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兆佳教授是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信和樓433室。從距離最近的港鐵大學站出來，還能看到這場風波的不少印記：多個地鐵閘機被破壞無法使用，牆面留有標語的痕跡，地上依稀能看到黑漆字跡。有說有笑的學生們從我身邊走過，很難把他們和黑衣人聯繫起來。然而事實就是，不久前出現了港中大部分學生粗暴對待校長段崇智事件。
按照當地朋友“要低調”的囑咐，我沒有參觀校園就敲開了劉教授的辦公室門，他已在房內等候。這位72歲的老先生現在是港中大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但很長時間裡扮演著港府“僚”的角色，2002年到2012年任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負責為香港決策層提供政策建議。
令我意外的是，這位昔日的首席智囊並沒有像外界那樣擔憂這場風波，他更強調的是整個香港社會應該從中明白點什麼，“融入祖國是歷史大趨勢，香港不該也無法抗拒。”他用帶著粵語口音的普通話反覆強調這點。
心態轉變需要一個過程，還有一些人適應不過來
上觀新聞：很多人詫異，原本“一國兩制”下繁榮穩定的香港，怎麼就變成這個亂象？
劉兆佳：迴歸22年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成功的。“一國兩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對港方略的延續，體現出中央政府的務實性與創造性。其目標就是在現實情況下，和平順利地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並保持其長期繁榮穩定，維持市民對這座城市的信心。
從某種意義上說，迴歸的過程，就是香港從原先英國殖民地、西方陣營中的一份子，變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過程。這其中存在著香港“由西向東”的轉變，在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些變化，需要香港人心態與行為的調適。
客觀來說，英國統治時期，香港取得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的人就將香港經濟奇蹟歸功於港英政府。至於一些沒有經歷過港英統治的年輕人，還對殖民地存在幻想，對其所持的價值觀存在好感。心態轉變本身需要一個過程，現在還有些人適應不過來。這是香港出現當前局面的重要原因。
上觀新聞：也就是說有人不願接受香港“由西到東”、融入國家的趨勢？
劉兆佳：說“抗拒”這個大趨勢可能更加準確。但是，從大歷史角度來看，這種趨勢又是不可抗拒的。目前，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關係越來越緊密，兩地產業融合的濃度越來越高，彼此人員、要素流動越來越通暢，香港的發展也越來越離不開內地的支持。抗拒是不現實的，大家需要一些政治理性。
上觀新聞：感覺您還是比較樂觀的。
劉兆佳：一段時間以來，香港蒙受巨大損失，社會民生、人與人之間關係受到嚴重影響，公共設施遭到大面積破壞。付出代價的是自己、是香港，怎麼能夠持久？這段時間暴亂分子的數量開始減少。當然，動盪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情況甚至還會出現反覆。我希望不要讓香港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內地社會會認為，香港人只是嘴上說得好聽，民主、法治、包容沒在你們心裡生根。
上觀新聞：個體接受大趨勢，是不是要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
劉兆佳：什麼是香港人？有種觀點認為，香港人的特徵是需要通過與內地人對比得出的。我們很多人的先輩都是從內地過來的，與內地人產生不同，也就是1949年後的事。那時香港發展比內地好，香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有著優越感。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內地發展，兩邊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兩地人員接觸也越來越多。一方面香港人在經濟上的優越感逐漸削弱，另一方面彼此間也出現一些摩擦，比如內地遊客來港購物、買樓、就業等。從心理學角度看，逐步減弱的優越感會變成一種不安情緒，會“刺激”強化個體的身份認同。什麼東西是香港有而內地社會沒有？在一些人看來，就是西方的政治價值觀。
從政治動員角度來說，年輕人買不起樓是個問題，但不會因此進行暴力行動，為了一套房犧牲自己的前途。但在“對抗特區政府、拯救香港”的名義下，更會容易產生激烈的對立情緒。
上觀新聞：這種情緒有必要嗎？
劉兆佳：這是被有些人誤導了。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從來沒有想要改變或者“摧毀”香港社會原有的價值觀，也沒有想讓香港“大陸化（內地化）”。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只有維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才能成為中國內地與西方世界之間的橋樑與紐帶，才能成為內地走出去、外國走進來的重要平臺。
但有一點也是非常明確的，香港不能因為與內地價值觀、意識形態不同，就成了搞亂內地的顛覆基地，更不能在香港搞“顏色革命”性質的政治運動。
上觀新聞：在很多觀察者看來，這段時間的動盪卻是在摧毀香港的“優越性”。
劉兆佳：香港價值觀中的民主、法治、包容，全被極端示威者破壞，不包容不同意見者，出現不同意見就使用暴力，市民對破壞法治沉默以待。看到這些，內地社會就會認為，你們香港人只是嘴上說得好聽，其實民主、法治、包容沒在你們心裡生根。那樣內地同胞就會對香港製度、價值觀有了重新評價。
那些以為找到靠山的香港人會很失望，也會看清美國這個靠山其實並不可靠。
上觀新聞：除了內因外，香港局勢有沒有外因？
劉兆佳：過去，西方世界希望中國走一條西式發展道路，完全進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但中國發展路徑並非如此。中國在價值觀、國際體系認識、國際角色扮演等方面，走了另外一條道路。這個過程中，“由西向東”的香港與祖國內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比如，香港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與內地間的“超級聯絡人”。
與此同時，香港與西方關係不再像港英時期那麼密切，西方對香港開始變得不友善，希望將之當成遏制中國的“棋子”。這反映在美國打“香港牌”支持暴亂分子。而臺灣當局不願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因此也搞小動作。
上觀新聞：之前，美國眾院通過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感覺香港有些政治勢力很興奮。
劉兆佳：如果立一部法就有用的話，那麼1992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美國-香港政策法”，為什麼要到現在再立部新法呢？香港部分人士認為美國的插手就會讓中央與特區政府就範，放棄對香港的管治權，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即便美國出手，也不會以犧牲它在香港眾多利益為前提，相信對特區政府不會有太大壓力。相反，這部法束縛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因為外交政策應該有最大的靈活性。美國一些政客的表態是想通過攻擊中國來贏得選票。
這樣一來，那些以為找到靠山的香港人會很失望，也會看清美國這個靠山其實並不可靠。
上觀新聞：有人擔心，法案會影響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待遇。
劉兆佳：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不是美國給的。香港是WTO成員，是跟隨國際間貿易關稅協定的。法案會對境內外投資者產生一些心理影響，但不必擔心出現撤資潮。香港是個平臺，我們開門做生意，向世界提供良好地理位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政府不干預市場及公平競爭環境，香港還背靠祖國內地。
資本看重的是能不能在這裡賺到錢，如果可以，即便美國企業走了，也有其他人會來。
大家要回歸政治現實，不要再把時間與精力浪費在無法成功的事情上。
上觀新聞：香港社會能從這場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訓？
劉兆佳：暴亂無可避免引發香港社會的討論與反思。從長遠看，教育要跟上去，改變大家對國際形勢與國家發展的認識，現在重視程度還不夠。短期內，大家應該想想在國際大格局下，香港應該往何處去，我們市民又可以做什麼？
至少經過這場動盪後，香港人會覺得這座城市的繁榮穩定，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強大，更不是與生俱來的，相信在未來會更加珍惜、愛護它。同時通過這幾個月的親身經歷，香港人付出了巨大代價，交了不少學費，應該會思考如何對待歷史大趨勢。
上觀新聞：這個面對的過程不容易。
劉兆佳：甚至會很痛苦。因為這牽涉到根深蒂固的心態問題。在一些人眼中，西方代表著先進與文明，另一邊代表著“落後”。因此需要調整心態，權衡國際形勢的變化，思考香港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哪裡，才能照顧好自己的利益，處理好香港與內地、香港與國家之間關係，減少抗拒心理。
還有，就是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尊重國家與內地的利益。不能把自己對香港利益的定義，作為“一國兩制”的出發點，更不能成為西方勢力打擊中國的“棋子”。
上觀新聞： 這需要政治理性與政治情商。
劉兆佳：這場動盪告訴了我們，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做了有成功的機會，哪些事情永遠不可能成功。大家要回歸政治現實，不要再把時間與精力浪費在無法成功的事情上，也不要強求一些不可能拿到的東西。在經歷過仇恨、激情、恐懼、擔憂，重回平靜狀態後，我們更應該謀求香港發展之路，幫助重新回到繁榮穩定的法治軌道上來。
欄目主編：洪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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