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失海史。
毫無疑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浩瀚的大海曾經是天然的屏障，護佑了中華文明在這塊廣袤的大陸上茁壯成長。但從1840年開始，這種寧靜的生活已經被永遠擊碎了。這一次，來自海洋的危險，不像過去從北方沖決而下的遊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華夏文化所同化了。
2500年前，古希臘海洋學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也即是說，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來。因此，中國近代史，就只剩下一聲長長的嘆息。
其中，1511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年份。
可以說，自唐宋航海技術大發展以來，中國一直是西太平洋區域最重要的海上勢力，中國商船頻繁往來於黃海、東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個港口。作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馬六甲，也在中國掌控之中——是這裡的宗主國。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馬六甲之後，西方人紛至沓來，而這一過程，又恰好與中國主動放棄遠洋，採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時間段相吻合。
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來。馬六甲的淪陷使得扼守南中國海的門戶徹底暴露。300年後，中國遭遇了與馬六甲同樣的命運。一則數據是：從1840年到1949年這100多年間，中國大陸至少遭受了世界列強479次的入侵，中國幾乎所有的重要港口，還有港灣島嶼，更是屢遭外強蹂躪。
大國爭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這個71%被海水覆蓋的星球上，所有大國的興衰都取決於海上。正因為如此，丘吉爾在當選為英國首相後，還經常身著海軍的制服。也正是因為如此，每當世界發生危機時，美國總統想到的第一個問題總是：“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裡？”
挫折是成長的代價，失敗是前進的動力。在歷史的汪洋中，沒有哪一種文明能夠永遠保持一帆風順。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換一種思維，也是一部重新走向海洋的歷史。可以說，重新發現或認識海洋，是近代中國最大的轉變之一，當“海防”、“海軍”、“海權”成為這個農耕國家頻頻運用的詞彙時，我們的藍色領土才具有了現代的意義。而這種轉變，至今仍在延續——中國必須重新成為一個海上強國，且必須是理念上的，而不僅僅是國力上的。
不錯，在失海500年後，作為一個海洋大國的中國又回來了！
1、海洋帝國的崛起
沉沒在海底的南宋商船
大陸漸行漸遠，海水的顏色越來越深，而船上氣氛也變得越來越沉悶。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個英國使團從中國鎩羽而歸。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來越堅信，只有武力才能敲開中國的大門。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那個曾經橫掃歐洲大陸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被囚禁在這裡。阿美士德很想聽聽這位傳奇人物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崙對英國人的觀點充滿了蔑視，“以今天看來，獅子睡著了連蒼蠅都敢落到它的臉上叫幾聲。中國一旦被驚醒，世界會為之震動。”
睡獅的最南端是一片藍色。那是南海。自古以來，這裡就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在《大國思維》一書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1987年，菲律賓前總統訪華拜會鄧小平談到南沙主權問題時說：“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島嶼離菲律賓更近。”鄧小平抽了口煙，說：“在地理上，菲律賓離中國也很近。”
是的，菲律賓緊鄰中國的藍色領土，離中國的黃巖島只有約100海里的距離。而在歷史上，最遲自宋元以降，包括菲律賓在內的諸多東南亞國家，都曾是中國的藩屬國，是多個朝代的一個巨大的戰略緩衝區。
雖然華夏文明一直多以土為尊，但中國從未停止過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資助，徐福率領一支滿載五穀種子、數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規模船隊“東渡”，無論是否去尋仙藥，此舉都算是有組織的海外拓展。東漢，海上絲綢之路已繞過印度半島，通航羅馬。三國時期，孫吳政權越過海峽經營臺灣，並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線。及至唐初，經白村江海戰，唐朝水軍憑藉堅船利器，擊潰10倍於己的日本艦隊，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
海洋貿易的興盛是“盛唐氣象”的當然表現之一。初唐就設立了專門機構，管理船舶、商人並徵稅。“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其中一條被記錄的 “夷道”，從廣州出發，經過南海遠達波斯灣、紅海和東非沿岸，途經30多個國家和地區，約14000多公里。而至宋元，這條海上絲綢之路更是繁榮一時。
開封，北宋的都城。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翹首企盼著一個人的到來。街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學士王安石的字。此前的十多年間，他一直呼籲變法。可惜，他的主張沒有引起皇帝的興趣。先皇駕崩，他的兒子、18歲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見王安石。神宗不能不急。繼位3天，他視察了國庫。令他大吃一驚的是：“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和歷朝歷代一樣，宋朝的主要威脅一直來自於北方的遊牧民族。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龐大的常備軍。養兵、再加上鉅額戰爭賠款，使得宋朝國庫空虛。
為擺脫“內憂外患”，在宋神宗毫無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開始強力推行新法。眾所周知，新法最後以失敗告終。但是，正是在這次變法中推行的海外貿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貿易被賦予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說過：“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創法講求”，以期“歲獲厚利，兼使外藩輻輳中國……”為此，朝廷還在外貿重鎮廣州，率先施行了《廣州市舶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航海貿易法規。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最終導致北宋的滅亡。然而，靠著強大的海上貿易，南宋開始了——雖然處於絕對劣勢，但南宋擁有一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海上力量的水師。這支水師擁有十幾種艦艇，其中一種叫“飛虎”船的，已經開始使用螺旋槳推進。裝備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刃”，易於破浪前進，船上裝備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狹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區作戰遊刃有餘。同時，這支水師還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系統：火器。當歐洲人還在苦練劍術的時候，南宋戰船已經裝備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靂炮、突火槍等諸多火器。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寧波港外波濤洶湧，南下的金軍迎頭碰上了嚴陣以待的南宋水師。結果顯而易見，金軍一觸即潰，倉皇北顧。當金軍準備在鎮江渡過長江時，宋將韓世忠又率水師從長江口西上，截斷了金軍退路。再之後，金朝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水師在黃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師的致命一擊——自此，金軍再也沒有能力消滅偏安的南宋。
強大的水師決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國歷史上，這種現象絕無僅有。
擺脫了生死存亡的威脅，南宋必須面對龐大的經濟壓力。
北方淪喪，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稅收。而長江、兩淮、川陝之間長達數千公里的邊防線上，需要備戰、養兵。巨大的國防開支，幾乎將南宋財政推向崩潰的邊緣。王朝該如何維持下去呢？南宋統治者將目光投向了大海。如果說，在漢、唐時，由於大陸的強盛，海外貿易只是錦上添花的話，那麼南宋，卻不得不將它視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為了鼓勵海外貿易，南宋的歷代皇帝採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勵下，在利益的驅動下，龐大的商船隊揚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隻的殘骸。復原之後，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堅固、最先進的航海工具展現在人們面前：大船可載1000人，內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而在南宋官員的筆記中，大船不僅能夠儲藏數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糧食，而且還可以養豬、釀酒。
指南針也是在這一時期發明的。這不僅為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拉開了現代世界的帷幕。馬克思說過，“羅盤打開了世界市場”。
憑藉無可比擬的實力，宋代的中國船長們不僅牢牢掌握了環印度洋航運的控制權，而且將貿易航線延伸到了非洲東海岸。與此同時，由此而來的鉅額收入，源源不斷地流入南宋國庫。自秦漢以來，中國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賴農業稅收，但是在南宋，商業稅收首次超過了土地所得。這種現象，在傳統中國也是孤例。
甚至，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南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著海路，逐漸輻射到整個亞洲。而隨後更加強大的元朝最終征服南宋，也是靠強大的水軍。
滅南宋，只是元朝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子孫們已經將元朝建造成一個空前龐大的帝國。如何聯通這個前所未有的大帝國呢？最初的路線就是騎兵的行軍路線，但是，不久人們發現，雖然軍隊可以依靠戰馬在陸上快速穿梭，但數量巨大的貨物還是以水運為便。1279年，元朝在全國設置了27個天文觀測臺，最北的測點接近北極圈，而最南的測點在中國南海。同時，在元朝，隋唐以來利用大運河運送漕糧的方式，改由海運完成。
海運漕糧，只是元朝海上事業很小的一部分。對於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元朝給予了“所在州縣並與除免雜役”的優待。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有幸目睹了帝國強盛的海上事業，並寫就了眾所周知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書——200年後的1492年8月3日，又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航海家率領3艘船，踏上了前往尋找中國的航程，他的名字叫哥倫布。在隨身行囊中，哥倫布攜帶著兩本書，一本是《聖經》，另一本就是《馬可波羅遊記》。
在《元史新編》中，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魏源指出：“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過於漢唐。”
來自草原腹地，但不僅不排斥海洋，反而努力溝通陸地和海洋，這是元代世界觀的基本特徵。通過海洋，世界被連成一體。中國獲得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海洋權，而公平的自由貿易是第一原則。相比之下，後來崛起於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權顯得是那樣的狹小和侷限。
2、1433年：中國海權的拐點
鄭和（1371年－1433年）畫像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大明朝的建立，斷送了中國強大的海權。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紙禁令使延續了1500多年的民間航海和自由貿易趨於窒息。
那麼，朱元璋為什麼沒有延續唐、宋、元各朝鼓勵遠洋貿易的策略，而是選擇了反其道而行之呢？這與他的起家有關。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由赤貧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堅信“農桑”才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是開國之初，面對“兵革連年，道路榛塞，人煙斷絕”的殘破局面，他希望通過“計口授田”，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以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動起家的他，對逸出國家權力的“亂民”格外敏感。所以，在以後的歲月裡，朱元璋不僅多次下詔徹底禁止民間海洋貿易，甚至連漁民出海打魚都在被禁之列。
好在出了一位“逆子”朱棣。公元1403年，剛剛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個國家派出使節。他修訂了父親對商業和商人的歧視性律令，並解除了對胡椒等舶來品的進口限制。朱棣諭令官員說，“今四海一家”，“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位從侄子手裡奪下江山的皇帝，依舊不敢碰“開國禁海”這條祖宗舊制，堅持限制民間出海，同時用官營的船隊壟斷了海洋貿易——最重要的是，皇帝“部分開海”的主要目的為宣威，而非盈利。
1405年開始，鄭和率領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雲帆蔽日”，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幾個月後，鄭和命令船隊在距離卡里卡特5海里的洋麵上拋錨。卡里卡特，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古裡。它是鄭和首航的目的地。
依靠旗語和鐘鼓，拋錨的命令被迅速地傳遞到317條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將校，35名通事，180名醫生以及1萬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條不紊地做著登陸前的準備。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組織的最大船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沒有任何一支船隊的規模可以與之媲美。當時的國王親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節。他小心翼翼地詢問使節來訪的目的。
在家門口，毫無預兆地一口氣出現2萬多名官兵、幾百艘大船，任何人都會小心翼翼。
船隊每到一國，首先向當地國王或酋長宣讀詔書，舉行隆重的冊封典禮，賞賜寶物。除了建立藩屬關係之外，鄭和還奉命調解海外各國之間的紛爭。但是，隨著公元1424年7月，64歲的朱棣病逝在遠征蒙古的歸途中，反對“下西洋”勞民傷財，繼續遵循“開國禁海”這條祖宗舊制的聲音開始高漲起來。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
1430年，鄭和率領船隊最後一次來到馬六甲。七次下西洋，他六次造訪這裡。此時的馬六甲王國，被中國稱為滿剌加。它處在戰略通道上，是亞洲出海口門戶，誰控制這裡，誰就是亞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視。在朱棣登基的當年，也就是1403年10月，就派遣宦官尹慶往諭滿剌加，贈送其國王禮物，並開了永樂朝御筆題賜的先例。此後的一個世紀中，馬六甲與明王朝維持著密切的關係。那時的南中國海真正成為中國的內海。
很快，歷史的車輪駛到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在中國歷史上，這一年是個平淡的年份。但是，如果選取更長遠的時空背景考量這一年，則可能得到另外一個答案。比如鄭和之死。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鄭和死於古裡。他這次遠航，是中國控制南海輝煌的頂峰，也是退縮乃至沒落的開始。
這年八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自此，明王朝再也沒有派船遠洋航行。民族國家與海洋權益意識的缺失，造成了帝國對海外利益的自動放棄——誠如英國近代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所說：明代的水師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任何時代都出色，甚至較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乃至於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可說不是他的對手。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懾力量。但這支沒有對手的水師卻不可逆轉地選擇了自殺，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灣裡，任憑歲月流逝，悄無聲息地黴爛著、腐朽著……
值得深思的是：當中國人“像村莊一樣巨大”的寶船一天天從大海上消失之際，歐洲航海家們卻在中國羅盤的指引下，駕駛著“像房子”一樣的帆船，向富饒的東方一步步逼近。
同樣是在1433年，僻處歐洲西南一隅的小國葡萄牙的國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過，他的兒子亨利王子繼承了他的海上擴張政策。盛極一時的馬六甲，很快引起了這個西方新興海權國家的覬覦。終於，在1511年，這個大明王朝的藩屬國被葡萄牙人攻陷。
失去了馬六甲的明朝，使帝國最南端的海上大門大開，從此再也無法阻擋西方殖民者的東來。臺灣學者張存武曾說過，葡人之東來才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而當時名義的宗主國明王朝，皇帝與大臣同樣無能、短視，他們對馬六甲的陷落表現出無動於衷。面對馬六甲朝廷的屢次求援，明朝廷除了一再聲明要求葡萄牙歸還馬六甲外，再也沒有任何作為——實際上，在曾經強盛一世的海軍“自殺”後，大明也就沒有了馳救馬六甲王國的能力。
而擁有了在馬六甲，葡人看到了前進東方的希望，也開啟了葡萄牙海上帝國最“燦爛”的歷史。此後一個多世紀，依靠海上霸權，這個只有20萬平方公里土地、230萬人口的國家，在歐洲保持了無所匹敵的強勢。1512年，征服馬六甲的葡人收買了5位中國船主，開始策劃赴中國的計劃。1517年，葡人正式達到中國東南沿海。1557年，他們以“借地晾曬水浸貨物”為藉口，獲准暫居廣州一個稱之為MACAU的小漁鎮，也就是澳門。
但專制的王權，也從根本上阻礙了民間資本的崛起，從而註定了葡萄牙盛極而衰的命運。在東亞，如果說16世紀是葡萄牙人的世紀，那麼17世紀則明顯是荷蘭人的世紀。1641年，馬六甲落入新任海上霸主荷蘭的手中，繼而對中國臺灣進行了侵略。
福之禍之所伏，也許是荷蘭的發展太過順暢了，以至於無法適應18世紀的商業革命，很快又給“後起之秀”英國替代。1824年，英國正式“掌控”了馬六甲，從此打通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可“東進”亦可“西退”的絕對海上通道，一度主導了包括南亞、東南亞，以及中國南海區域在內的數百年間的歷史走向。
3、強敵來自海上
鄭成功塑像
在鄭和去世200年後，當封閉的大明王朝像死水一樣走向腐敗的時候，東南沿海，曾經被打壓得奄奄一息的民間海商，又積聚起了重出大洋的力量！
公元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門料羅灣，9艘不可一世的荷蘭戰艦突然遭受來自中國水師的襲擊，剎那間，炮火和硝煙將這個寧靜的港灣變成了沸騰的戰場。
它的指揮者是一個幾乎被中國歷史淡忘的“海上國王”鄭芝龍。
明隆慶元年，即1566年，迫於壓力，朝廷終於開放海禁，“準販東西洋”，指定“發舶地”為今天福建的海澄，每年約有150艘帆船從這裡領“引票”出海貿易。但禁海難，開海更難。中國海商與移民所面對的世界環境，與200年前鄭和航海時期已經完全不同了。過去，中國的海上勢力在技術與規模上，都佔有絕對的優勢。如今，中國已處在西方擴張浪潮的邊緣，海商所面臨的既是從事貿易航運的企業，又是從事殖民征服的軍隊，重出外洋舉步維艱。
這是一場爭奪制海權的戰役。料羅灣大捷徹底摧毀了荷蘭人在南中國海建立的貿易霸權。1640年，荷屬東印度公司與這位中國“海上國王”達成航海與貿易的若干協定，並開始向鄭芝龍朝貢。所有在澳門、馬尼拉、廈門、臺灣、日本各港口間行駛的商船，都必須接受鄭氏集團的管理。中國勢力自鄭和之後200年，重建了遠東水域的海權，贏得了一次抵禦西方擴張，挑戰外洋，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競逐富強的機會。
但遺憾的是，這最後的一線光明也將被撲滅。公元1646年，南明平國公鄭芝龍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後一次抉擇：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僅沒有兌現讓他成為“三省王、閩粵總督”的承諾，反而迅速挾持其北上。
5年後，康熙皇帝登基，鄭芝龍被處決。就在這一年，1661年4月21日，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親率2萬餘人的大軍，300艘戰艦，從金門起航，浩浩蕩蕩，收復了被荷蘭人盤踞37年之久的臺灣。然而，令人扼腕嘆息的是，1662年6月23日，這位民族英雄就去世了，年僅38歲。3個月前，他派人給佔據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戰書。
康熙皇帝聞訊，寫下了這樣一副輓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能這樣評價對手的，無疑是一個胸懷寬廣的偉大的君主。實際上，在成功收復臺灣後，康熙確曾一度解除“海禁”。但開海之後，沿海居民與海外交往日益頻繁，而在南洋生活、經商的華人群體不斷壯大，這引起了滿清政府恐慌——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掌權者，這種恐懼心理甚至比“窮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們擔心這些人如當年鄭成功一樣，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隊伍。
於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貿易，嚴防定居南洋的華人返回國內。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諭中說：“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不難理解，一個少數民族皇帝統治漢人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其內心深處始終無法消釋猜忌與防範的心理。
康熙在開海與禁海問題上的思考模式，繼續影響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員，甚至更遠。
時間很快就到了1895年。這年2月，北洋艦隊危在旦夕。劉公島外，由20多艘軍艦組成的日本聯合艦隊封鎖了出海口。北洋艦隊殘存的大部分艦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為固定炮臺使用。朝廷的援兵，遠在數百公里之外……
此時，艦隊司令官——水師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的勸降書：“貴國目前的處境……源於一種制度……這是幾千年的傳統：當貴國與外界隔絕時，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現在它卻過時了。在今日的世界裡，已不可能與世隔絕了。”“在世界近現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終將失去家園。”“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國處於何等艱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們是如何拋棄舊體制，爭取新制度以求擺脫威脅我們的困難。貴國也應採取這種新的生存方式。如能這樣，就會一切順利，否則它就可能滅亡！”
現在讀來，這封勸降書是何等地振聾發饋！
事實上，清政府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海防的問題，康熙在晚年曾告誡自己的孫子：“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國家承平日久，務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幾門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頒佈“遷海令”，把沿海30裡的居民全部遷往內地，並禁止人民出海貿易。用人為製造的無人區，來隔離可能來自海外的威脅。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評論道：“歸根到底，他們是傾向倒退，眼光向裡，防守和排外的。”
毫無疑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浩瀚的大海曾經是天然的屏障，護佑了中華文明在這塊廣袤的大陸上茁壯成長。但從1840年開始，這種寧靜的生活已經被永遠擊碎了。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載著西方列強的軍艦呼嘯而來。這一次，來自海洋的危險，不像過去從北方沖決而下的遊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華夏文化所同化了。
堂堂天朝，為數萬裡之外的蠻夷所敗，一批有頭腦的士大夫們意識到了中國海防所潛伏的危機。
1841年7月13日，正在浙江戴罪的林則徐，又將被髮配新疆。摯友魏源聞訊，專程從揚州趕來相送。8月的一天，兩人在鎮江對榻傾談。林則徐將《四洲志》等譯著和翻譯的外國書報資料贈與魏源，希望能儘快編撰成書。就在一間簡陋的小屋內，魏源秉承林則徐的思想，用10年時間，編成了100卷的鉅著《海國圖志》，一反重陸輕海的陳舊觀念，為中華民族勾畫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藍圖。魏源指出，國家應創設一支強大的近代海軍；大力發展工業和航運業以推動國內外貿易的發展；扶植南洋華人墾殖事業。
50年後，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其著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他認為海軍就是為一個國家的商業利益服務的，並將海軍艦隊、商船隊和遍佈世界的殖民地，歸納為“海權”的三大組成要素。“海權論”成為了美國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石，也成為了美國稱霸世界的行動綱領。直至今天，強大的海權仍是美國全球戰略的基礎。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稱讚馬漢是“美國生活中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在鄰國日本得到空前的重視。日本政府曾特別命令，將兩書譯本分發給陸軍、海軍、政治領袖和學校。據說，在甲午海戰前，每位日本艦長都隨身攜帶一本《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而從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間，《海國圖志》至少被翻印了21個版本。
但是，在大清朝，《海國圖志》卻一直束之高閣。直到1874年，連近鄰日本也派兵登陸臺灣，企圖染指中國領土後，清政府才如夢方醒，匆忙籌建水師。
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立。這時的清朝，雖已病入膏肓，但餘威猶存。北洋水師的巡航範圍除了中國沿海港口，還遠航至今天韓國的仁川、釜山，俄國濱海，以及南洋群島各地……穩穩掌握著西太平洋的制海權。
1890年4月，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6艘軍艦出訪新加坡，當地華僑無不雀躍。華僑報紙稱：“蓋10年前中國與今日之中國大有不同。……中國情形，先如睡而後如醒，整軍經武，晝夜不遑。”其存心不是想結怨於人，或者奪人土地，“不過欲以自強起見，保護吾民耳”。
但是，沒有觀念的更新，只有堅船利炮是遠遠不夠的。正如李鴻章所言：“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
1891年，英國《倫敦武備報》在詳細評估之後，認為中國海軍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軍則名列第16位。因此，當1894年，日本為控制黃海的制海權，主動向大清開戰後，世界並不看好日本：如果日本海軍是一支成熟的海軍，決不會去挑戰北洋水師，因為幾乎沒有勝利的可能；而北洋水師如果是一支成熟的海軍，也決不會畏懼聯合艦隊的挑戰，因為同樣幾乎沒有失敗的可能。
當然，最後的戰果眾所周知，北洋水師慘敗。失敗原因可以從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給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勸降書來窺一斑。
甲午戰爭的慘敗，令國人感到異常憤怒，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間迅速傳遞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來庶民參政的高潮。海防、海權再次成為上下共同的目標。
“善謀國者，應以敵之沿岸為第一道防禦線，公海為第二道防禦線，至於自國之沿岸則第三道防禦線矣。戰爭而至於自國之海岸要塞為防壁，則公海之海權必完全落入敵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戰紀，幾見有僅憑海岸要塞抗敵而能固吾圉乎？”這篇發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禦線分為敵國沿岸、公海和本國沿海三道，在當時真可謂振聾發聵。即使是一百年後的今天，仍然是美國等國海軍建設的戰略指導思想，一個國家的海防線有兩種，一種是看得見的國家海域防守線，一種是隱性的戰略防禦線 ，戰略防守線越遠離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6年，政務處的一份奏章裡，明確出現了“海權”一詞。而海軍處也於1907年建立了。從這一年開始，海防、海軍、海權、海洋，在中國社會上下都形成了一種新的認識，也正是從此時開始，中國人開始了其艱難的重入海洋之旅。
4、“鄭和又回來了！”
2015年3月26日，中國海軍第十九批護航編隊暫時中止護航任務，赴也門分兩批將571名中國公民和8名外籍人士安全撤離至吉布提。
1916年，剛剛粉碎了袁世凱的復辟夢，孫中山就在夫人宋慶齡和蔣介石等人的陪同下，專程從上海趕到鹽官鎮，觀賞“壯觀天下無”的錢塘潮。
近代中國，與海洋淵源最深的政治家無疑是孫中山。在短暫的59年的生命歷程中，他4次橫渡太平洋，4次橫渡印度洋，6次橫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萬公里，相當於繞地球轉了5圈。
談笑間，一平如鏡的江面上，出現了一條長長的銀練。如城牆般的海浪，從遙遠的天際逼來，漸移漸近，忽然化成一座橫亙江心的銀山。
萬馬奔騰，驚雷貫耳。聯想到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的坎坷和艱難，孫中山感慨萬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這16個字，如同眼前這洶湧的錢塘潮一樣，振聾發聵，在東亞大陸上久久迴響！
1919年，在《太平洋問題序》中，孫中山提出：“何謂太平洋問題？即世界之海權問題也。海權之競爭，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則由大西洋移於太平洋矣！”“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耳。”
但遺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國的門戶權依然是他最擔憂的問題：“中國之海軍，合全國之大小戰艦，不能過百隻，設不幸有外侮，則中國危矣。”
是的，弱國無海權。
1933年4月，中國軍隊正在長城各口奮勇抗擊從東北洶湧而來的裝備精良的日軍，長城告急！平津告急！華北告急！此時，遙遠的南海也傳來警報：法國人出兵，侵佔了我南沙九島！
一邊要對付胃口越來越大的日本人，一邊要對付南方不斷起兵的內部造反勢力，在內憂外患中疲於應對的國民政府，並沒有示弱，向法國發出了嚴正的抗議。
但更具荒誕意義的是，當1933年法國政府強佔南海九島後，在中國政府抗議的同時，日本政府也向法國提出了抗議。並且，隨著太平洋戰爭的進展，日本最後以武力將我南海諸島統統納入了自己的範圍。
多行不義必自斃。隨著戰敗，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放棄對臺灣、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將之交還給中國。
中國開始了一步步收復海權的努力。1949年，在中國大陸還未獲得全部解放之時，毛澤東的目光就已經轉向了海洋，他奮筆疾書：“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海軍，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地防禦帝國主義可能的侵略。”
1958年9月4日清晨，萬籟俱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一切外國飛機和軍用船舶，未經中國政府許可，不得進入中國領海及其上空。”
在鴉片戰爭爆發118年後，中國人終於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權，屈辱了一個世紀，中華民族真正站起來了！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變得熟悉，一個新的時代正乘風破浪而來。當2008年底，由“武漢”號、“海口”號導彈驅逐艦和“微山湖”號綜合補給艦組成的中國海軍首批護航編隊出現在距離本土4400海里之遙的非洲之角時，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道：“鄭和又回來了！”
參考資料：大國思維、走向海洋、中國南海保衛史、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南海問題研究、南海諸島歷史大事記、清末海軍史料 等
人類對海洋的四次分割
海洋二分法
15世紀至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於是海上的爭奪便由此展開。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頒佈教諭，把全世界的海洋一分為二劃分給西班牙和葡萄牙。1494年，西葡兩國訂立《託德西利亞斯條約》，明確海洋分割事宜：大西洋的子午線為兩國行使海洋權利的分界線，以西歸西班牙控制，以東歸葡萄牙控制。麥哲倫發現太平洋後，兩國再次分割海洋，又於1529年訂立《薩拉戈薩條約》。
現代海洋法觀念出現
1609年，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荷蘭法學家H·格勞秀斯發表了《海洋自由論》，他認為，海洋是自由的，不能成為財產權的客體。格勞秀斯的觀點，遭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的攻擊。到19世紀初，海洋自由論才得到廣泛承認。但是領海距離有多遠，卻莫衷一是。1703年，荷蘭學者賓刻舒克的《海洋領有論》出版，認為：“武器的力量終止之處，即為陸地權力終止之處。”1782年，意大利學者F·加利亞尼提出大炮射程說，以當時大炮的射程距離為3海里以確定其領海範圍。
200海里管轄權誕生
1945年9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大陸架公告，宣佈“處於公海下但毗連美國海岸的大陸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資源，屬於美國，受美國的管轄及控制”。從而把地質學上的大陸架概念引進了海洋法。美國國務院稍後又發表補充聲明：大陸架為上覆水深600英尺的海床和底土。隨後墨西哥、巴拿馬、哥斯達黎加，以及一些拉丁美洲、亞洲國家先後發表公告，提出200海里管轄權的主張。
聯合國海洋法的誕生
1958年2月24日，聯合國在日內瓦舉行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形成了四個公約，即《領海及毗連區公約》、《公海公約》、《大陸架公約》和《捕魚與養護公海生活資源公約》。1960年又召開了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專門討論上次會議未解決的領海寬度和漁區問題，但未取得成果。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關於國家管轄範圍以外海床及洋底的原則宣言》，宣佈國際海底區域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1972年，非洲國家在拉美國家200海里海洋權的基礎上，提出了專屬經濟區的概念，要求通過新的海洋法公約，建立新的海洋法制度。1973年12月，召開了第三屆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會議於1982年12月結束，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公約規定：沿海國家擁有12海里領海主權和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以及對大陸架資源的權利。
這個空間，對於剛剛面向海洋的中國來說，是一筆莫大的財富，但也因諸多海島遭人搶佔而平遭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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