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鶴鳴甘棠
白居易作為現實主義大詩人，他的詩歌就是中唐社會的一面鏡子，為國為民為蒼生抒寫了一篇篇精彩華章。
婦女形象在他的詩歌門類中大多屬於感傷和關愛型的，比如他勸說青年女子要潔身自好，有詩云:“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再比如《琵琶行》中邂逅用樣被冷遇的“茶商婦”，產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情感共鳴。
然而，他的一首詩《鹽商婦》呢，卻題記為“惡幸人也”，就是討厭這種僥倖的人。因為《鹽商婦》全詩較長，下面節選其中重點部分:
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
鹽鐵尚書遠不知。何況江頭魚米賤，紅膾黃橙香稻飯。
飽食濃妝倚柁樓，兩朵紅腮花欲綻。鹽商婦，有幸嫁鹽商。
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來何處，
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可以說，這是白居易詩歌中為數不多的婦女“負面形象”之一，其中有什麼隱情呢？又與大唐帝國的命運又有何關聯呢？
一切還得從“鹽”說起。
01 鹽制歷史以及初盛唐時的鹽業穩定
說起鹽制歷史，白居易在詩歌的末尾做了點題式交代。這裡面，
桑弘羊是關鍵人物。其實，鹽作為一種固定資源，管制歷史要從春秋時期的齊國說起， 當時宰相管仲最早提出了“唯官山海為可耳”的國家治理觀點。 就是說國家要控制山澤之利，然後才能富國強兵，其中也包括鹽，必須要實行“官營”制度。
然而，真正付諸於實施的還是漢武帝，御史大夫桑弘羊居功至偉，他的理財之能具有伸縮性和靈活性。可以說，官營制度為漢代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到了大唐時期，對鹽的控制相對較少，就是說國家沒有壟斷食鹽，官營制度也淡化了。
主要原因還是國力強盛，不與民爭利，社會也自然和諧。
眾所周知，鹽是我們人類生存的必須品，沒有了鹽，我們的生活難度可想而知。
紅軍長征期間，一塊鹽巴就是一條生命，比黃金還要貴。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天寶、至德間，鹽每鬥十錢”，在唐玄宗天寶年間，食鹽價格每鬥十文錢。
而初唐時，唐太宗貞觀之治時，“至四年，米鬥四五錢”，也就是說貞觀四年時，每鬥米的價格才四五文錢。
可以說，初唐、盛唐時期鹽的價格也不高，由上述我們可以推斷，老百姓也吃得起，生活不用為鹽發愁。
當時的鹽商呢，也不會是“暴發戶”，即便白居易早生一個世紀，也不會寫出《鹽商婦》這樣的詩歌。
繼而想之，白居易也不會走憤世譏政的現實主義詩歌路線。
那麼，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時期，鹽業又有怎樣的發展呢？以致於他對“兩朵紅腮花欲綻”的鹽商婦產生厭惡心理呢？
我們繼續探討“鹽”對一個王朝興衰的重要影響。
02 “安史之亂”把”鹽”推向了歷史前臺
不得不說，“安史之亂”是大唐帝國一塊難以癒合的傷疤。
更何況，在傷口上再撒把鹽呢？
“安史之亂”的平叛，大大耗盡了大唐國庫，又加之藩鎮割據的亂局凸顯，整個王朝駕馭這個泱泱大國已經力不從心了。
不解決國家財問題，大唐的復興無從談起。
生財之路哪裡尋？這時候，朝廷不得不又開始重視鹽的官營制度。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初置鹽鐵使，推行“榷鹽法”，就是朝廷對鹽就場專賣（官收官賣）。由此，才逐步導致了鹽價飆升，當時漲到每鬥鹽一百一十文錢。
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時，鹽利一年達600多萬緡（mín，指成串銅錢，通常每串千文），約佔當時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大家想一想，小小的鹽居然有這麼大的聚財潛力，真是令人深感意外與咂舌驚歎喲！
同時，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每鬥鹽初唐才四五文錢、盛唐也就十文錢，而中唐時期就飆升了十倍以上。
到了白居易所處的唐憲宗時期，鹽價更是達到了每鬥300文左右。
按理說，鹽價如此瘋長，大唐財政該倉滿庫盈吧，實則其反的是，收入增速卻慢的要命。
這裡面，又有什麼曲折呢？史書記載，朝廷提高鹽價後:
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
什麼意思呢？鹽價一直居高不下，而且還成倍地增長，都是販賣私鹽的鹽商們從中獲取了暴利，套取了半數以上的利潤，老百姓已經怨聲載道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列寧的話說:
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將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他們將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於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於冒絞刑的危險。
高風險、高暴利讓鹽商們趁亂掙錢拼紅了眼。
其實，也沒有什麼高風險，朝廷那些碩鼠們早已口袋滿滿了！
此時此刻，我們的時政評論猛將白居易在當時的“焦點訪談”發聲了，他憂患於大唐帝國的命運，拿起了魯迅先生“狂人日記”的筆，勸說朝廷不要為財政之困享受“阿Q”勝利之快感了！
救救我們的民眾吧！
他詩中的“惡幸人” 不是痛恨鹽商婦，而是背後那張密織的黑網，他在詩中所以這樣寫到:
好衣美食來何處，亦須慚愧桑弘羊。
其實，中唐時期鹽政也有好官好政策，就是歷經唐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的理財家劉晏。
他的主要功績就是調整了食鹽專賣制度，改官收、官運、官銷為官收、商運、商銷，統一徵收鹽稅，國家只通過掌握統購，批發兩個環節來控制鹽政。
同時，為了預防鹽商們哄抬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惠利百姓。
這樣一來，老百姓願意，稅收也隨之繳增。
可是劉晏的”遺利於民”法，卻好生生的被後世朝廷捨棄了。
這時候，大唐帝國的統治者們被“錢”障目了，他們早已看不見芸芸眾生的人心了。
失去了民心，大唐帝國這艘船也開始飄搖不定了，他們老祖宗李世民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家訓也隨波逐流了。
鹽作為很平常的日常用品，在一個王朝帝國的治理中，能引發怎樣的波瀾呢？
03 私鹽的泛濫及大唐帝國的潰壩
其實，鹽業一開始實行官營制度時，就有明確規定:“盜煮私市罪有差。”就是說禁止私鹽的生產和銷售。
起初由於鹽價較為合理，私鹽現象比較少，朝廷對違犯規定的處罰也不太嚴重。
我們的那位能官幹吏劉晏主抓鹽政時，也有效地遏止了私鹽現象的發展。史書記載:
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奸盜為之衰息。
然而，自劉晏之後，鹽業管理發生了破壞性的大逆轉，私鹽氾濫之極，如同蝗災。
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
正因為如此，朝廷制訂了嚴酷的刑法，對私鹽犯進行極其嚴厲的懲罰。
但是，事與願違的是私鹽現象卻越來越嚴重，主要原因還是高暴利地誘惑，致使官鹽與私鹽的鬥爭愈演愈烈。
因為鹽是民生的必要用品，涉及大唐帝國的每一州每一縣每一民。
久而久之，鹽的鬥爭最終引發了民心動亂，整個大唐也就岌岌可危了。
亂世面前，兩位長期販賣私鹽的大唐子民坐不住了，他們就是王仙芝和黃巢。
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也從此爆發，把大唐帝國推向了絕路。
這就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畢竟傷口上撒鹽不是好事，何況是在安史之亂的傷口上呢，更不是治本之策。
結語
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點，既是千年以來的古訓，又是歷代文人富於歷史使命感的一種集中概括。
一首《鹽商婦》窺見了一代王朝繁榮興衰的“一斑”，也迸發了激情男兒的憂國心志，留給後人的不僅是解讀和評說，更是閱古知訓之後的堅守和自信。
1、吉成名《唐代鹽業政策與王朝的興衰》
2、《新唐書·食貨志》
3、《360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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