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雍正，中國歷史上最為勤勞的帝王，作為“康乾盛世”承前啟後的奠基者，他在位僅僅十三年就去世了。也因為此種原因，作為雍正的繼任者乾隆皇帝，就多次表示對十三這個數字的忌諱，不止一次的在公開場合說道：

“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

有時歷史就是怎麼巧合，在乾隆皇帝剛說完“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這句話沒多久。在乾隆十三年這一年裡，整個清帝國就發生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個是清廷對金川戰爭的出兵遇到了焦灼狀態；第二件事就是乾隆最為疼愛的孝賢皇后的離世。

這兩件事的發生，看似清帝國還在有條不紊的運轉著。實際上，背地裡早已經是暗流湧動，混亂不堪。可以怎麼說，翻遍二十四史書，再也找不出哪一位皇后的去世可以掀起如此大的波瀾。

為了顯示自己的哀思，展現自己對愛妻的想念，乾隆皇帝動用了一切他能動用的權力，他要給自己的妻子最為隆重的葬禮。只有這樣，他的內心才能舒服好過點。

自古以來，無論是皇帝駕崩去世，還是王侯將相這些地位顯赫的人去世，文武百官要做的也就是走走樣子。有人在的時候，就裝裝樣子乾哭兩嗓子。畢竟又不是自己的至親去世了，誰還能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去悲傷自虐呢？但是在一生沒有受過多少委屈的乾隆皇帝看來，是行不通的。我作為皇帝，自己的妻子死了，都難過的要死了，你們卻無動於衷，簡直豈有此理。

就是這樣，整個清王朝上下幾萬名官員，誰也想不到皇后的死，會在大清國上下掀起如此之大的驚濤駭浪，繼而演變成整個大清官場的災難。

乾隆皇帝一生愛慕奢華，對於自己的摯愛孝賢皇后這輩子再也不能與自己同甘共苦了，他當然也要給予她珍愛的富察皇后人世間的一切。因為皇后的葬禮要求規模及其宏大，難免在操作辦理過程中會出現一些細小的錯誤。比如有的官員可能因為業務不精，在製作皇后冊文的時候，不小心將滿文中的“皇妣”錯譯成“先太后”了。本來這隻算是件小事情，只要重新填寫就可以了。但在乾隆皇帝看來，這就是對皇后的大不敬。盛怒之下，直接將刑部尚書阿克敦治罪。

堂堂尚書因為這件小事，被捕入獄。這可難為壞了刑部辦案人員，這種罪名可大可小，不知道如何處置才是。這時有人覺得先做個嚴重點的處罰，判個絞監斬吧，然後讓皇帝自己去寬宥他。只不過他們低估了皇帝對這件事的嚴厲性。看到刑部官員的審判，乾隆皇帝發起了更大的火。他直接認為這是刑部官員在包庇前任上司阿克敦。一怒之下，直接處死了阿克敦。對於“包庇”阿克敦的現任刑部尚書以及刑部所有官員，全部免職回家抱孩子去。

皇帝的判決書一下，全國頓時一片譁然，都在私下裡議論：“先皇后的死，對皇帝打擊太大了，看來皇帝已經瘋了。”

不要以為皇帝的怒氣到這就算消滅了，真正的災難還在後面。就在阿克敦被判秋後問斬沒多久，另一個倒黴鬼就出現了。這次“犯罪”的是工部官員。原來是皇帝責怪工部在給皇后製作冊寶時，選用的冊寶封面不夠精美，而玷汙了皇后的聖明。盛怒之下的乾隆皇帝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將工部官員全部問罪。“傾巢之下，焉有完卵。”隨著刑部，工部官員都受到了乾隆的懲罰，這時禮部的災難也來了。

原來禮部在主持皇后的祭祀典禮的時候，沒有注意到供桌的清潔衛生。乾隆皇帝也是直接讓光祿寺主要成員統統降職使用。同樣的禮部上述也因為指導不力，而直接被脫了尚書官服。

不要以為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乾隆皇帝就算鬧完了。不，真正對大清官員的“折磨”還遠遠未結束。

看過清廷劇的朋友們應該清楚，滿族人髮型就是後面扎個辮子，前面剃光。這種髮型就要求人們最多半個月就要剃頭，不然會很難看和不方便。但是趕上皇帝太后等重要人物去世的時候，整個國家的文武百官和黎明百姓不得理髮，他們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寄託對逝者的哀思。後來因為時代的變遷，人們對這些傳統的習俗漸漸遺忘，也不再看重了。

大清朝上一次全國性的葬禮，還是十三年前。那還是雍正皇帝駕崩時舉辦的。當時文武百官就沒在意這些習俗，所以很多人在雍正皇帝的葬禮時間內，就剪了頭髮。好在，當時朝廷也並未追究這件事。

現在十三年後，隨著孝賢皇后的去世。因為有先例存在，文武百官們當然也認為在此期間剪頭理髮沒什麼。然而就是此舉動，讓乾隆皇帝知道以後，又是大動肝火。首先引起乾隆震怒的有兩點原因。其一，皇后大喪內公然剪髮，這是對皇后本人的大不敬；其二，國家大喪不準理髮，這是祖宗百年前就制定的禮數，官員們如今卻敢挑戰祖宗之法，簡直是罪不可恕。

在剛知道這件事之後，乾隆皇帝準備再大範圍掀起一陣巨浪，後來因為牽連的官員太多，他又不能把整個大清的官員，一掃而光，那樣國家還不大亂。最後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乾隆皇帝先抓了幾個典型對他們加以懲治。懲罰的高官人數之多，也是令人震驚。比如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作為大清一品官員，帶頭違反祖制，乾隆皇帝直接將其賜死。另外湖南，湖北兩地巡撫也是被革職戴罪。

其實，讓乾隆真正寒心的不是百官們對皇后之死的冷漠，畢竟他們也是外人，即使強迫他們傷心難過，也只是自我安慰罷了。然而眾皇子們的冷眼態度，才更加讓乾隆皇帝忍受不了。比如，在孝賢皇后的葬禮之上，情商高的皇子們多會裝腔作勢，哭的稀里嘩啦。但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喪事上，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悲傷。直接惹得乾隆皇帝雷霆大怒。於是乾隆直接狂吼道：

“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佈：“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並請諸王、大臣共鑑，他絕不食言。

乾隆此舉，直接向天下人宣佈了這兩個兒子，永遠不可能繼承自己的皇位了。這種懲罰未免太過於嚴厲，這也表示了皇帝徹底的否認了這兩個兒子的存在。

乾隆皇帝是無論無何也想不弄明白，自己都難過的要死了，這些人怎麼會無動於衷？乾隆的此種行為頗有小孩子任性鬧事的嫌疑在裡面。他也讓整個帝國的官員認識到，真不虧是愛新覺羅的後人。年輕皇帝殺起人來的殘忍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其父雍正皇帝。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2

乾隆堪稱喪心病狂的發作，看似是因為孝賢皇后的死，讓一個鰥夫心智失常所導致的。心理學家把一個人的痛苦做了個詳細的劃分，其中中年喪偶這一點，是對人打擊最大的一種。他往往容易讓人心智迷亂，從而對身邊的事物失去耐心，往往會無端指責批評他人。如果這種情緒不加以控制，往往會產生極大地破壞力。乾隆作為清帝國的統治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它完全不需要委屈自己，當然會來個總的大爆發。

事情分析到這裡，貌似乾隆十三年的那場政治風暴看只是乾隆皇帝的鬧劇，實際上真正的原因並不是那麼回事。孝賢皇后的死只是個導火索，真正引起乾隆皇帝對天下百官的嚴厲制裁，實際另有乾坤。為什麼怎麼說呢？

乾隆皇帝在盛年繼承大統，和自己的父親不同的是，他向來反對雍正朝的執政風格。在他看來父親的執政風格簡單殘暴，就是吃力不討好的行為。乾隆始終認為這不是一個高情商人士應該做事的方法。所以在乾隆上臺後，他始終採取寬和為指導方針。整個帝國也一下子從雍正朝的風霜嚴肅，過渡到乾隆朝的寬大溫和。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讓乾隆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的美譽。

可是好景不長，隨著統治者對官員的監管程度的放寬，讓官員覺得犯罪成本大大降低。導致原本在雍正朝已經改觀的良好的官場生態，又開始惡化。官員們的懈怠之風開始愈演愈烈。

許多地方生態，所謂勤奮愛民的好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文件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乾隆六年三月，時任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向乾隆皇帝寫信舉報自己下屬貪汙。舉報信中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利用收取錢糧稅款時大肆斂財。他故意提高稅率，平日裡還擅作威福，縱容家人知法犯法，無法無天，全然不把國家法規放在眼裡”。不光如此，拔出蘿蔔帶出泥，山西巡撫喀爾吉善連同山西學政一塊舉報，說他“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平日裡對百官寬容溫和的乾隆皇帝，在看到這封信以後，也是止不住的憤怒道：

“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汙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隨著朝廷官員腐敗案的不斷髮生，朝廷察覺出事情的嚴重性，開始了一系列的嚴查。最後又牽連出各地財政的嚴重虧損，而虧損的原因毫不例外是官員私自挪用庫銀導致。對於此事，乾隆痛惜的總結到：“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乾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下，整個清帝國的社會治安也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比如，在雍正朝對於私自販鹽會受到很嚴厲的懲罰。乾隆上臺初始，為了籠絡天下百姓，開始允許部分老百姓可以販賣少量的私鹽。他頒佈詔令說到

：“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誰料乾隆好心辦了壞事，隨著皇帝旨意的放寬，全國各地開始興起大批量私自販鹽的鹽販子，他們往往成群結隊，形成規模巨大的販鹽組織。嚴重的擾亂了食鹽市場的穩定。事情發展成這樣，讓乾隆無不痛惜的說道：

“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賙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3

在各種好心卻被當成驢肝肺的情況下，乾隆皇帝開始重新身世自己。到底是父親雍正的執政風格更加貼合實際，還是自己的大政方針符合國家的長治久遠。

正是在這種糾結鬱悶的心態下，乾隆皇帝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寶，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御製詩初集》）

這首詩大致表達的意思就是：在我剛入學堂的時候，就深受儒家思想洗禮，高度認可聖人之道。

不光如此，我還能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本來也想像堯舜那樣，做個開明的君主。然而千帆過後，才知世事艱難，人心險惡。也正因為此，才知道儒家的治國言論有時並不是那麼實用，只不過是“空言”罷了。

經過十三年的政治學習，讓政治小白乾隆明白了帝王之道。一個合格的帝王不是一味地，無限度的寬容。在封建專治體制中，更別指望底下的臣子能像自己那樣，對帝國的方方面面如對待自己的家室那樣上心。他要分清皇帝本身才是帝國的“主人”，而底下的臣子只不過是龐大帝國的“客人”。他們充其量是個高級的“打工仔”。既然如此，就不要指望他們能夠有多高的職業操守。期望君臣同治，是政治極為不成熟的一種表現。

他回顧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的統治風格以後，頗為客觀的總結出了，這樣一番道理：

“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登基十三年以來，乾隆皇帝對朝廷官員的滿意程度開始變得越來越低。經過這十三年的政治路線的摸索，讓他更加信賴韓非子所提出的“人性本惡”論，是多麼睿智的話語。

他曾說：

“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的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經歷的人生挫折越多，越讓乾隆皇帝發現，當年父親雍正皇帝是多麼的行事艱難。和無數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一樣，乾隆隨著年紀的增大，閱歷的見長，他越發的認可父親的執政理念。

之前的儒家觀念讓他人為，人性本善，所以遇到官員犯錯，其實是犯罪。他都是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慷慨態度去原諒。然而他還是太高估朝廷官員的人物品格。其實在宋朝以前，中國的官員確實都是高風亮節的，極個別的敗類除外，大多還是很好的。

然而隨著宋朝亡滅之後，尤其是加上元朝蒙古人對漢族文人氣節的打壓；明朝太祖朱元璋時期對文人的挫辱，清初滿洲權貴對文人的大肆屠殺。讓中國文人的那種高風亮節早已經蕩然無存。他們在利益面前早已經放棄了文人最寶貴的品質。他們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理想。眼前的他們只是個行屍走肉，是唯命是從的高級奴才。乾隆皇帝發現，只要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當成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高官厚祿，然後再實行胡蘿蔔加大棒的執政方針，最後再以“法”、“術”、“勢”來統馭統治他們，一切的困難與煩惱就會迎刃而解。

4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看似是因為皇后的突然離世，引起的皇帝對現實不滿的總爆發。其實並非偶然，早在他繼位登記不久，他就對各位臣工說道：

“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叢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其實，乾隆皇帝是個無比精明之人，他有著過人的精力和超強運轉的大腦，各級官員的把戲其實他都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然後找個他認為適當的機會去來個總爆發。他一直在伺待著等個機會。只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次爆發的機會，竟是在自己最疼愛的富察死後發生的。既然如此，就藉著整治官場風起開始，隨便發洩下個人的痛苦情緒。一時間，整個大清帝國迅速籠罩在狂風暴雨之中。

其實，前文提到的那幾個倒黴鬼，並不是在這場風暴中唯一的受傷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當時的川陝總督慶復向乾隆皇帝奏報，說“四川金川、瞻對等地有部分村寨的藏人公然搶奪行旅商人，危害影響都極大，“實非用兵不可”。為了避免事態擴大，防患於未然，乾隆皇帝直接派兵征剿。

帝國的強盛，很快兩萬大軍輕而易舉的齊集川北。乾隆給將領們下了死要求，務必做到“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除掉這個心腹大患。

然而乾隆的自信並沒有給朝廷帶來好運。因為剿匪地理位置的險要，再加上軍事統帥的不專業，導致本來想很快就結束的征戰拖延了四年還未解決。這還是乾隆盛世嗎？這可相當讓乾隆皇帝難堪。據統計，為了找補回來朝廷丟失的顏面。從乾隆十年到十三年，四年的時間裡，朝廷前後用銀2000萬兩，還是屢戰屢敗。這讓乾隆皇帝是相當的惱火，直接把任軍事統帥慶復、張廣泗、訥親等人統統處死。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訥親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康熙皇后的親侄子，真正的皇親國戚。乾隆皇帝能對他下手，可見他已經惱羞成怒到何種地步。

從最疼愛的妻子死後，乾隆開始拋棄儒家文化，正式蛻變成法家的“忠實粉絲”，他不在相信仁愛可以喚起官員的良心。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待天下百姓的罪行都是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辦事原則去做事。然而到了乾隆在乾隆十三年以後，對於明年即將秋後問斬的罪人，在等待皇帝及時復批的時候，他不再是“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思想觀念了。皇帝一改往日做法，直接是硃筆一批，顆顆人頭落地。往年趕上太后慶典，皇帝聖壽，他都會大赦天下，以增加節日的喜慶，然而一切都在乾隆十三年以後改變了。對於那些貪汙作惡的官員，該殺還是殺。因為他明白了對官員的寬容，就是對帝國百姓最大的殘忍。

在乾隆十三年的這場整治風暴中，皇帝不光是針對官場生態的整治，對於帝國百姓的管理程度上也是概莫能外。

對待有民眾反抗這一類事件，乾隆皇帝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發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

“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後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但奸匪餘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餘逆黨，即多戮數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某地發生民眾暴亂，他對當地官員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對百姓的統治門道里加入了不少恐怖政治成分在裡面。

解決完官員和百姓，乾隆第三個要整治的就是軍隊了。面對金川戰役的不堪，讓乾隆下定決心開始整改軍隊。所以再後來他下旨：“凡關係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對金川戰爭結果的不滿意，讓乾隆十分清醒的看到了清朝武裝力量的薄弱弛，所以他開始下全力去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用來增強國家軍隊的戰鬥力，為了表示朝廷對士兵的看重，乾隆皇帝自己也經常前去檢閱訓練官兵。（《清高宗實錄》）

5

也就是在這一年，乾隆皇帝逐漸從當初的不屑走父親雍正的老路，到自己現在開始向父親的執政路線靠攏。他越發覺

得父親是個睿智的長者。

他時常斥責官員們是“婦寺之仁”，強調“水弱易玩”，這些舉動，在我們後世之人看來這是雍正王朝的再現。甚至可以毫不留情的說，乾隆十三年後的朝廷，已經遠超雍正時代的嚴猛。

“他乾隆之所以後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係上，他並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教，使臣民產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治思想研究》）

進入人生中年後的乾隆，對大臣們的心思揣摩也越來越縝密，隨之而來的批評和警示也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偽稿案爆發，皇帝派臣下去查辦，但出師不利，這時他無比嚴厲的指責道：

“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 “朕於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當朝大學士陳世倌在魯地私自添置了一些田地。陳是歷經三朝的元老，在朝中有著很高的威望。此人購買田地的原因，無非是他想借助孔廟的香火，讓陳家也可以歷久彌新，薪火代代相傳，家族可以長久興旺發達。然而在乾隆皇帝知道此事後，也是直接指責道：“你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想分孔氏餘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即刻被革職，乾隆還不忘囑咐道：“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雍正不無兩樣。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點評官場風氣的時候，毫不吝嗇的表達了自己對現任總督的認識，並且指出極為自信的指出，現在自己對全國大小主要官員的脾氣秉性都有了一定的瞭解，以後再也不會受他們的欺騙了。

乾隆對各地督撫的評價如下：

“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雲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眾提及了他的外號：“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別。

由於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偽，所以乾隆統治的中期，大臣們不敢不謹言慎行，唯命是從，吏治一時頗為整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