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耘春
同事黃壽耀編了一本《蕭耘春談章草》，出版後贈我一本。蕭耘春是他的老師，幾年前寫了一通長達9頁信箋的談章草手札給他，可謂文翰俱佳。這封珍貴的章草手札，也就成了這部書問世的因緣。金鑑才為這件手札題跋，鮑賢倫為本書作序，他們對蕭先生的人品、藝品均予以高度的評價。金鑑才雲：“蕭先生蟄居鄉里，身無奔競之勞，心無利名之累，坐擁圖書，日親筆硯，澄懷清心，靜觀自得，真奇特士也。”鮑賢倫寫道：“與蕭先生第一次見面，握手晤談不過三五分鐘，那股沖淡、謙和、溫潤的氣息便已讓我傾倒……蕭先生周身透出的不就是我最為珍視並尋覓的古風嗎？”金、鮑二位，均以學問和書法兼長，馳名書壇，而推崇若此，蕭耘春之不同尋常，自可知也。
看了書，聽了介紹，對蕭先生的章草自然佩服有加，對其甘守寂寞之道的品格，尤為折服。他今年已經80歲了，數十年如一日，蟄居於溫州一隅，不求聞達，不求名利，埋頭做學問，研習書法，耽於詩文，自得其樂。他與錢鍾書書信往還數十年，連在“文革”期間，也有詩歌酬唱，錢鍾書每有新書出版，必寄贈給這位遠方的文友。去世前夕住在醫院，還特意叮囑楊絳，寄一本新出的《石語》給蕭耘春。但是，兩人卻從未謀面，真正稱得上君子之交，其淡如水。1998年錢鍾書去世，有記者得知他們兩人的奇特交往，前往採訪，卻被蕭耘春婉拒了，他說：“錢先生是珠峰，而我只是微塵，把兩者扯在一起不好，還是不說吧。”這一點，確實是非常可貴的。藝壇大師、文化大家去世，撰文悼念是人之常情，但也總會有一些生前並無多少交往的人，喜歡“謬託知己”，喜歡將“我的朋友胡適之”掛在嘴上，喜歡以懷念的名義出書、撰文、辦展，藉以抬高自己。有的甚至借死者之口給自己以“高度評價”，反正“死無對證”，怎麼標榜自己都無所謂。其實這些伎倆明眼人一望便知，硬要去做反而弄巧成拙，讓人看低。這方面，蕭耘春的做法是值得稱道的。至今，楊絳先生和蕭耘春仍有聯繫，當《錢鍾書文集》出版時，一下子寄贈給他兩部，以便一部供他收藏，一部用於閱讀和傳閱。但是，蕭耘春從來不拿和名人交往的經歷來說事，更不以此來往臉上“貼金”。能夠做到這樣，一是性情使然，二是操守使然。
甘守寂寞之道，是中國文人的優良傳統，但是，要真正做到卻不容易。特別是在當今社會，普遍比較浮躁，喜歡炒作、作秀，熱衷於急功近利，暴得大名，藉以獲利，在這一問題上，書壇可謂“重災區”，甘守寂寞之道者更加稀缺，也就更加難能可貴。
當然，我並非一味反對出名，也並非反對以書法獲取適當的酬勞，而是覺得，名和利，都不可強求，只能淡然處之，順其自然。修煉功夫達到了一定程度，水到渠成，名利地位隨之而至，自然並非壞事，儘可坦然面對，大可不必為了以示“清高”而視“名利”如洪水猛獸。“名利”本身並無過錯，過錯的是不擇手段地去追求、獵取。特別是在個人的學識、能力、水平都尚未達到一定份上，卻硬要千方百計、挖空心思，甚至採取不合適的手段去追求不該屬於自己的“名利”、或暫時還不屬於自己的“名利”時，這種行為帶來的，或許反而是累贅和傷害。比如，容易誤導自己，以為對書法的追求就是“名利”的追求，殊不知所謂“名利”只是附屬物而已，大可不必太當一回事。而在獲取了一定的“名利”之後，以為自己果真成了“成功人士”，到了晚年才發覺自己的路走彎了，走錯了，卻已經來不及改正，一輩子就耽誤了。再比如“名利”之火太盛，容易傷身，有悖於書法修身養性的宗旨。書法家不能吃“青春飯”，而要追求“人書俱老”的境界，最有發言權的，是時間，是年齡。在“人書俱老”面前，一切“名利”都將土崩瓦解。
當然，非常可能努力了一輩子，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依然默默無聞，用世俗的眼光來看依然尚未成功，依然無法達到“人書俱老”的境界。但是，如果一開始就抱著平常心，就甘守寂寞之道，也就沒有什麼可以遺憾的，在整個過程中，享受到書法帶給自己的充實和享受，本身就是一種人生的成功——如果非要說成功的話。
蕭耘春先生與我只有一面之雅，經黃壽耀介紹，握手寒暄了幾句。讓我驚訝的是，一點也看不出他已經80歲了。都說書法家多高壽之人，信不虛也。但或許要加上一句：甘守寂寞之道的書法家多高壽之人。因為，寂寞恬淡，不但是書藝之道，更是養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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