這就進一步造成了地方豪強的為所欲為，於是導致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勢必會產生大量無地可耕的流民，這些流民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對王朝統治構成巨大威脅。

那麼怎樣安置這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呢？北宋政府想到了一個辦法——把他們統統編入軍隊，也就是著名的“募兵制”。這樣的話既能解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還能加強軍隊力量，豈不是一舉兩得？但是這種做法的弊端也很明顯，沒有明確的選拔標準導致軍隊中充斥著大量“烏合之眾”，這些被安置到軍隊的流民非但沒有增強北宋的軍事實力，反而成為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每年撥給他們的軍餉數額龐大，壓得北宋政府喘不過氣來。

三是“冗費”。所謂“冗費”就是其他費用支出過多，這裡的其他費用不包括以上兩點所列的政府官員開支以及軍隊開支，而主要是指大興土木、修建寺廟宮殿、皇室用度及賞賜等支出，千萬別小看了這些零碎的費用，日積月累起來是一筆很大的數字。沒錯，北宋的經濟確實很繁榮，但經濟增長的速度永遠也追不上開銷的增長。

據統計，在宋仁宗時期，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4000萬，支出約為1300萬，佔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了宋英宗時期，財政收入約為4500萬，支出880萬，佔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宋神宗時期，財政收入雖達5000萬，但支出卻也是5000萬，竟佔收入的百分之百，以至於國家財政到了“百年之積，惟存空簿”的地步。

三、美好的幻想

正是在這種嚴峻的財政形勢下，宋神宗選定王安石為總設計師，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青苗法”正是這一系列改革的關鍵措施和重要一環。

公元1069年9月，“青苗法”由制置三司條例司正式頒佈施行，新法落地施行伊始，無論朝中君臣還是地方百姓都對其寄予厚望。宋神宗希望憑藉此法一舉扭轉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而百姓則似乎看到了盛世的曙光，一切都在向著美好的方向發展著。可以想象當時王安石的躊躇滿志和意氣風發，從制度設計來看，“青苗法”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無懈可擊的政策，因為它在政府和百姓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這座橋樑不僅可以起到連接溝通的作用，還能通過不同時期的經濟手段達到雙方都因此受益的雙贏結果。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青苗法”在理想狀態下的運行效果：百姓在糧食青黃不接的春夏之季，如有需要可以到官府“借錢”解燃眉之急，等到當年秋收後有了收入再還給官府。當然，這個過程中官府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這個利息一般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為了規範借貸管理，官府還將百姓分為不同借貸等級，每個等級可以借貸的數額不同，而且借貸時需要其他人擔保。

雖然以現今的眼光來看，“青苗法”的借貸利率很高，但是放在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北宋時期，這個利率相比於民間借貸已經算是極低的了。這樣的話，百姓可以通過正規的官方渠道借到利率划算的錢以度過荒年，而官府在為百姓提供了便利的同時還增加了財政收入，順便打擊了猖獗的民間借貸。

四、“青苗法”失敗的原因

可是現實往往沒有想象的美好，“青苗法”在施行一段時間後不但沒有取得想象中的效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負擔，成為了百姓口中的“惡法”，進而招致朝堂上下的一致反對直至後來被廢止。這是為什麼呢？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01 規定條件過於嚴苛

為了保證“青苗法”的順利實施，政府規定了嚴格的擔保制度，即十戶為一保，並按照收入水平將其分為上戶和下戶，上戶可以借貸的數額高於下戶，而且下戶想要向官府借貸必須經由上戶擔保。這個規定本意是為了使“青苗法”更有效地運行，但由於條件過於嚴苛，而且在實際執行中，下戶急需借貸，卻沒有償還的保障，而上戶則不需要借貸，這就造成了有資格的不需要，而有需要的卻沒有資格的供需錯位。除此之外，即使下戶找到了上戶給其提供擔保，下戶無力償還借貸時，自然會連累上戶，損害了上戶的利益。“青苗法”於是成為了變相的搜刮形式，使上戶變得貧困，而下戶由於愚昧、無力償還從而深陷債務泥潭。因此，有些地方官為了避免下戶無力償還，僅將錢貸給上戶，違背了“青苗法”最初設立的初衷。

02 實際執行出現偏差

“青苗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具體執行操作上卻逐漸偏離了預想的軌道。這項措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抑制土地兼併，可在實際執行中，很多地方官員卻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不僅如此，一些黑心官吏為了邀功、提高政績，在規定的利率之外額外徵收名目繁多的賦稅，名為濟民實為勒索，百姓不堪其擾、苦不堪言。

這樣，“青苗法”在執行中走了樣，變質為官府放貸借機收取高額利息的苛政。

03 王安石樹敵過多

在整個變法期間，宋神宗給予了王安石極大的信任並賦予了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王安石成為了宋神宗身邊的“紅人”和最信賴的大臣，這自然招致了朝中其他大臣的嫉妒和不滿。而王安石的個性又很剛直，他將全部精力和心血投入到了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中，對如何處理同其他同僚的關係並不在意，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這樣“一枝獨秀”的現象發展到一定程度使得王安石成為了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之前的支持者紛紛變成反對者。在這種背景下，不論是變法政策在設計上的缺陷還是執行中遇到的困難和阻力都會被無線放大，成為“倒王安石”派的有力證據。而“青苗法”無疑是這些人攻擊變法的首要目標，成為眾矢之的。

公元1085年，王安石變法隨著宋神宗的逝世走完了它的歷史進程，而“青苗法”作為眾多變法措施中的重中之重也退出了歷史舞臺。如果用當今的視角來審視“青苗法”的成果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人會給出積極的評價，畢竟其出發點是利國利民的，而且在措施實行初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歷史畢竟是歷史，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大環境下，“青苗法”失敗的命運幾乎是註定的。每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都需要經歷痛苦而漫長的適應過程，如果挺過去的話，前方將會是一片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