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對：Issac
來源：Little White Lies
影評人有一個習慣，並不是好的那種，把傳記片的表演描述成一種魔術，一種消失的行為。我們驚歎於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內將一個名人變成另一個名人的「變形式的」過程。我們把他們巧妙的、化妝輔助的模仿行為描述為「不可思議」，一種超自然的通靈。我們說演員「消失」在這些角色中，就好像一場偉大表演的真正標誌是我們看不到背後的藝術家。
這是一種遍及整個電影行業的觀念，幾乎每年都會為極有辨識度的演員贏得金光閃閃的獎項，他們竭盡所能地讓自己不那麼容易被辨認出來：加里·奧德曼飾演的裹著膠乳的溫斯頓·丘吉爾、梅麗爾·斯特里普飾演的上了漿、修飾了面型的瑪吉·撒切爾、拉米·馬雷克飾演的長著齙牙、對口型的弗萊迪·默克裡。
《鐵娘子：堅固柔情》
然而，一些最生動的傳記片中的轉換根本不關乎消失。想想費·唐納薇在《親愛的媽咪》中飾演的一度遭到詆譭的、穿著高級的瓊·克勞馥：這是兩位傳奇人物的挑戰性極強的傲慢與硬漢魅力之間非凡的、乳化般的融合，彼此的辨識度不相上下。或是黛安娜·羅斯在《女士唱起布魯斯》中扮演的比莉·哈樂黛，這位摩城天后的青春容貌和坎德爾式（Canderel，譯者注：坎德爾是一個人造甜味劑品牌）的嗓音完好無損，與飽受折磨的爵士樂女神相差甚遠——然而，觀眾在情感上可以真實地感受到她的痛苦。並不是每個演員都需要在自己扮演的角色中消失；有時候，發現自己身在其中也無妨。
這個觀點在我觀看魯伯特·古爾德執導的苦樂參半的傳記片《朱迪》時不停浮現在腦海裡，復甦的蕾妮·齊薇格挑起了復活朱迪·加蘭的重擔。她的表演勇敢、有趣、激動人心：作為一名演員，齊薇格可能原本不是許多人心中扮演好萊塢最偉大（也是最受折磨的）的表演者（show-woman）的第一選擇。這是一場不尋常的政變。儘管服裝、髮型和化妝團隊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貢獻，但這絕對不是一種盲從的模仿行為：齊薇格可能巧妙地模仿了加蘭刺耳的、橘子醬般濃烈的音色和閃閃發光的舞臺形象，但這幅畫像的許多細節——眨眼、探詢的目光、短促而堅定的步態——都是她獨有的。
《朱迪》
如果這些姿態很容易被認作是她的，那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見到過了。齊薇格已經正式「復出」三年了。2016年，她結束了長達六年的沉寂，以其標誌性角色——倒黴的倫敦日記作家布里吉特·瓊斯——活躍迴歸，彷彿時間從未流逝。當然，時間的確溜走了。她的缺席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從90年代中期開始，她不間斷地通過一些奧斯卡青睞的電影積累起了聲譽，包括大眾的喜劇和另類的獨立電影，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現了齊薇格接地氣的、德州甜心式的魅力，即使她早已遠離了德州。
作為一個電影明星，齊薇格似乎太過令人舒適、太過始終如一、太過可靠，以至於讓人無法相信她離開大眾視線有五年之久。粉絲和記者都被這段短暫的休息弄得很困惑，當她迴歸的時候，人們又殘酷地審視她的不同之處——頭髮、身體、臉——彷彿她是某個冒名頂替者。
然而，在《單身日記：好孕來襲》中，她又輕鬆地找回了原來的節奏：當然更年長了，但還是像以前一樣頑皮笨拙。這是一個謹慎、精明、讓人安心的迴歸方式，但《朱迪》才讓人覺得是真正的、硬碰硬的迴歸。這是一次由她的缺席、以及她在那段時間裡對自己的瞭解而生髮的演出。
《朱迪》
當我去見齊薇格的時候，剛好碰到她失去平衡的一幕。她在騎士橋酒店的一間地板光滑的套房裡單腳跳，穿著一隻明亮的、恨天高的細高跟涼鞋，試圖穿進另一隻鞋——但那色彩強烈的橙色帶子並不配合，她做了一個不好意思的手勢，放棄了單腳跳的快步，坐下來調整那隻不聽話的鞋子。
這種出場方式——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失態，淡化了整潔無暇、香檳色的華服帶來的觀感——看起來像是為布里吉特·瓊斯寫的劇本，或是一位影星想要表現得更真實一點的嘗試。但是齊薇格，一個私下親切而嚴肅、和聲細語的人，並不是那種搞怪的類型。
「恐怕我要再過四個小時才能真正醒來，」她故作嚴肅地說，前一天晚上才從洛杉磯抵達倫敦。「我希望我知道該說什麼。」她冷冷地笑著，環顧著寬敞豪華的酒店房間，彷彿在尋找靈感。
這種豪華的房間用來採訪可能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空蕩的空間，但這一次感覺是合適的：《朱迪》中的很多故事發生在加蘭同樣鋪滿毛絨毯的倫敦套房，一個為破產天后準備的看似豪華的避難所，她不願承認沒有自己的家。齊薇格很難產生共情。她自稱是一個宅女，在洛杉磯有一個家，在離開演藝圈的六年裡，她一直在那休息。（她告訴我，她喜歡做一些木工活。）
《朱迪》
在那段時間裡，不用常年呆在片場，也不用時刻帶著行李箱，改變了她的生活；她現在所參與的項目都會打破這種平靜。「我現在拍片只是更嚴格了一點，」她說。「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會想我的生活應該如何適應電影事業，而現在正好相反。」
這讓我們又回到了加蘭身上，她從來沒有自己決定過什麼。影片不斷閃回這位影壇新秀的少女時代，當時她受電影公司老闆路易斯·B·梅耶所控制，受合同壓迫。古爾德呈現了一個女孩在1969年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一直被置於令人精疲力竭的演藝圈之中，無法從單調的工作中脫身。齊薇格展現了她多變的、充滿挑釁的表演。
「當時的體制顯然很不一樣，」齊薇格說，「所以她沒辦法決定自己的職業命運。甚至也不知曉她的財務狀況，以及她是如何被商品化和剝削的。當然，她認為鑑於其他一切都已經為她安排好了，也就意味著她的財富和幸福都得到了妥善的管理。可惜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朱迪》
她還提到，這種情況與艾米·懷恩豪斯的悲劇類似，我點頭表示同意，但她在一分鐘前說的話又在我們耳邊迴響。今天的體制有什麼不同呢？弱勢的演員——尤其是女性——難道不是還在被掌權者剝削到毀滅的邊緣嗎？「是的，當然。」她嘆了口氣。「對於任何進剛入這個行業的人來說，情況都很陌生。你會發現自己在一些從未預料到的事情上需要幫助。以前生活中完全可控的事情，變得難以找到平衡和安全，尤其是自我照顧。你不知道周圍的人是不是都把你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與此同時，你可能也不總是做出正確的選擇。」
《朱迪》講述加蘭的故事的方式，與MeToo時代的反思與改革非常契合：它表明了這場運動背後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多麼根深蒂固。十幾歲的加蘭（達茜·肖 飾）被描繪成一個受到冷默微觀管理的公司財產，她的看守者不停地批評她不夠漂亮或不夠瘦，她不斷地服用藥物以控制情緒和腰圍。
《朱迪》
這是一個關於虐待的故事，與後韋恩斯坦時代出現的證據略有不同，但不難將兩者聯繫起來。正是考慮到這一令人不快的遺留症，齊薇格將好萊塢目前的調查視為醞釀已久的宣洩，而不是令人吃驚的靈光乍現。「當然有些讓我震驚，」她說。「因為一些人浮出水面、並且被指控——你知道，我很驚訝。但這其實一直髮生在這個行業裡，也發生在其他所有行業。」
隨著人們對加蘭所遭遇的壓迫有了更多的瞭解，她的墮落也開始受到指責。從加蘭到懷恩豪斯，許多八卦小報都把被毀掉了的女明星稱為「自毀」，而《朱迪》像是對這種說法的反駁，影片沒有剖析導致她死亡的個人和體制虐待的各個層面，也沒有剖析她試圖與之抗爭的方式。我認為，這是對於她的故事的一種矯正，就算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
「除了她自己的失誤，這個故事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齊薇格表示同意。「大多數關於所發生的事情的回憶都沒有被恰當地置於背景中。相比於說，『等一下』，看看她的人性，並承認導致這一切的環境並不僅僅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們似乎覺得談論負面事件或災難要有趣得多。」
《朱迪》
齊薇格對於將加蘭演繹成純粹的受害者沒有興趣。「在出演這個角色之前，我並不知道她是這麼敏銳——機智的人，」她說。「我想，如果沒有這麼敏銳的智力，她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真的很喜歡看她的老電影，因為她給予的反應獨一無二。所以我不知道用脆弱這個詞是否合適，但在我看來，她想要和脆弱有所關聯。當然，總有人會利用這種需求。在《朱迪》的故事中，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這不是齊薇格第一次以悲傷和同情的口吻講述加蘭的經歷了。儘管齊薇格對她的生活和工作做了很多研究，但很難不去懷疑，在好萊塢打拼了25年多的時間裡，她為這個角色所做的準備的方式無法查閱，也無法在模糊的檔案錄像中找到。「當然我有過一些不幸的經歷，讓我更容易理解加蘭的處境，」她平靜地說。「臺詞之外有很多東西是評論她的人很少提及的：那些你在成為名人和作為普通人之間搖擺不定的私密時刻。而這些我都知道。」
《朱迪》
齊薇格26歲的時候，已經拍了幾部不錯的獨立電影以及《德州電鋸殺人狂4》這樣的乏味作品（一同出演的還有同樣事業剛剛起步的馬修·麥康納），這時卡梅倫·克羅給了她第一個重要的角色，在1996年的大熱影片《甜心先生》中扮演單身母親多蘿西·博伊德——作為湯姆·克魯斯飾演的與片名同名的自負體育經紀人的真誠且樸實的助手。那時她還很年輕，但追逐夢想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而明星身份對她來說還不是一個既成事實。（加蘭26歲時，好萊塢耀眼的聚光燈已經把她推向了精神崩潰和自殺的邊緣。）
《甜心先生》
成功就像滾雪球一樣到來了。九十年代末，她與梅麗爾·斯特里普、金·凱瑞等人一起出現在演員表的前列，並因與後者的戀愛吸引了狗仔隊的注意。21世紀的頭十年更加繁忙。《BJ單身日記》為她帶來了獨挑大樑的影響力，這讓她獲得了連續三次奧斯卡提名中的第一次——在第三次提名奧斯卡時，她終於憑藉安東尼•明格拉《冷山》中的農場女孩魯比•特維斯一角獲獎。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發展。誰能想到呢？齊薇格苦著臉。「一開始對我來說很困難，因為我最珍視的東西一夜之間消失了。所以我必須學會適應擁有一個公眾『形象』的新現實。」
《冷山》
她把最後兩個字用引號括起來，我好奇她現在適應了沒有。我現在看到的就是「公眾形象」嗎？面具已經戴上了嗎？她笑著說：「與其說這是一種偽裝，不如說這是一套與生俱來的技能，讓你能夠駕馭你所處的特殊環境，以及這項工作的獨特性，其實從內部看起來很正常，而且外部的投射非常棒。但它在不斷髮展，總是讓人驚喜。」
然而，到2000年代末，這份工作並沒有發展到齊薇格喜歡的程度：她的工作日程一如既往的繁忙，但工作本身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自豪或快樂。講究的主流電影，例如2002年的《芝加哥》和2003年的《隨愛沉淪》——令人愉快的、令人聯想到多麗絲·黛的浪漫喜劇，齊薇格深情地說自己最希望觀眾重溫的電影就是這一部——漸漸讓位於徹頭徹尾的垃圾電影，例如2009年的《初來乍到》，以及失控的恐怖片《第39號案件》。（其語義不祥的標語寫著：「有些案件永遠不應該被打開。」）與此同時，她更加投入的一些獨立電影很少得到曝光，比如2010年的《我自己的情歌》。
《我自己的情歌》
齊薇格主動選擇了一段空檔期，儘管劇本不斷找上門。「這是絕對必要的。是時候了。我的意思是，我拍《芝加哥》的時候就已經筋疲力盡了。我當時就需要停下來，但我好幾年都沒有休息。因為你也會想，『在盤子裡還有冰淇淋的時候趕快吃掉吧。』這些冰淇淋真的很棒。一生中只有一次夢想成真的經歷，而我卻沒有停下來……」她停頓下來，思考了一會兒。「嗯，這在當時更重要。」
她身體前傾，對自己的空檔期表現出異常的興奮。「有那麼一刻，我開始意識到我不認識自己了。身體上，我看到了外部和內部的混亂。我沒有休息。我沒有固定的住所。我沒有戀愛。我最親密的朋友——或者說我可以分享最私密經歷的朋友——大多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這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我需要停下來。」
齊薇格感覺自己的演技和個人生活一樣遭受著折磨。「我厭倦了自己，」她聳聳肩。「15年來，我一直過著其他角色的生活，生活在別人的空間和服裝裡，看起來也像是另外的人，沒有停止過。當你不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時候，你就沒有什麼值得借鑑的生活經驗和值得講述的人性故事。坦白地說，這不僅會讓表演變得無聊——你作為另外的角色已經生活了一百萬次，所有的情感都被不斷地反芻——我也對自己作為一個人感到無聊。」
我提起她之前說的關於加蘭的一個詞：自我照顧。她也是這樣看待自己的休假的嗎？「哦，當然，身體上和情感上都是如此。」她找到了一間房子，並親自動手裝修。她自己開車去看望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家人，從她的德州老家到涼爽的東北部。她寫了一部電視劇《肉桂女孩》（Cinnamon Girl），講述20世紀60年代好萊塢年輕女孩的成長故事：最後沒人投資，但她開心地聲稱這個故事是不錯的。她還開始上私人學習課程，並且救助狗。（我問她救助了多少狗時，她笑著說：「大概有兩百磅吧。」)她逐漸意識到，自己是幸福的。
齊薇格很清楚是什麼特權讓她有了這樣空閒的機會，帶著這種意識，她最終還是回到了工作中去。「我並不是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的罕見性，以及我被賦予的機會的特權：我不會對它們漠不關心。這種空閒是以巨大的代價換來的。但現在我認識到，有些界限可以被允許打破的。或是我主動讓它被允許。」她說，她已經學會了說不的力量，並因此感到更強大了。
那麼，她會對什麼點頭呢？「噢，還是一樣的。」好角色總歸是好角色。但她是否已經從荒野中脫胎換面，成為了一個不一樣的演員呢？「我想是的，」她回答說。「但那也有年齡的關係。對於每個人來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你會成長、學習、包容，或者駕馭那些你原本不會選擇的事情。但我想我確實帶著一個稍微不同的視角回來了。因為在這個行業裡有很多人依靠著你，你不想讓他們失望。現在我意識到有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對他們負責，同時還能讓自己參與其中。並且保證自己的健康狀況。」
儘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她認為，與她暫時離開的時候相比，好萊塢正在逐漸成為一個對女性更友好的地方。「嗯，這是不可避免的，」她說。「你知道，年輕一代的女性已經開始付諸行動了。互聯網讓很多人不再等待被邀請。所以她們會繼續創造出精彩的作品。人們會從中發現價值。」與此同時，她也有自己的製作計劃。「我對所有的事情都很積極，」她說，對細節保持沉默。「一切還沒確定下來，到時候了我自然就會說出來。」
放鬆讓齊薇格對於其他方面的風險更為開放了：2019年她第一次主演了電視劇——網飛出品的、質量平平的、滑稽的肥皂劇《假/如》，她在劇中飾演唯利是圖、善於操控的風險投資家安妮·蒙哥馬利，穿著剪裁利落的商務時裝，冷漠地毀掉別人的生活。「這不是最有趣的嗎？」我提到這部劇時，她咯咯地笑了起來，高興地輕輕跺著腳。是的，儘管你會懷疑她有更多的想法——這是她所玩過的最反類型的遊戲。
《假/如》
朱迪·加蘭與齊薇格最受人喜愛的許多銀幕角色有著相通的共性：《甜心先生》中謙遜的多樂茜，她覺得自己與情人高高在上的世界格格不入；《芝加哥》中努力奮鬥的新星羅茜·哈特，當才華不夠時，她決定通過臭名昭著來贏得聚光燈；或者是永遠跌跌撞撞的布里吉特·瓊斯，她必須經歷一連串笨拙的屈辱，才能得到別人的愛（或者是非同尋常的喜歡）。
齊薇格擅長扮演這樣的女人，要麼是對自己的外貌不太滿意，要麼是對別人強加給她們的形象不太舒服，無論如何她們總能找到勝利的方法——對於加蘭來說，痛苦和榮耀是分不開的。
我問齊薇格是否弱勢的角色更吸引她，她驚訝地眨了眨眼。「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那樣想過，」她想了一會兒說。誠然，這個問題在齊薇格目前的情況下顯得有些愚蠢：她看上去對自己的形象感到十分滿足和舒適。
她在《朱迪》表演出來的痛苦既令人信服、又非常迷人，看到她這樣真讓人鬆了一口氣，雖然當我說在她飾演的朱迪·加蘭身上看到了很多蕾妮·齊薇格的影子時，她拍了拍手：「這就是我們想要的，」並繼續解釋說，她和古爾德都對模仿的主意都嗤之以鼻。「我們擔心，你越偏離真實的自我，你就越不可能與你所飾演的人交流。」
《朱迪》
朱迪·加蘭對於聚光燈有著更為筋疲力盡的理解——崇拜和苛責同時進行——能讓一個明星累垮，儘管她從來沒有被允許離開它一秒；久經沙場的齊薇格以一種可感知的理解力詮釋了這個角色，她深知被人注視太久是多麼的困難。
為了讓朱迪·加蘭這個角色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都保持可信，她做了很多複雜的化妝工作，但如果以相貌幾乎一模一樣的標準來看，她的表演並不是「變形式的」：這裡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這位女演員在鏡頭前勇敢無畏的決心。蕾妮·齊薇格從我們身邊消失了六年。她不會再在我們眼前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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