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光耀（讀史專欄作者）
歷史上呂后常被人誤解為一個野心家，其實在那個群狼四顧的時代裡，這已經是她能做出的最好的答卷了。只是可惜的是，呂氏有呂雉呂嬃這樣的豪傑姊妹，卻少了有見識的男兒。
劉邦的憂患
漢高帝十二年三月，長樂宮。
自知時日無多的劉邦，滿懷心事地發佈了這樣一道詔書：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免賦稅）。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亡通“無”）。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看得出來，劉邦最擔憂的，莫過於在他死後，那些功臣宿將起兵造反。
這擔憂的來源，便是“與之共定天下之豪士賢大夫”。是的，劉邦這位“布衣天子”的天下，正是他由身邊的功臣和他一起打下來的。雖然功臣們最終一致推舉他做了皇帝，但其實心裡並不痛快（常怏怏）——畢竟這其中不乏“功高震主”者。
為了安撫這些大功臣，劉邦只好學著周天子，分封王侯，裂地酬功。
然而這些功臣們並不滿足。
高帝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
七年，韓王信反；
十年，趙相國陳豨反；
十一年，夏，梁王彭越謀反；七月，淮南王英布反；
十二年，燕王盧綰反。
剛剛平定天下的劉邦，再次開始了他的“統一戰爭”；當初一個個由自己親自冊封的諸侯王，到頭來竟然還要一個個地親手消滅！
這真是天大的諷刺。
除了裂土封疆的異姓諸侯王，在朝中位居公卿的“開國元勳”也都不是省油的燈。這些人當著皇帝的面就敢“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甚至會因封賞不及時而“相聚謀反”。
如此看來，漢室天下豈能長久？難道也會蹈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轍麼？
臨終之際的劉邦，時刻惦念的，就是自己一手創立的大漢王朝。更憂心的是，以太子劉盈仁厚的性格，恐難以守住這漢室江山。
所以，他必須找一個強勢可靠的人，來幫助自己的兒子。
這個人就是呂后。
呂雉的實力
呂后是劉邦的結髮妻子。
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在一點一點變淡，尤其是在“好酒及色”的劉邦有了眾多的“新歡”之後。
然而他們在政治上的關係卻是一如既往的緊密。
因為這大漢江山是劉家和呂家一同打下來的——換句話說，呂后和她的家族就是劉邦創業時期的 “最初合夥人”。
這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幾乎被歷史所遺忘的重量級人物——呂澤。
呂澤是呂后的長兄，呂氏家族的族長。他在劉邦平定天下之際，立下了赫赫戰功，漢朝建立不久，就因功受封為周呂侯。然而這樣一位大人物，在史書中記載幾乎是一片空白。
萬幸的是，太史公仍然在他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惠景間侯者年表》中為我們保留了一些有關呂澤戰功的珍貴資料。
根據兩份《年表》的記載，在楚漢戰爭中，呂澤率領的部隊幾乎參與了所有重要戰役：
暗度陳倉擊滅“三秦”之戰——呂澤部將丁復、朱軫俘獲翟王董翳；
彭城之戰——呂澤在下邑接應兵敗的劉邦；
滎陽會戰——劉邦逃出滎陽後，由呂澤坐鎮繼續指揮作戰，城破前夕在部將馮無擇的保護下突圍；
滅齊之戰——呂澤部將丁復配合韓信、曹參、灌嬰等擊殺楚軍名將龍且；
陳下之戰——呂澤部將蠱逢（又作蟲達）協同灌嬰、樊噲等擊破楚軍；
垓下之戰——呂澤部與其他漢軍一道圍困項羽。
這位能征慣戰的“大漢第一外戚”也受到了司馬遷的高度評價，稱呂澤有“佐高祖定天下”之功。
這赫赫功勳不僅成就了呂氏家族，更成就了呂后。朝中重臣如張良、叔孫通、周昌等，也都成為了她的羽翼。
故而史載“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
這是劉邦的那些“新歡”們永遠也比擬不了的。
所以，呂后才能穩坐皇后之位，劉盈才能儲位不倒。
至於戚夫人之流，只能是“痴心妄想”一番，最後“自取滅亡”。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劉邦決定以劉盈為繼承人，看中的正是呂后的實力——無論是她本人的，還是她家族的。
功臣可以不服仁弱的少主，卻不能不服與劉邦“共定天下”的呂后。
胡蘿蔔加大棒
漢高帝十二年四月，劉邦崩逝於長樂宮，年六十二。
守護漢室的重任終於落到了呂后的肩上。如何對付功臣集團，成了擺在她面前的第一要務。
按照呂后最初的設想，是準備把這些元勳宿將們一網打盡，一了百了。
但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宮廷密謀”居然傳到了開國功臣酈商的耳朵裡：
“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滅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
諷刺的是，得知陰謀的酈商似乎並不緊張，反而還通過審食其勸說（也許應該是“警告”）呂后不要輕舉妄動，否則就會“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蹺足而待也！”
驚出一身冷汗的呂后，終於見識到了功臣集團的力量，她只好改變策略——既然打不得、殺不得，那就只能收買合作了。
收買的方式，就是保證、甚至擴大他們的既得利益。
所以，惠帝時期一直都在“蕭規曹隨”，保證功臣集團繼續身居高位，執掌大權；更是把劉邦時代所封的18功臣侯，擴充到143人。
同時，政治上的“獲益”也意味著經濟上的“獲利”。
眾所周知，惠帝、呂后時代的經濟政策主要是“休息無為”，於是乎“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得益於此，“列侯”們的食邑內“民鹹歸鄉里，戶益息（增長），蕭（蕭何，封鄼侯，食邑八千戶）、曹（曹參，封平陽侯，食邑一萬零六百戶）、絳（周勃，封絳侯，食邑八千一百戶）、灌（灌嬰，封穎陰侯，食邑五千戶）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食邑民戶翻倍），富厚如之”。
而呂后對《商賈律》的放鬆，也使得商業迅速發展，由此產生的商業稅同樣是“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
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讓這些“草根”出身的功臣們，一夕之間都成了“富家翁”。當他們坐在雕樑畫棟間，吃著珍饈美味，伴著嬌妻美妾，享受安逸生活的時候，無疑會對皇室感恩戴德。
不過，對付這幫重臣，僅僅“利益收買”還不夠，還要有“刑殺之威”。
呂后除了有自己的家族作為後盾之外，她本人的“殺伐果決”更令人膽寒。
早在高帝時代，她“族韓信，誅彭越”的“輝煌”成績就已在功臣們心中留下了“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的恐怖陰影——正是“特畏呂太后威”，這些元勳宿將們才不敢行為越軌、別有所圖。
呂后“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段，基本上擺平了功臣集團，讓他們能夠繼續效忠皇室，為皇室服務。
可就在漢帝國的政治格局逐步穩定的時候，惠帝劉盈卻英年早逝了。
一切都變了。
奪權
惠帝身後只留下了八個年幼的兒子，“（惠）帝毋（無）壯子”的局面，意味著漢帝國要面對更大的“內憂外患”。
所謂“內憂”，無疑就是一直盤踞在中央朝廷的功臣集團。
這些如狼似虎的“老革命”們，對“與高皇帝共定天下”的呂后可以俯首帖耳；對高帝和呂后的嫡長子惠帝，也可以“口服心不服”；但面對這幾個三四歲的小娃娃，恐怕就要“視若無物”了。一旦呂后去世，主弱臣強的局面必成“心腹大患”！
而所謂“外患”就是坐鎮地方的諸侯王。
當初劉邦消滅了異姓諸侯王之後（地處偏遠，戰略位置不重要的吳氏長沙國除外），本著“自家人靠得住”的理念，重新冊立了自己的兄弟子侄擔任諸侯王，希望他們能夠拱衛中央。
然而，對“外賊”日防夜防的劉邦，無論如何也沒想到，最難防的卻是“家賊”—— 這些同姓諸侯王們“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同“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尤其是在中央實力衰弱之際（比如幼帝臨朝），他們“天子自為”的想法只會更加強烈，所謂“拱衛中央”只是劉邦的一廂情願而已。
此時的呂后已經53歲高齡，不可能輔佐著幼帝直到成年親政。而她一旦去世，那句“大臣內叛，諸侯外反”的警告，就很可能成真！
所以，呂后現在必須重新劃分權力格局，以應對她身後可能出現的“政治風暴”。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呂后動用了手中最後的王牌——呂氏外戚。
於是，惠帝剛剛駕崩，呂后就在中央“拜呂臺、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入宮，居中用事”，奪了功臣們的權。
接下來，她的目標是諸侯王。
其實，早在惠帝年間，呂后就已經開始對諸侯王動手了。不過，那時她是以“報私仇”為主，所以只是殺了恩怨甚深的趙王劉如意，教訓了對惠帝不敬的齊王劉肥。
但這次不同，她的目標是解除諸侯國對中央的威脅，所以手段比之前要狠辣許多。
呂后在劉呂之間強制推行“劉呂聯姻”， 將呂氏女子全都嫁給皇族。隨後又派“諸呂”前往諸侯國擔任國相，對諸侯王進行全方位“監控”。
接著是打擊不聽話的諸侯王。淮陽王劉友、梁王劉恢（此二人先後徙封趙王）因不滿“劉呂聯姻”被逼身死。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對諸侯國體系進行“重組”，重組的方式就是重封新王。
這就提到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大封諸呂”。
但所謂的“大封”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直到呂后臨死前，呂氏王也就三位——趙王呂祿、梁王呂產、燕王呂通。
這對於幾乎佔據了漢朝半壁江山的劉姓諸侯國來說，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根本構不成什麼威脅。
當然，有人會拿“非劉不王”的白馬之盟說事。
然而“白馬之盟”很可疑。
按說，這份盟約應該是大漢朝的一級“紅頭文件”，怎麼也得“藏於高廟”；即便不“藏於高廟”，也要存檔備份，載入國史。但奇怪的是，這份“紅頭文件”的內容，在史書中僅零散見於幾個章節之中，而盟誓的時間、地點、條款、參與者竟然完全“失載”！更奇怪的是，不符合“白馬之盟”的吳氏長沙國，不僅沒被“天下共擊之”，反而還平安地延續了五代，直到文帝前元七年才因為“無嗣”而“國除”。
所以，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份“四無盟約”根本就是出於偽造，目的無非就是為了證明“呂氏王”的“非理非法”！
但實際上，“呂氏王”不僅“合理”，而且“合法”。
呂后所封的這呂氏三王，都是由列侯提拔上來的，從資格上來說，完全合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受封之前，都經過了“民主評議”，不僅朝中大臣認為“無所不可”；各地諸侯王也“皆以為宜”，所以冊封諸呂為王在程序上也沒有任何問題——至於後來齊哀王舉兵討呂，聲稱要“率兵入誅不當王者”，分明就是在自扇耳光。
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十分重要，卻常常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就是呂后在“大封諸呂”的同時，也冊封了劉氏諸侯王，而且數量不少，前前後後一共八個，遠多於呂氏三王。
雖然在此之後，八王中有三位夭折，一位入繼為帝，但剩下的四王，在數量上依然超過呂氏。
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劉氏諸侯王中，常山王劉朝、淮陽王劉武、濟川王劉太都是惠帝的兒子（三位早夭的小王和入繼為帝的也是），也就是呂后的親孫子；餘下的琅琊王劉澤，則是呂后的外甥女婿。
如果再把呂后新封的諸侯國放在漢初版圖上來看的話，不難發現她“重組”諸侯國的真正用意：
呂氏的燕、趙兩國橫在了齊、代之間，不僅將後兩者隔絕開來，還能對它們進行監控；原來諸侯國中實力最強的齊國，則被分割成了四塊，其中分濟南郡為濟川國、琅琊郡為琅琊國，城陽郡為魯國（呂后外孫，魯元公主之子張偃被封為魯王，其父張敖追封魯元王，“魯元太后”之稱應源於此。劉肥奉妹為“太后”之事甚為荒誕，恐出於後人編排，並不足信）；再往南，這三國與梁、淮陽、淮南三國（淮南王劉長為呂后養子，與呂后感情甚深）連成一片，將齊、楚、吳三國與中央直轄區完全隔離開來，由北到南形成了一個以少帝親兄弟為腹心，以呂氏外戚為羽翼的戰略屏障！
而建立這個戰略屏障的目的，正是為了防範那些賊心不死的諸侯王！
至此，呂后多年來扶持外戚的意圖也真相大白：
在大臣不服，諸侯異心的情況下，小皇帝唯一的依靠只有外戚，所以，呂后才會把大權交到外戚手裡，甚至封他們為王。這並不是因為她“權慾薰心”，更不是企圖“謀朝篡位”，而是為了保證小皇帝今後的統治不受威脅！
呂后苦心經營了這麼多，能夠保證萬無一失嗎？
不能。
因為呂后去世僅僅過了兩個月，呂氏家族就在功臣集團的屠刀下徹底覆滅，而呂后自己也身敗名裂。
反叛
最先發難的是齊哀王劉襄。
作為呂后稱制時代被折騰得最慘的一個諸侯王，劉襄對呂氏恨之入骨。呂后崩逝的次月，他就從封國起兵了。
只是，他起兵的目的並不單純，除了幹掉呂氏“清君側”之外，還準備過把皇帝癮。
類似的戲碼，在華夏大地上演了很多次。漢有“七國之亂”；明有“靖難之役”。總而言之，都是如法炮製。
不過，話說回來，僅僅是一個齊國起兵的話，對中央也構不成什麼威脅。實際上劉襄從起兵到罷兵，只騙到手一個琅琊郡，打下了一個濟南郡——也就是說，他連那個“防禦圈”都沒突破。
真正可怕的在於，楚國也起兵了。
楚元王劉交，漢高祖劉邦的異母弟。如果從輩分上論的話，劉襄還得喊他一聲“叔爺爺”。
作為劉氏諸侯王裡輩分最高的一位，劉交的政治影響力不言而喻。
如果其他劉氏諸侯王響應這位“叔爺爺”一同舉兵的話，那對於在中央執政的呂氏來說，就真的是“天下共擊之”了。
相國呂產、上將軍呂祿得到消息後，大驚失色。
他們立刻派開國名將灌嬰前去平叛。
然而灌嬰剛到到滎陽就反水了，不僅停止進軍，甚至還派使者前往齊國和劉襄談判，商議如何“滅呂”。
刺不刺激？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一點都不意外。
多年前，功臣集團也曾“挺呂”。只是，這種“挺”是有條件的——要保證他們的利益。
可隨著權力被呂氏家族奪走，他們的立場逐漸變成了“倒呂”。
而呂后的死，使功臣集團失去了最後的制約，打倒呂氏，重新奪權，成了他們的首要目標。
目標上的“不謀而合”，讓功臣與諸侯王最終站到了一起。
當出使齊國歸來的賈壽把灌嬰反水的事彙報給呂產、呂祿的時候，這兄弟二人頓時嚇得魂不附體。
留在長安的“老一輩革命家”們準備再加一把火。
他們派呂家的好友酈寄（酈商之子）去忽悠上將軍呂祿交出長安北軍的兵權。
酈寄跟呂祿說：“只要你交出兵權，就能平安地回到趙國，繼續當你的諸侯王，這些大臣絕不會拿你怎麼樣。”
呂祿在短暫的猶豫之後，同意了，還興沖沖地邀請酈寄去打獵。
據說，呂祿的姑姑呂嬃（樊噲之妻，有一子樊伉。漢臣在誅殺諸呂行動中，也將樊伉誅殺了）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氣得破口大罵，還把家裡的金銀珠寶扔了一地，並說了句很有名的話：
“勿為他人守也！”
有的時候，頭髮長的，不一定見識短；頭髮短的，不一定見識長。
功臣集團成功地解決了呂祿，下一個就輪到了呂產。
按照史書上的說法，呂產在聽了賈壽的一番話之後，要進宮“挾持皇帝”。
然而這位執掌長安南軍的相國呂產，在進宮“謀亂”的時候，卻連個兵都沒帶！
而不帶兵的後果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呂相國，竟被未央宮看門的衛士擋在了宮外！
呂產在宮門口急得團團轉，卻又無可奈何。
而此時，太尉周勃已經成功接管了北軍；潛伏在呂氏家族身邊的臥底，御使大夫曹窋（曹參之子）也飛馬趕到軍營，彙報呂產的動向。
雖然當時的形勢是明顯的“敵寡我眾”，但各位“老革命”卻沒有一個願意以身犯險的。思來想去，陳平和周勃派出了一個愣頭青——朱虛侯劉章（這位朱虛侯是齊哀王劉襄之弟，策劃劉襄舉兵的主謀之一，也是齊國潛伏在長安的內應。他被呂思勉先生稱為“年少椎埋者”，也就是“小土匪”的意思）帶兵一千攻殺呂產。
當呂產看到一大群全副武裝的士兵凶神惡煞般衝過來的時候，終於如夢方醒，做出了一個十分正確的決定——跑。
然而公子哥出身的呂產，哪裡跑得過長期受訓的軍人？最終，他被追上來的士兵殺死在一間廁所裡。
呂產的死驚動了皇帝。
這位少帝雖然年紀小，卻還有些政治頭腦，他立即派人持皇帝符節去“慰勞”劉章。
所謂“慰勞”，其實是為了制止劉章濫殺無辜，更是為了和呂氏做“切割”。
然而劉章對“慰勞”不感興趣，卻對符節很感興趣。
他隨即劫持著這位“持節”的使者，率兵直驅長樂宮，斬殺了長樂宮衛尉呂更始——至此，“擅殺大臣”變成了“奉詔討賊”。
“年少椎埋”果然名不虛傳。
呂產被殺的次日，那位一度懷揣著“不失為富家翁”夢想的呂祿，也被抓住砍頭；而呂氏家族則無分長幼，慘遭屠滅。
這出“喋血京師”的大案就是赫赫有名的“誅呂安劉”——漢室功臣不忘舊恩，與劉氏諸侯王一道，聯手摧毀了企圖“謀反自立”“危害國家”的呂氏團伙，維護了皇室和國家的安全和穩定，為帝國的鞏固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真是一派胡言！
呂祿“欲發亂關中”，卻稀裡糊塗地交出了兵權；呂產要進宮“謀亂”，卻連兵也不帶——請問，古今中外，有哪個“反賊”是這麼“謀反”的？
實際上，呂氏的迅速敗亡，正是由於他們根本沒有取代劉氏的計劃。呂思勉先生就曾一針見血的指出：
“呂氏之敗，正由其本無翦除宗室、功臣之計，臨事徒思據軍以為固；既無心腹爪牙之任；齊兵卒（猝）起又無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嬰；遂至內外交困，不得已，欲聽酈寄之計。使其早有危劉氏之計，何至是乎？”
所以，“誅呂”並不是什麼“平叛”，而是一場奪權政變。
那麼“安劉”呢？
“安劉”則是個彌天大謊。
分贓
隨著呂氏外戚的迅速覆滅，死亡的厄運也降臨到了少帝劉弘和他的幾個親兄弟的頭上。
沒過多久，“政變集團”宣稱劉弘兄弟是呂后“詐立”的“他人子”，而非“劉氏子”，然後殺害。
雖然這罪名安得“言之鑿鑿”，但卻是在打他們自己的臉。
因為就在政變成功後的第七天，重新掌權的陳平、周勃等人，還把這四位“難兄難弟”中的濟川王劉太徙封為梁王。
所謂的“非劉氏子”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那麼政變集團為什麼要謀殺少帝呢？
原因很簡單，少帝不僅為呂后所立，更是呂后的孫子，他一旦長大親政，這些發動政變的人恐怕一個都活不了，所以他們必須要先下手為強，斬草除根。
而隨著少帝劉弘、梁王劉太、淮陽王劉武、常山王劉朝的同時被殺，惠帝一脈徹底斷絕。
少帝被廢，再立新帝成了當務之急。
在當時情勢下，可以“參選”皇帝的，一共有三人——高帝四子代王劉恆、七子淮南王劉長、長孫齊王劉襄（楚王劉交、吳王劉濞、琅琊王劉澤因系“旁支”，不具備參選資格）。
這其中，齊王劉襄無疑最可能勝出。他本人既是“反呂首義”；其弟劉章又率兵攻殺呂產；另一弟劉興居則親自驅逐少帝出宮——可以說，他們兄弟三人在政變中出力最多。
然而第一個出局的就是他。
因為，這涉及到“分贓”。
齊國作為原先諸侯國裡實力最強的一個，其國王的家族勢力也相當強大。不僅劉襄本人兄弟眾多，他們的“外戚”也很強勢——甚至被形容為“虎而冠之”（也就是“老虎戴冠”的意思，相當於“衣冠禽獸”），齊國舉兵之時，外戚駟鈞就出了很大的力。倘若劉襄即位為帝，受重用的肯定是他的自家兄弟和外戚，策劃政變的功臣集團豈不是要“靠邊站”了？
況且這些功臣普遍都有“挺呂”前科，一旦野心勃勃的劉襄坐穩皇位，舊事重提，功臣們難保不會倒黴。
所以，劉襄只能出局。
剩下的兩名“候選人”中，劉長是呂后的養子，更不能立；而劉恆不僅看上去忠厚老實，“外戚”也很“謹良”，於是成為了功臣集團眼中最合適的皇帝人選。
當年閏九月，代王劉恆被迎進長安即位，是為漢文帝。
變革
劉恆果然不負眾望，剛當上皇帝就給政變集團論功行賞。
周勃被升為右丞相，灌嬰被升為太尉，他們與左丞相陳平的食邑也各加三千戶；“首功”劉章和劉興居的食邑各加兩千戶，一年後，又分別進爵為城陽王和濟北王。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解決政變的“合法性”問題。
於是，屠滅呂氏被洗白成了“誅呂安劉”；少帝的血統也從惠帝之子變成了“來歷不明”；呂氏家族在漢朝開國時的功勳更是被刪得所剩無幾。
這可真是“皆大歡喜”。
然而，政變集團高興得太早了。
這位看上去“忠厚老實”的劉恆，實際上心機很深。他進京當晚，就令親信宋昌、張武接管了長安的南、北兩軍；此後，跟著他進京的代國舊臣也都漸漸坐上九卿的高位，掌握了朝廷實權。
隨著劉恆皇位越坐越穩，功臣、諸侯王好日子的也到頭了。
文帝三年，劉恆勒令丞相周勃（此時陳平已死）退休養老，不久又以涉嫌“謀反”為名，將他關進監獄修理一通；而接替周勃出任丞相的灌嬰，則在上任三個月後被罷去兵權，過了一年多病死。
更為諷刺的是，政變過程中出力最多的劉襄兄弟，反而下場最慘。不僅劉襄本人什麼都沒撈著，他弟弟劉章和劉興居的封地還都是原來齊國的地盤——也就是說，他們折了騰半天，什麼便宜沒佔到，全都成了“替人做嫁衣”。
不久，劉襄和劉章相繼鬱郁而死。而心懷不甘的劉興居，則在文帝三年起兵謀反，結果兵敗自殺，封國入漢。兩年後，劉恆將劉肥剩餘的七個兒子全部封王，昔日在諸侯國中首屈一指的齊國，至此一分為八（包括殘存的齊國）。
而劉恆唯一在世的兄弟淮南王劉長，也因“謀反”被逼死，淮南國則被分成三份，封給了他的兒子們。
劉恆就這樣用“軟刀子殺人”的方式，擺平了功臣集團和諸侯王——漢初兩股最大的政治勢力至此慢慢消退。
劉恆的“收權”行動，卻無形中推動了一種變革——“中央集權”。
“中央集權”始於春秋戰國，及至秦始皇兼併六國，分天下為36郡，才將這種制度第一次推向全國。中央集權不僅賦予了帝國元首至高無上的權力，更使帝國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控制空前廣大的疆域。
但隨著秦帝國的迅速覆亡以及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的誕生，“中央集權”的進程被打斷了。
通過“推戴”上位的漢高祖建立了一種皇室與功臣、諸侯王“共治”的政治模式。
然而隨著掌握實權的功臣集團與諸侯王的逐漸做大，他們對皇室的權威已構成嚴重挑戰。
面對這種挑戰，高祖剷除了異姓諸侯王；呂后則重用外戚，以牽制功臣與諸侯王，試圖達成一種新的權力平衡。
然而隨著呂后的去世，平衡被打破，“共治”模式的不穩定性也迅速爆發出來，功臣和諸侯王為了自身利益聯手政變，結果少帝遇弒，呂氏夷滅。
血的教訓讓文帝認識到“集權”的重要性。所以他一面下令列侯回食邑就封，不動聲色地奪了功臣的權；一面採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肢解各大諸侯國。
至景帝時，隨著“七國之亂”的迅速平定，諸侯王再也無力掀起風浪。而功臣系此時也已凋零殆盡，“功二代”中的翹楚周亞夫被殺，更加速了功臣集團的衰亡。
籍父祖時代對“集權”障礙的掃除，漢武帝放心大膽地開始了他的“大一統”。
元朔二年，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各諸侯國逐漸瓦解殆盡；三年後，布衣儒士公孫弘拜相封侯，標誌著效忠於皇帝的文官集團正式取代漢初功臣集團成為政府主宰。
至此，漢高祖所建立的“共治”模式，徹底宣告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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