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巴特尔，蒙古族制片人，主要作品有：电影《警察日记》《片警宝音》，电视剧《青年乌兰夫》《我的鄂尔多斯》《嘎达梅林》等。
《片警宝音》剧照。
《警察日记》
《警察日记》剧照。
《片警宝音》
《片警宝音》剧照。
春风骀荡 看文化
一部电影还未上映时，导演或是演员往往会对影片票房形成最初的影响力，但一部影片真正叫好又叫座却离不开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制片人。在电影创作上，他们是决策者；在电影素养上，他们可以胜任一个好导演。他们既有艺术理想，又有资本，工作横跨创作、管理、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通过严谨的调研、科学的制片流程，最大化地实现了影片的价值。——编者
清水河城文化漫谈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清水河无城，对于清水河城的城墙知之甚少，笔者查阅了县志和大量的相关史料，就城墙的遗迹与县内知情者进行多次交流，了解了民国时期清水河城的基本情况，与读者分享。
清水河城建于1931年，后于1949年拆除。它在清水河这块土地上存在了18年，县城周长约5.46里，高3丈6尺，设有东西城门，后有北城门。
在修筑清水河城墙时，是依据地形山势，因地筑城，西北选择山势陡峻之处筑土墙，这样既可减少运夯土的工程量，又增加了城墙的险峻，整个城建在一个低缓山坡上。
这座城先后见证了清水河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的历史往事。
清水河县，这个黄土高原的小县城，居晋西北根据地外翼，又是绥远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方争夺激烈。通过文史资料和老兵的口述得知，抗日战争时期，在连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上，曾经发生过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出现过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曾经多次反复的激战争夺，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曾上演“八进七出”的战争史。可以反映出当时抗战胜利后，清水河在整个山西、绥远地区的战略位置。
如今到此的匆匆旅人，很难想象当年这城墙上的枪林弹雨，或许现存残破的城墙遗址的裂缝中，还残留着战士们的鲜血，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捍卫了这片土地。“烈士回眸应笑慰”，这些当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辈们，看到今天家乡的新面貌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清水河城的遗址，如今只能在红旗和古城坡村找到一点遗迹。现存的文史资料中，只有《清水河县志》《清水河县概略》有记载，《清水河县的革命斗争史》中能找到关于国共拉锯，争夺县城的战斗故事记载。在今老牛坡党支部展览馆，复原了当年争夺县城发生的八进七出战斗史：“八进七出”之战，迄今虽为陈迹，而其战仍乃激烈，然此景以昭炯戒，激众志，则其意深长矣。
诚然，现今的清水河县城里已经看不到坚固的城墙和厚重的城门了，也没有城里城外的地域概念，有关清水河城的故事都被覆盖在今天的繁华街市下，它的历史像河水淌过的沙滩一样，没能留下过多的痕迹。即便是这样，曾经能有这样的城垣遗迹，仍是清水河人民的骄傲，它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清水河历史文化的浓重一笔。
与编剧一起讲故事
制片人的工作开始于挖掘故事，成熟的制片人总是能分辨出故事的好坏，用灵敏的嗅觉作出精确的判断。
“剧本是一剧之本，故事是影片的灵魂，优秀编剧能让好故事大放异彩，因此找编剧和找故事是同等重要的，这个主动权要放在自己手里。”呼和巴特尔说，他选择编剧的标准，就是价值观、创作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综合考量。
呼和巴特尔与《警察日记》的缘分始于2011年，他亲自走访了故事原型郝万忠的亲人、同事、朋友，观看了郝万忠生前的视频资料，阅读了郝万忠的68本工作日记。下定决心要拍摄这部电影后，寻找编剧的过程却异常曲折，一个一个地谈下来，都不能令他满意。最后，呼和巴特尔找到了成功撰写《霸王别姬》《活着》等电影剧本的著名编剧芦苇。芦苇对呼和巴特尔说：“这个剧本应该写出一个中国基层公安局局长真实的生存工作状态，写他们的困惑。不要试图去瞎编故事，不要人为地去拔高刻画人物。”芦苇的创作观点与呼和巴特尔的拍摄初衷不谋而合，为该片确定了风格和走向，随后呼和巴特尔找到编剧宁岱完成了剧本的创作。
《警察日记》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该片获得了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编剧奖，业内专家评价：剧作扎实，人物塑造可信，整体流淌着纪实美学的庄严和写意的哲学魅力。更值得骄傲的是，该片也成为唯一一部入围第2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主演王景春更凭借此片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
制片人与编剧的联系是紧密的，制片人寻找故事，并委托编剧进行创作，通过多次组织编剧、导演、发行等相关人员召开剧本讨论会，从拍摄、市场、发行等多个方向对剧本进行宏观的把控。
“一个好故事首先是要感动自己，才可能感动别人，我要带着这份感动，找到和我一起讲故事的人，把这份感动传递出去。”呼和巴特尔说。
与导演一起做精品
“真正的制片人是导演背后的导演，制片人考虑的是战略，导演考虑的是战术。”呼和巴特尔说。
选导演和选编剧是有共同之处的，都是根据不同的电影题材选择合适的人选。决定拍《警察日记》时，呼和巴特尔便开始找导演逐个地谈，最后才确定与国内著名导演宁瀛合作。《片警宝音》的筹备过程十分艰难，呼和巴特尔酝酿这部电影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共接触了7位导演。
呼和巴特尔说：“我喜欢与有思想深度、独特视角、对事物有敏锐观察力的导演合作，他们不一定是成熟的，也可以是新人导演。导演用镜头来写作，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他们只考虑电影本身，剩下的，我来考虑。”
制片人依赖导演，被导演架空，一个导演养一个制片公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导演过多的考虑商业价值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样作品的内容价值、艺术高度得不到保障。在好莱坞，制片人中心制早已是行业范式，《加勒比海盗》《珍珠港》的制片人杰瑞·布鲁克海默就是一个导演背后的导演，他严格控制每一个创作环节，几乎监督导演的每一个镜头的拍摄。
呼和巴特尔坦言：“找导演，其实是延续你的风格，想法要尽量一致。我与导演的相处的模式又与好莱坞模式有点不一样，我们在前期会用大量的时间探讨题材、影片，把我的想法传达给他，一起将主创人员确定下来。具体到怎么拍，我会放手，这是导演的强项，应该让导演放开手脚，我不会过多干预。直白的说，制片人就是作品的筋骨，负责沟通和协调，把整个作品的制作环节连接起来，而导演更看重作品本身。”
由制片人呼和巴特尔筹拍的电影《警察日记》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大奖之后，《人民日报》曾刊发题为《平等融入全球电影格局》的评论。评论中说《警察日记》是一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电影，因为对人性的挖掘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呈现，获得了国际电影界的关注。《警察日记》敢于书写当代中国真实现实、表达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自信，它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电影正在逐渐摆脱附加在它身上的非电影因素，以更加平等的姿态融入全球电影的大格局。
电影《警察日记》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姿态、新地位，而这部电影以制片人为主导的电影制作模式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制片人是什么样的存在？他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让我们跟随呼和巴特尔一起走进制片人的世界。记者 白文宇
与演员一起抓角色
们只看到一部电影的荣誉都被演员和导演占据，却不知道“最佳影片”这个最重的奖项是颁给制片人的。这个奖项褒奖的是制片人的眼光、洞察力和魄力，他们组织领导一群人将故事搬上银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有一点：演员的正确选择，制片人功不可没。
呼和巴特尔介绍：“我用演员有两个标准，一是要高度适合角色，二是戏要好。根据不同的题材来选择演员，名气并不是主要的，演员演戏没有捷径，天分和努力缺一不可，启用流量明星并不是作品成功的保证。我也经常会使用一些非专业演员，我的原则就是不追星，坚信好的剧本是能够托起演员的，自己造星才是本事。”
呼和巴特尔列举了一些制片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个合格的制片人，应该是一个创作者，要懂文学，喜欢阅读。他要找到合适的剧本，合适的编剧、导演、演员来完成自己的构想，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谁来培养，谁来教育，希望他走上社会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一个好的制片人，更应该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要善于观察生活，懂得慧眼识人。所谓的大片，并不是明星多、投资大，而是格局大、情怀大。
选对演员，是制片人对电影负责任的表现，纵观呼和巴特尔制作的电影，他所选择的演员都是非常成功的，《警察日记》中王景春饰演的郝万忠、《片警宝音》中宝音尼木胡饰演的宝音……这些主演的精彩演绎，与角色浑然一体，成就了作品。
与观众一起找认同
“制片人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作品。一个合格的制片人要代表观众，考虑得更加全面。”呼和巴特尔说。
电影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它是千变万化的，谁也无法保证哪个人拍的、哪种题材的电影就一定受欢迎，电影没拍出来以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制片人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驾驭作品。那些不懂市场，依赖炒作的制片人不在少数，这是对所投资电影的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在呼和巴特尔心中有一个好电影的标准，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把故事讲流畅，用真情实感去打动观众。
“我相信观众的判断，也坚信创作东西要纯粹，这就和做菜一样，不是越多加工越好。一部电影90分钟，能把一条主线讲明白就很好了，要以不变应万变，市场需要纯粹的好作品。我相信，和观众站在一起，总会有你的一席之地。”呼和巴特尔说。
事实上，制片人比我们想象中拥有更多的能力和潜力。他们对剧本质量、导演的专长、影片的前景都有独立的判断力，不会被宣传和发行牵着走，失去方向。他们不做畅销产品，而做长销产品；他们不迎合市场，而要引领市场。电影拍得好坏、艺术表现力完美不完美，制片人都会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优秀制片人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素质，那就是创新意识。电影的生命在于创新，在于突破，什么火拍什么，青春偶像、古装穿越、魔幻武侠……一味的模仿、跟风，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是不行的，观众是最公正的裁判。
电影市场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制片人定义为 “出钱的人”或是“管理者”，像呼和巴特尔一样独立的民族电影制片人正在崛起，并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他们已将资本和内容生产稳稳地攥在手中。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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