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在全球化中，我們的文學正在變得越來越狹窄。”德國伊朗裔作家納韋德·凱爾曼尼這樣說，他看到，今天的作家哪怕生活在不同的地方，面臨的場景、寫出的內容也都極其相似。另一方面，民族國家的建立也是一個“反文化”的過程，民族國家的理念是自己擁有獨立的文化，而這勢必導致文化變得更加貧瘠。納韋德·凱爾曼尼呼籲作家反思和批評本國的社會問題，並且去人性化地看待他者的文化。
納韋德·凱爾曼尼以小說、散文和紀實報道贏得了眾多重要獎項，包括克萊斯特獎、約瑟夫-布萊特巴赫獎以及德國書業和平獎等獎項，並且被德國書業和平獎評為德國當前社會“最為重要的聲音之一”。他於近日首次訪問中國，介紹其新作《沿墳墓而行——穿越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
在這本書中，他寫了自己從居住的德國城市科隆出發，往東到巴爾幹半島，再向南翻越高加索山，穿越波蘭、白俄羅斯、烏克蘭還有車臣、格魯吉亞、亞美尼亞一路到父母的家鄉伊朗伊斯法罕的故事。
日前，納韋德在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進行了一場朗讀與討論，隨後在清華大學與作家餘華、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雙聘教授汪暉進行了主題為“世界文學與當今時代”的跨文化對話。這篇報道結合了兩場講座的主要內容。
反思德國暴行：“反思帶來一種獨有的癒合”
在《沿墳墓而行》中，納韋德一路從東歐到伊朗，途中穿越了很多德國曾經造成暴行之地。他承認，在歐洲的語境下，德國從物理上也從精神上成為了一種暴行和廢墟的象徵。例如，科隆在二戰中有95%的建築被炸燬，並且在當時受到世界範圍內的唾棄，然而，今天它卻在經濟上生機勃勃，併成為了許多海外旅行者嚮往的目的地。為什麼會是這樣？
納韋德·凱爾曼尼說，造成今天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德國始終在反思自己的歷史。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持續反思之後，德國社會慢慢已能夠癒合各種方面的傷痕。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下跪的事件發生在納韋德5歲那年（1970年），當時聯邦德國社會唾罵勃蘭特為祖國的背叛者，即使是納韋德的父親也不理解：一個國家的總理，作為一種力量和權威，怎麼可以下跪道歉呢？雖然當時這一舉動引發了巨大的爭議，但納韋德·凱爾曼尼認為，這一標誌性事件成為了德國對自身歷史的態度的轉折點，從那以後，德國出現了很多探討二戰的電影，民眾也開始進行討論和反思。“它帶來了一種獨有的癒合，帶來了今天穩定繁榮的發展。”他說，“如果我們想要壓抑和迴避造下的罪孽、受過的創傷，那麼我們永遠沒有癒合的機會。”
在從東歐大地走向伊斯法罕的過程中，納韋德也遇到了未能處理好心靈創傷之地。東歐被稱為“血染的土地”，二戰中的很多猶太人集中營就在這裡，但在蘇聯的統治之下，人們也無法談論餓死的人和蘇聯公民遭到的屠殺，而只能歌頌蘇聯紅軍的光榮與偉績。在這裡，無論是納粹施加的苦難，還是後來斯大林施加的苦難，都成為了不可以討論的內容。納韋德拜訪的一位心理醫生告訴他，在這個世界上，集權的貧困的地區，謀殺犯罪率高、自殺率低；在民主制度之下的、人民生活富裕的地方，謀殺犯罪率低，自殺率高；而在東歐這片“血染的土地”上，這兩個數值都一樣高。“這就是他們的內心痛苦沒有得到治癒，歷史沒有得到回憶和處理的結果。”
定義世界文學：“我們每個人都不是橋樑，而是世界的中心”
汪暉在20年與納韋德相識，彼時他還是一位研究伊斯蘭的德國學者，如今已成為了一位參與到德國公共生活當中的重要知識分子。納韋德之所以結束了專業的學術道路，是因為他覺得如果僅僅研究伊斯蘭文化，不能夠滿足自己在西方文學、基督教文學和音樂等方面的興趣。
餘華評價納韋德的寫作是另一種形式的“世界文學”。“世界文學”的概念最初由德國作家歌德提出，他在《談話錄》中說：“我相信，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對此表示歡迎，並且都邁出令人高興的步子。在這裡德國可以而且應該大有作為，它將在這偉大的聚會中扮演美好的角色。”餘華認為，藉由翻譯，當時的德國人可以讀到法國文學，法國人可以讀德國文學，人們可以看到在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中誕生的作品。
在餘華看來，《沿墳墓而行》展示了與歌德所說的世界文學不同的內容，因為納韋德寫的是世界不同地方的題材、不同地區和民族的歷史以及宗教、政治的衝突。納韋德回應認為：“寫作當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旅行的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的素材，但是並不是寫世界文學就一定要旅行。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否找到一個獨特的視角。”他說，一個作家可以只寫在一個小村莊發生的、在一個特定時間點發生的、對人產生很大影響的事情。“如果文學只寫世界之事會很無聊，有一些寫在地或者從微觀角度出發的文學，也可以對整個世界產生價值。”
“我問自己的定位是什麼，是想做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嗎？這樣的形容太過膚淺了。”納韋德看到，卡夫卡最初在德語世界中默默無聞，卻先被譯成了法語，再被譯成波斯文，因此卡夫卡在伊朗的成名要早於在德國的成名。從這個例子中他意識到，卡夫卡與其他人的對話，不是在文化活動上坐而論道產生的，而是通過日常的閱讀行為而產生的。納韋德設想說，或許某個12世紀的中國文學作品在21世紀被譯成波斯文，對某一個現代伊朗人來說，產生的影響比整個波斯語文學傳統對他的影響還要大。
“世界文學就在我們身邊。我們每個人都不是橋樑，而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納韋德認為，“當我們環顧四周，我們看到的就是整個宇宙，我們應該做的是要反思我們所看到的東西，而不是自滿——因為所有人都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所以我們應該通過自我去關照他人，保持好奇心，且“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特殊角度”。
關於文學的世界性的問題，納韋德還提到，其實無論是《可蘭經》《聖經》還是《神曲》，很多西方文學作品在創作之時就已經吸收了很多世界化的元素，“文學並沒有原點，而是不斷演進和變化的。”即使在今天某個特定國家作者寫作了某個特定國家的文化，其實他也有可能已經吸收了世界化的元素。
另一方面，文學在今天的全球化趨勢中也受到了極大威脅。“和五千年、一百年甚至是五十年前相比，我們的文學正在變得越來越狹窄。”納韋德指出，如今人們生活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可是大家寫的東西都差不多。人們觀察到的階級的變化、分層甚至連場景都極其相似。他舉例稱，今天我們走進一家書店可以發現，一位作家無論是來自尼日利亞還是來自中國，書裡有百分之五十的背景和內容可能都是十分接近的。
談文學、文化與政治：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是一個“反文化”的過程
納韋德在活動上也指出，全球各個地區的文化雖有各種各樣的不同之處，但其實亦很多重疊的、可以溝通的地方，例如一些邊界地區的人們就生活在多元文化的環境之中，他自己的父母就會說四種語言。又如，卡夫卡是德語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從情感上來說，捷克語對他而言更加親密。卡夫卡使用不那麼親近的德語進行寫作，得以既身處在一種文化之中，也可跳出其外反思這一文化自身。
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卻是一個“反文化”的過程。納韋德的意思是，在一百年前，世界上某個地區可能有多種文化和語言共存，可在以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體之後，該地區如今可能只講俄語或匈牙利語了。文化之間的差異原本可以帶來豐富性，可民族國家的理念是自己擁有獨立的文化，在此背景下，文化反而變得愈發貧瘠。
納韋德還提到，當今社會最主要的問題是貧富之間的差距，而不是文化身份的認同，可是似乎有一種世界性的潮流，把很多地方出現的問題都推到文化上來。“民族主義把所有的問題和衝突都歸結到文化上，這其實是資本主義非常擅長利用的模式，故意讓大家無視社會現存的在平等層面的差異。”
我們頻繁地錯誤歸咎於文化，而文學真正的任務和使命就在於批評自己的文化，納韋德分享了自己對文化的態度，“我很愛它，但是我還是要批評自己社會的問題；同時我要去愛、去理解、去人性化地看待他者的文化，這是我們文學家的或者文學的使命。”他說德國的民族主義者會對歌德感到很驕傲，但其實，歌德既會為了閱讀《可蘭經》而學習波斯語，也會深刻批評自己的德語文化。“政客會把我們和他者對立起來，好的都是我們的，壞的都是別人的。那些政客在世的時候吹噓得天花亂墜，死後無人問津。歌德批評自己的文化，幾百年後他依然是屹立的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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