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幹部”縱隊是解放戰爭後期和建國初期,隨著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歷史語境,而產生的一個特殊而耀眼的歷史革命群體。
動員組織大批幹部隨軍南下，是黨中央、毛澤東主席“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作為老解放區，山西從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成建制地抽調大批地方幹部隨軍南下，主要分為3部分，分別是太行太嶽幹部南下福建，晉中幹部南下湖南，晉綏幹部南下四川、西康。
1948年12月
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太嶽、太行兩個區黨委選調一批得力幹部南下。1949年初，共4100多人的南下幹部到達河北省武安縣，組成南下區黨委，對外番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江支隊”(簡稱長江支隊)。7月，長江支隊到達浙江江山縣興塘邊，與張鼎丞率領的華東干部匯合在一起。長江支隊南下幹部均歸由張鼎丞為書記的中共福建省委統一領導，分別赴建甌、南平、福安、閩侯、晉江、龍溪等地區開展工作。長江支隊進入福建時，人地兩生，語言不通。在省委領導下，他們和當地幹部、華東干部、轉業幹部、南下服務團幹部，共同徵糧、徵款，支援前線，剿匪、反霸，一道完成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各項任務，使福建的社會秩序開始好轉。
1949年2月前後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幹部的指示》。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以晉中區黨委為主，動員組織大批幹部成建制南下，支援新區政權建設和生產恢復建設。晉中南下工作團即晉中南下區黨委書記武光，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周小舟，行政公署主任牛蔭冠，副主任張幹丞。區黨委共配備了6個地委、36個縣委和200多個區級班子，各級均配備了工會、農運、青年、婦女和武裝幹部，還有醫務、炊事、通信和警衛人員，共計3000餘人。
1949年3月
晉中南下區黨委於1949年3月在石家莊集結。在石家莊，南下工作團學習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文件;進行了組織動員和整編;參觀了煉焦廠、紡織廠、小型鑄鍋廠，使每個幹部對城市和產業工人有了一個直觀的認識。為了適應戰爭環境和便於行軍，南下工作團在南下途中實行軍事編制，各隊實行了番號制。5月初，南下隊伍開始分批出發。經過艱難的長途行軍，分別於8月、9月和10月進入湖南。
湖南是一個革命老區，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由於國民黨長期盤踞，這裡的形勢十分複雜。當地老百姓稱這裡有“三多”：一是土匪多，二是國民黨特務多，三是國民黨的退伍兵多。面對這一情況，南下幹部沒有畏懼。進入新區後，他們首先著手建立各級政權，迅速恢復生產，為支援兩廣和大西南前線服務。同時抓緊清匪除霸，維護社會治安，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從此，他們紮根湖南，擔負起鞏固新政權、建設新湖南的光榮任務。
1949年3月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從秦嶺進軍四川的決定，從晉綏解放區抽調地方幹部等人員組成南下工作團，配合二野從北線進入大西南，開闢川康新區。到7月初，從各地調到晉綏分局的幹部達3600多人，其中以縣級幹部為主，他們是南下入川接收新區的骨幹力量。在晉綏分局黨校的統一安排之下，南下幹部在培訓中學習了黨的重要文獻和接管城市的政策。1949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晉綏南下幹部告別根據地，分批向四川進發。南下入川的幹部和幹部學校的學員，按系統分別編為5個梯隊，加上3個警衛團，總人數約15000人，統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南下工作團”(簡稱西北南下工作團)，直接受賀龍、李井泉等領導同志指揮。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南下工作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入川工作團”(簡稱西北入川工作團)。西北入川工作團的同志進入四川后，先後被分配到川北、川西地區、成都市及西康省工作。他們戰鬥在城市接管、恢復生產的第一線，發揚艱苦奮鬥、密切聯繫群眾的優良傳統，很快安定了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了生產。
南下幹部作為革命戰爭年代產生的一個特殊群體，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為新中國建立之後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編審 | 楊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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