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魚得水左右逢源
會昌五年，七月，唐武宗下令滅佛，沙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毀在山野中的寺院，隨後下詔長安、洛陽的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國節度使、觀察使下的鎮地和同、華、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其餘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勒令還俗。
一個月後，武宗宣佈全國共拆毀寺院4600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山野中的小寺廟拆去4萬餘所，收得良田數千頃，寺院奴婢15萬人。這對於佛教是個沉重的打擊。
可是初時候，唐武宗也是喜歡佛教的，但即位數年後就對佛教懷有刻骨仇恨，這會昌滅佛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
有人認為武宗之所以下令滅佛，主要是與當時的宗教鬥爭有關。會昌元年，也是唐武宗上臺的第二年。這一年，唐武宗過生日，皇宮內宴請僧道大德，並讓僧道之間談經對論。結果是因為唐武宗的個人偏好，道士們得了全部的賞賜，僧侶們卻一無所獲，而這引起了僧侶們的強烈不滿。會昌二年，在道士趙歸真的鼓動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開始著手打擊佛教，會昌毀佛運動算是真正開始了。
但是原因真的僅是如此嗎？甚至有人說，唐武宗打擊佛教的同時，也對祆教、摩尼教、景教等採取了措施，這正是佐證。
或許，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絕不是根本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恐怕就是朝廷與佛教的之間的矛盾所導致的，這種矛盾體現在了經濟、權利等當面。
一、在唐朝，由於寺院經濟並不納入國家賦稅體系，因而寺院經濟的膨脹與世俗經濟產生了矛盾。《唐六典》中規定中“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一如之。” 僧尼不僅能從國家獲得土地，還有不繳納賦稅的特權。同時，唐代皇帝多次對寺院賞賜土地，一些貴族和地方豪民也大規模向寺院捐贈財產，構成了寺院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本。
地多了，僧人種不過來，那就僱傭佃戶進行耕種。如此，大量的勞動力開始掛靠於寺院經濟。與此同時，寺院通過對自己擁有土地的經營開始不斷的兼併他人的土地，使自己的“地產”迅速擴大，以至於時人驚呼：“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
甚至可怕的是，寺院在這一時期甚至還發展出了完善的金融體系，包括質舉、借貸等等。一些寺院甚至以末法時代將要來臨為名，利用信眾對末日的恐懼斂財，還致使大量的人口藏匿於寺院中以躲避賦稅。同時，寺院又利用寺院舉辦法事、慈善設施等增加自身收入獲利的渠道，加劇了當時的社會矛盾。
二、王權依舊是最強的戒律。唐朝是佛教最興旺時期，幾乎每一代君主都崇佛，到了中唐末期，佛教的勢力和影響力已經非常大了，但由於當時佛門戒律日漸鬆弛，佛門的僧侶也魚龍混雜，各地寺院已日漸世俗化，本來佛門勝地是出家人的修行場所，已慢慢變成了世俗的娛樂場所。甚至，一些寺院為了招引平民信眾，結交達官權貴，媚俗世間潮流，把佛門淨地方弄得不成樣子。一些人甚至還僱傭奴婢，出現搶劫婦女，犯淫養妻，流氓成性的惡行。
武宗對全國發布的《拆寺制》中，列舉了佛教的一系列罪狀，其中最主要的是“蠹耗國風，誘惑人意”，“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他認為“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使得“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自己滅佛的主要目的是“懲千古之蠹源”，以“濟人利眾”。
其實，這更像是對於曾幾何時對於佛教放鬆的權利管制，重新收了個口子，也是對於自己帝權的加強。畢竟在皇帝的眼中，即便是神權實際上也是要歸於王權之下的。
也就是說，不管是否滅佛，又或是對於其他宗教的打擊，自古政教之間始終都存在著矛盾，而會昌滅佛的真實原因，正是這種潛藏的矛盾的一個爆發點而已。
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如今已經有更好的解決方式，當今中國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不能利用國家政權推行某種宗教，也決不能利用國家政權禁止某種宗教。
所有宗教組織和宗教界人士都要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法律尊嚴、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要把愛國與愛教結合起來。一切宗教活動都要服從服務於國家最高利益、民族整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國家職能的實施，不得妨礙正常的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
這是宗教與中國國家的關係，也是我們必須面對和尊重的現實，更是對於宗教與國家的發展都更好的一條路。
井夫子
我是長安視界，我來回答：
唐朝中後期，佛教的發展屹然是超越國家的存在。佛教勢力的影響十分強大，全國大中型寺院將近5000座，小型廟宇更是多達40000餘座，僧尼近 30 萬人，寺院奴隸達 15 萬人。
如果僅僅是寺院數量多之後，或許還不會引起唐武宗的反感。問題是這些寺院還佔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了“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可以說這些寺廟的主持都成了一個個土皇帝，天下財富有七八分都流入了佛門當中。
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是六祖慧能講的。六祖傳的是本師佛所傳頓教祥門的正法脈，是最上乘見性成佛的法門。
此法是由達摩傳到中國的，由五祖宏忍大師傳給六祖的。當時盛行的是似是而非的佛法。頓教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被似是而非的佛法所壓制，未有廣泛傳開。六組為護持正法脈，發揚佛教本師佛單傳的頓教禪門的正法脈，除似是而非光搞形式，不講實效的邪宗，邪法對佛門信眾的誤導，因比就發出了這種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六祖在世時宏揚頓教禪門，直指人心，無有囉哩囉嗦的東西，在佛教中引起了大振動，但未除盡邪宗。
六祖離開我們有一千多年了，在當今這個末法時期，頓教禪門正法脈顯得極微，似是而非的邪宗，邪法日漸猖狂，邪師講邪法。
特別是由不少的寺廟，道場，很多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中光講舞弄形式，不講修行實效，甚至把一些佛事活動，作為取得金錢來緣的最好途徑，把佛法當成商品出賣，踐踏佛教慈悲為懷的宗旨。
為了發揚正法就要堅持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就是堅持六祖的誓言，護持佛教，護持正法，續本師佛慧命。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這一口號，就是破末法時期打著佛招牌的一切歪理邪說，及指明一切似是而非，光講形式，不講實即修行效果，拿佛法當商品出賣，掙錢的一切形為。同時也鄭重告訴佛門信眾，此法是不能正佛果位的法，要想正佛果位，需立正知正見，去邪知邪見修正法。
見於當前佛教中所存在的具體情況，立禪淨雙修真法，實即是本師佛所傳的頓教禪門正法脈，是一絲不苟的實行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誓言奮鬥行為。
唐武宗也是滅的似是而非的佛法的泛濫。
唐朝的經濟問題是滅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武宗滅佛有著深層的經濟原因。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義理成為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並稱於世。初唐時期，全國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唐太宗、武則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的特權，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時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發展。敬宗儘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脹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李德裕大力主張滅佛，認為武宗此舉“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實際上，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擴張的必然結果。
唐朝的政治問題是滅佛的重要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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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視界
在中國佛教史上，佛教曾經發生過4次比較大的劫難，遭受到了官方的打壓，這就是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其中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並沒有大一統的時期，所以，就影響力來說肯定是發生在大一統的唐朝時期，唐武宗滅佛，對佛教的打擊較大。
那麼唐武宗為什麼要滅佛呢？現在研究的結果一般認為，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經濟問題。要知道出家人不一定真的是清心寡慾的出家。
武則天時期，曾經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但是，這也造成了佛教中出現了奢侈的現象。狄仁傑曾經上書寫道：
到唐中宗時，大臣們也曾經說過，建造寺廟“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記都用資材，動輒千萬以上”。還有人說：現在，普天之下，修改的寺廟不計其數，一座寺廟，就趕上皇上一座皇宮了。如果說全天下的財產一共有10分，那麼佛教徒們就但有七八分。
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衝擊，所以，在社會矛盾中，佛教與世俗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擴大。唐德宗時就有大臣，直接說：現在天下的和尚們，都不用自己工作，不用自己織布，就有的吃有的穿，而且還經常散佈一些危言險語，愚弄百姓，而且直接說，這些不勞而獲的僧人們簡直是“人害”！
在中國古代小農社會中，十分流行的一種言論就是：“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這些和尚們不僅不生產，還要靠別人養活著，不是“人害”是什麼。
所以到了唐武宗繼位之後，非常憤怒的喊出：“窮吾天下，佛也！”
另外，唐武宗滅佛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儒家學說向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儒家重視，現實的人生，重視社會的組織和實在的人際關係，儒家要求人從自己開始修身齊家治國，然後平天下，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家庭，和國家之中找到適當的位置，做好一顆螺絲釘，為國家的富強和天下太平，作出努力的貢獻。同時如家還認為生死是自然現象，對於死，敬而遠之即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生兒育女，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得以延續。但是佛教一直強調人生是痛苦的，而人生活的社會則是痛苦的海，只有出家脫離現實社會，才能成佛，同時認為，因果報應，輪迴轉世，重死而輕生。因此，這兩種學說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而統治者們，確實發現了這一點，尤其是接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的統治階層。他們都認為佛教所宣傳的思想是不忠不孝，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另外，還有大量的社會上層統治階級內部人士也轉而崇信佛教，嚴重挑釁了皇帝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威性。尤其是腦海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唐武宗。唐武宗一直主張儒家思想才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所以政治問題也是唐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唐武宗，不信佛，而信道教。唐武宗是一個很虔誠的道教徒。而唐武宗身旁的道士們又對滅佛儀式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一盤拉條子
唐武宗滅佛，是出於政治、經濟、宗教和個人利益四個方面的考慮。
唐武宗是唐穆宗第五子，姓李名炎，他身材高大，性情豪爽，愛與道士交往，經常與道士們一起談論道經，雖然他也喜歡飲酒作樂，但總體來說還不算很糊塗，還能夠知人善任，特別是他信任和重用名相李德裕，還不算是個特別的昏君。
不過唐武宗讓後人銘記的不是他的政績，而是在他的手上，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滅佛行動，史稱“會昌法難”。這場事件與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後周世宗滅佛一起，被稱為“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這四次事件中，唐武宗滅佛的規模和影響最大。唐武宗一定將佛教趕盡殺絕，是有他深刻的政治目的的。
（唐武宗）
一、打擊政敵
因為皇叔李忱（後來的唐宣宗）對科舉很重視，他敬重科舉上來的讀書人，而對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僚非常討厭，這就使他成為“牛黨”的後臺，與李德裕代表的“李黨”是死對頭。所以在李德裕的煸動下，武宗對李忱也很不待見，李德裕更是幾次想借武宗的手除掉李忱。李忱為了避免被殺，於是逃到佛門之中尋求庇護。武宗在李德裕等人的建議下，剷除佛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找到李忱，搗毀他的棲身之所。
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會昌二年十月九日，唐武宗下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燒練、咒術、禁氣、背軍、身上杖痕、鳥文、雜工巧、曾犯淫養妻、不修戒行者，並敕還俗。”
（滅佛圖）
為什麼只要求五十歲以下的和尚還俗，五十歲以上的不用呢？因為李忱當時33歲，這是直奔李忱去的。李忱藏身寺廟一定是被武宗知道了，但是他並不知道具體在哪座寺廟，所以搞了“一刀切”，想逼李忱現身。
武宗時，長安流行一條讖語：“李字十八子，為今上當第十八代，恐李家運盡，便有黑衣奪位歟”。武宗懷疑這個“黑衣”是指的是李忱這個佛教徒。他的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北齊書》上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因此當時有以“黑衣”代指佛教徒的說法。
李忱僥倖躲過這次查抄，在武宗死後，被太監們擁立為帝，是為唐宣宗。他登基馬上大興佛教，報答佛門對他的救命之恩。史載宣宗“興佛於既毀之後。”
二、與佛教搶奪經濟
大唐名相狄仁傑說過：“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瑰材竭於輪奐。”說的是當今的和尚，住的廟好比皇宮一樣，裡面裝修得美輪美奐，太過奢侈。
據《舊唐書》記載，由於唐朝對佛教的鼓勵，使得許多寺廟都非常華麗。當時寺廟“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
大興佛教加大了政府財政上的支出，國家府庫空竭，經濟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僧尼們不事生產，又不繳納租賦，寺廟還佔有許多良田。
武宗自己都認為：“窮吾天下，佛也。。。。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
宰相李德裕也認為必須解決僧尼“耗蠹生靈，侵減租稅，國家大蠹，千有餘年”這個大問題。因此武宗滅佛是唐代經濟壓力不堪重負之下的選擇，是政府和佛教矛盾尖銳化的結果。
三、釋家和儒家之爭
釋家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也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在佛教思想與儒家發生分歧時，統治者必然要扶持儒家，批判和排斥佛教。
儒家的核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要求人們出家，避世修行，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儒家與佛教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儒家認佛教“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 “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完全是騙人的。佛教勢力會削弱君主的權力。
韓愈就指責佛教“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利於鞏固唐朝政權。韓愈為了諫迎佛骨，幾乎丟掉性命，後來連憲宗也想明白了韓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
（寺廟）
杜牧也認為信佛的人都是心裡有鬼的小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這和儒家“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背道而馳的。
武宗本人也是信儒抑佛的。他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佛教興盛，威脅到了他的皇權，武宗必然要採取措施滅佛。
四、佛道矛盾
佛教不但和儒家思想有衝突，和道教也矛盾很深。北周時，周武帝規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唐太宗也規定：“道士宜在僧尼之前。”但從武則天時起，佛教的地位提高，超過了道教。天授二年武則天下詔：“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
（老子騎牛圖）
道教作為本土宗教，怎麼肯居於外來的佛教之下？只不過在教義上，佛教的因果報應，輪迴轉世說，容易被廣大群眾接受。佛教宣揚信佛死後可入極樂世界；道教注重修練，可是修練對普通人來說太難，歷史上帝王追求道教的長生都無一成功，所以老百姓更願意相信佛教。
唐朝尊老子為祖先，道教成了李家祖宗創立的宗教，所以道教自然要利用一切機會打壓佛教。
道士趙歸真是武宗當皇帝之前就很信任的道士，他對武宗說要想長生不死，就得驅逐佛教。《唐語林·政事上》載：“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武宗迷信道教，拜趙歸真為師，趙歸真常“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
（趙歸真）
當時有些和尚的作為也是過於無法無天。會昌二年，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說他可以打敗回紇，結果這個吹牛的和尚被回紇打得大敗，武宗雖然將其斬首，但之後對佛教更加深惡痛絕。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會昌五年三月唐武宗進行的最大規模一次滅佛，也是出於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量。在這次滅佛中，天下寺廟都不得置莊園，財產及收入全部沒收充公，絕大多數僧尼還俗，佛教暫時跌入了低谷。
《舊唐書》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歪眼小史工作室出品
剛日讀史
一隻養生喵
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有四次滅佛運動，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史稱“三武一宗”滅佛運動，其中唐武宗滅佛，又被稱為“會昌法難”。那唐武宗滅佛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一種說法：“佛教興，則社稷亡。” 佛教傳入我國，自東漢末年到北魏，再到南北朝。 因為佛教的傳入，僧侶人口大增，致使國家勞動力減少，僧侶不生孩子，不繳納稅收。反而在皇室的庇護下，大肆兼併土地，使得土地資源緊缺。 佛教的過多擴張幾乎動搖了國本。所以歷代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進行滅佛運動。
公元845年四月。 唐武宗不認同佛教。 頒佈敕令 全國徹底「滅佛」 焚燬經書。 史稱「會昌法難 」。 各宗皆受嚴重打擊 唐密（唐朝時的中國密宗） 更因此一蹶不振。
唐武宗為何要滅佛呢？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有。 一：個人信仰。(看不慣佛教)。 二：佛教發展速度太快。 三：國家稅收減少，皇權集中受到威脅。 四：佛與道。
1.唐武宗李炎篤信道教，排斥佛教
唐武宗 李炎（公元841年—846年在位），是繼唐玄宗李隆基之後的又一個道教的狂熱信仰者。他相信道教成仙不死的說法，寵信道士趙歸真，拜他為師，學習神仙術。 後來又把浮羅山道士鄧元起請到宮中，為他修建望仙樓，望仙台和靈符應聖院，其建築極盡奢侈豪華。
武宗重道輕佛。會昌四年(公元844年)，他聽信趙歸真之言，下令毀佛經像，安置天尊老君像。接著，又下令拆毀佛堂，勒令僧尼還俗。
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會昌法難”，結果是“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當時，五臺山僧人多逃奔幽州，宰相李德裕命人封鎖居庸關，凡有遊僧入境則立即嚇死。這是唐代開國以來對佛教最大的一次打擊。佛教從此便一蹶不振。
2.武宗滅佛為了解決大唐財政問題。
武宗滅佛，固然與道士趙歸真等人向武宗進言排佛有關，然而，其更重要的原因乃在於強大的寺院經濟衝擊了唐王朝的財政收入。 武宗想通過滅佛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但卻迷於道教，不久就因為服食道士燒煉的丹藥中毒而死。
唐後期，爆發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唐僖宗仍大搞崇道活動，希望老君顯靈。但已無濟於事。僖宗之後十餘年，唐朝滅亡。 五代十國的皇帝亦有多人崇道。後晉高祖信奉道釋，周世宗崇道排佛，並召華山道士陳摶問飛昇黃白之術。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 南唐主好神仙方藥，服用道士神丹而病死。
3.佛教大肆擴張，威脅了唐武宗的權威
滅佛運動始自於北齊，到了唐朝武宗李炎時期，長達400年之久。佛教徒以釋迦摩尼（佛祖）為精神領袖，在唐武宗李炎看來，佛教勢力過大，威脅了他作皇帝的威權，於是下令禁止佛教的傳播。使得佛教從盛轉衰。
“會昌法難”之後中國漢傳佛教 淨土宗正宗失傳。
作為淨土宗的開宗祖師，善導大師對後世的澤被本應惠及千古，但遺憾的是，由於唐末「會昌法難」以及五代十國的戰亂，包括淨土宗開宗立教的根本祖典——《觀經四帖疏》在內的絕大部分著作均在中國境內失傳了，淨土宗的正宗傳承就此中斷。
四祖法照大師以後。 歷代淨土祖師、大德。都沒機會拜讀大師遺作。 好在，善導大師著作已傳入日本。 在日本流傳甚廣。 而且保存得很好。 日本源空大師。 還據以創立日本淨土宗。 並尊大師為淨宗初祖。
清朝末年。 有楊仁山居士。 得日本友人南條文雄博士的幫助。 才能將善導大師著作再請回中土。 善導大師淨土思想。 人稱「體佛佛心、依佛願本懷」。 十三祖印光大師讀後。 讚歎地說： 「善導和尚系彌陀化身。」 我們今日得聞善導大師教法。 實在福德深厚。
結語：唐武宗滅佛之後，佛教不再是中國宗教信仰的主流。佛教由此一蹶不振。自北宋儒學改良以後，儒家學說成為中國的主流。佛教過度的發展，限制了國家的財政，也造成了社會的矛盾。今天我國依循的是“宗教自由”的政策，保障公民合法信仰，也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
子非魚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一下吧
先明確一下我的觀點，我不認為“唐武宗滅佛”真是滅佛，而是一次社會改革。
起因：我們都知道自唐朝立國以來，歷代君主都對佛教以極高禮遇和大力提倡，甚至給予免稅、免徭役的福利，至中葉。漢傳佛教各個宗派得以擴張。然而，這種宗教勢力的無節制擴張必然衍生出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
包容犯罪
大家應該有印象，在古代普通老百姓犯罪後往往逃到寺院，落髮為僧尼後，官府就不再追究了，因為寺廟自有一套清規戒律，可以對僧眾進行行為規範，原則上可以肅清佛教系統一干違法亂紀的事情。然而，由於然而古代一些官府機關或及涉及的官員為了創收和貪腐開始無限制的發放度牒（也就是僧人的身份證）換取金錢（類似於賣官以及捐監生），甚至還有發放帶有官印的空頭度牒的。有些空頭度牒在發放給寺廟和道觀之後又被後者轉手倒賣給了施主，形成了一條出家產業鏈。而這個黑色利益鏈條，導致僧侶素質普遍下降，落入空門的修法機緣卻被犯罪份子所利用，司廟成了違法亂紀的人的庇護所。
逃避稅賦
私度之錢通常歸於寺廟與地方政府所有，造成有些寺廟招攬了許多比丘與比丘尼。當時有很多男性為了逃避賦役而出家為僧，導致僧人越來越多，造成社會與國安問題。
辛替否上疏指出：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中宗皇帝“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因為寺廟的土地不用納稅，僧人仰賴百姓供養，寺廟收入又被免去稅賦，這些都在逐漸侵蝕到唐朝中央政府統治。
滅佛事件的演進
安史之亂之後，北方的社會經濟受到了極大破壞，朝廷稅收嚴重不足。
肅宗即位後，為了解決財政收入，讓各道（唐一級地區）用收費的方法大度僧尼道士，有錢賺得買賣當然讓各級政府趨之若鶩，這就直接導致僧尼隊伍日益龐大。然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財政政策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到了代宗時期，劍南道東川觀察使李淑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於社會，要求淘汰，提出寺分二等，上寺留21人，下寺留14人。德宗即位後，看到這份奏摺說：淑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這份奏摺可以說是啟動了佛教改革的漫漫歷程，也為武宗滅佛埋下了伏筆。那時候全國到處都有寺院，均已塞滿僧尼，已經嚴重的影響到國計民生，必須大量汰減。然而，前朝的僧尼制度已經成為社會惡瘤，積重難返。德宗的宗教改革並無多大起色。憲宗更進一步，規定社會各層不得私度僧尼，就是控制僧尼身份人數。但是效果也不好。到敬宗時期，宗教造像費用已經達到十七萬貫，中宗時大的寺廟用錢有百萬文，小寺也有三五萬文。彭偃在抑制佛教發展的獻議中說：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而出，就時說，一個僧人的用度相當於五個老百姓來供奉。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根據武宗強制僧尼還俗26萬人計，相當於130萬人才能養活他們，而當時在冊380萬戶人，除去不納稅的人口，納稅人口才300萬，這樣算下來，僧尼費用佔朝廷稅賦收入40%以上。但是大唐皇帝並未充分了解此問題的嚴重性，武宗在滅佛的第二年死去.宣帝即位後.下令恢復佛教，要把毀棹的寺院重新建起來，四五年間修造不止.致使國家財政空竭，人民更加貧困。如果說唐朝的敗亡，興佛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並不為過。
僧尼的奢靡
僧尼們所以能夠過若比較優裕的寄生生活.除了貴族官僚和封建官府、地主豪富的大量施捨（這是寺院對人民的間接獲利）外，佛教寺院還對老百姓進行直接取利。他們通過各種辦法.廣佔田地，而且唐朝的均田令還規定和尚可分田30畝.尼姑分田20畝。另外寺院還有常住田。唐玄宗時期規定，常住田100人以上不得過10頃.50人以上不得過7頃，50人以下不得過5頃。寺院所得到的這些土地.並不是由僧尼們自己去耕種，而是佃給無地農民去耕種，直接進行地租剝削。早在武則天時已是“公私田宅，多為僧有”。唐少帝在一份詔書裡也說：“寺院廣佔田地及水碾碾.侵損百姓。”所以武宗滅佛時，收上等好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這些所謂的兩稅戶.租祌寺院的土地，既要向官府繳納賦稅.又要向寺院交沉重的地租和服役.逐步變成了寺院的奴隸。僧尼常對百姓“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所以社會百姓已經開始對佛教寺院深惡痛絕。所以武宗下令滅佛.拆毀寺院，得到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支持。武宗怕滅佛令貫徹不力，派御使4人巡行天下.督促執行。可是還沒有走出關中.各地寺院連房基都已被掘掉。在武宗滅佛的制疏中對佛教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勞人力乾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幹師資之際，違配偶幹戒律之間.害法壞人，無逾此道。
所以唐武宗時期所謂的滅佛政策其實是國家層面的經濟改革政策，也是除去文化流弊的積極舉措，在這個滅佛活動中，並無直接消滅佛教的行為，只是在規模上做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只是在滅佛的過程中，大量僧人四處逃散，山西五臺山的還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鎮駐京人員說：“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配合朝廷說：“有遊僧入境，則斬之。”所以，有不少僧尼死在逃亡的路上。
唐朝的崩亡除了唐王朝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對老百姓的盤剝，加之連年戰亂這些原因外，與佛教氾濫，加重了人民的貧困，破壞了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有著直接的關係。
謝謝！
知行鏘鏘
很簡單，因為寺廟有大量的土地，他們可以不用繳稅，不用兵役，不服徭役，普通人依附他們以後，有了度牒，也可以不納稅，不服兵役徭役了，這絕不是什麼信仰問題。
僧尼“不貫人籍”，“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家休大小之調，門停強弱之丁。”
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所以，在魏晉南北朝，為了逃避兵役徭役、賦稅，大量人口就選擇買度牒。
但是呢，這種好事肯定是有指標的，不是想去就能去的。
今制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好樂道法，欲為沙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遙遠臺者十人。唐朝有錢的人可以買官，來逃避賦稅徭役，而普通人買不起官，就買便宜一點的度牒，度牒作用也是一樣的，
這樣，度牒就可以明碼標價的買賣了。
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寺廟跟皇帝爭人口、財富，皇帝眼睜睜的看著財富進了寺廟、公主、王公大臣手裡，自然是很不爽的，
於是，為了打擊這種現象，皇帝通常有三種手段
第一種，皇帝就選擇滅佛了，少跟勞資講“普渡眾生”“看破紅塵”，都跟我滾蛋，這個是很多皇帝的選擇，比如拓跋燾燒燬經文，焚燬寺廟。
第二種呢？比較溫柔點，讓他們都還俗，回家做個普通人。
第三種呢？想著憑什麼賺錢的機會給別人？於是自己迎佛骨，推崇佛教，自己賣度牒，錢進了自己腰包，比如韓愈《諫迎佛骨》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鑑》卷二百零九)天寶年間安祿山反於范陽，楊國忠設計“使御史崔眾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錢百萬”度牒一般不算便宜，能賣百萬文，
比如宋朝，元豐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元佑間定價為三百千。南宋紹熙三年（1192）定價為八百千。元豐至紹熙，百年間度牒價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異常寬泛。
很多人想著，出家當和尚，能有多少人？
《舊唐書·辛替否傳》記載，中宗時“度人，免租庸者數十萬”，
一次發度牒給數十萬人，唐中宗時人口才多少？，
“避役踵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一個縣數千人出家，
到了南北朝時期，就更加的瘋狂了，僅北魏正光年間，在寺廟裡掛著號的僧尼竟高達300多萬。
南朝居士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四月，在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之下，唐武宗下令清查天下寺院並核實全國僧尼人數。八月份，唐武宗下令除長安，洛陽及少部分地方保留少數寺廟外，其餘寺廟一律拆毀。
史書記載，唐武宗此次滅佛拆毀寺廟四千六百餘所，沒收良田數千萬畝，二十六萬多僧尼還俗，釋放男女奴婢十五萬人，且皆成為向國家納稅的兩稅戶。
同時，其他宗教如大秦景教，僧人還俗，寺廟拆毀。
此次滅佛行為是“三武之禍”的最後一次，時隔不久，繼位的唐宣宗便解除了禁令。
那麼來說，唐武宗之所以如此決絕的滅佛，必然有其內在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原因。滅佛的最直接結果，國家的財政收入多了，國家可以支配的土地多了，為國家納稅的人口也多了。據此可以分析，滅佛的最根本原因在於，唐中後期，國家財政方面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尤其是在會昌年間，唐武宗需要討伐藩鎮澤潞，財政上面捉襟見肘。
另外，唐武宗滅佛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在裡面。首先說，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與國家在土地、人口方面形成了衝突。特別是大量人口出家為僧，使得國家難以直接收稅，在太平盛世這種狀況還容易解決，但唐中晚期，此情況尤為尖銳。
再者，“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佛教信眾不斷增多，會造成大面積的造像行為。很多信眾以及寺院大量熔錢為銅，用以製造佛像，使得社會上貨幣流通不足。唐武宗時期居然出現了錢荒，這是統治者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最後，從文化上來看，有唐一朝，對外交流頻繁，同時外來文化對於中國本土文化的衝擊也越來越嚴重，物極必反，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排斥外來文化的聲音。韓愈便率先喊出了復興儒學的口號，反對佛教。同時，唐中後期藩鎮割據多為胡化武人所為，因此社會當中興起了崇華拒戎的聲音。再加之唐武宗本人深信道教，對佛教並不感興趣，道士趙歸真不斷鼓動武宗，唐武宗遂舉起了滅佛的屠刀。
月曉YB
佛教在唐朝前期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支持，統治者希望讓佛教為政治服務，以鞏固中央的統治。唐太宗和武則天是對佛教比較重視的兩位，佛教在這一階段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後期數位君主的鼓勵政策，佛教終於走向了巔峰。及至唐武宗時期，佛教已經在唐朝發展了200多年，唐武宗滅佛大致上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 佛教的寺院經濟對國家經濟的衝擊
唐朝前期鼓勵佛教的發展，寺僧不需要繳納賦稅，導致很多人會躲進寺廟，以逃避朝廷的賦稅。而統治者時常會賞賜寺廟大量的土地，成為寺廟的常有地，土地太多寺僧做不過來，就會僱傭佃戶，成為另類的地主，而佃戶也能夠躲避朝廷的賦稅，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在唐武宗時期，全國寺僧幾十上百萬人，國家經濟在此時本就入不敷出，大量逃稅的人口對國家經濟是雪上加霜。
第二， 寺僧與世俗地主階級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衝突
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但是到了後期均田制名存實亡，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由於寺廟擁有大量的土地，成為另類地主階級，其寺院經濟的發展，與世俗地主階級的土地擴張發生衝突，兩者處於敵對狀態，世俗的地主階級在滅佛運動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三， 佛教與道教的衝突
道教與佛教在唐朝均有快速發展，統治者更是宣稱為老子李耳的後代，以鞏固統治，而佛教在民間發展更廣泛。宗教之間的鬥爭歷來都是無休無止的，道教崇信者為了佔據正統宗教的地位，對佛教發起了衝擊。
第四， 佛教與儒家統治思想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統治思想，這多由於儒家所推崇的三綱五常等理念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如君臣倫理。而佛教宣揚“眾生平等”，當佛教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思想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第五，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對佛教的排斥
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對佛教極為排斥，而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看到了佛教的發展對國家的危害，也是大力牴觸佛教，正是由於當時的最高決策層對佛教的排斥，導致佛教在唐武宗時期經歷浩劫，史稱“會昌法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