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生活在中國川滇交界處的“納人”，大多數讀者可能不知所云，但如果將之換成“摩梭人”，肯定有很多人恍然大悟，繼而“母系社會”、“女兒國”、“走婚”等關鍵詞條件反射般地蹦出腦海。
十九世紀，美國學者摩爾根提出了人類社會從母系向父系發展的進化體系，他的研究成果得到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的重視，尤其恩格斯寫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後來被各共產主義國家奉為圭臬的經典，由此牢牢確立了母系氏族社會在世人心中的印象。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為了尋覓傳說中的“女兒國”，無數學者、作家和旅行者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四川、雲南省交界處的瀘沽湖畔，試圖瞭解神秘的摩梭人真正的生活情景。結果就是，通過民族調查報告和通俗讀物，社會大眾對摩梭人獨特的社會制度和性生活方式形成了深刻但幾乎也是唯一的印象。直至今日，仍能發現某些地方報刊熱情不減地介紹摩梭人“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習俗。當然其中也不乏獵奇性質的醜化報道。
然而除了引發對人類社會所謂“童年時期”天真爛漫的想象，摩梭人有哪些真正值得我們珍視的傳統？
現任教於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的青年人類學者陳晉曾長年深入川、滇境內的多個摩梭人村落進行田野調查，研究他們瀕臨失傳的“達巴”宗教儀式，記錄並學習了摩梭人這一獨特的社會與文化傳統。
陳晉（右）在田野調查中與當地達巴合影。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提供
陳晉本科、研究生畢業於北京大學，並在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獲得社會人類學/民族學博士學位。他介紹，國際學術界通行使用族群的自稱而非他稱，摩梭人的自稱以“納”（na）作為詞根，所以在他的論文中都是採用“納人”這個稱謂。納人世代居住在喜馬拉雅山脈東麓（即今天的四川木裡、鹽源，雲南中甸、寧蒗等地），人口約四萬人。
所謂“達巴”（daba），陳晉將之定義為“納人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儀式主持者和占卜者”。有種說法是，“達”（da）的本意為“砍”，“巴”（ba）指“刀痕”，組合起來的字面意思就是：達巴在舉行儀式時，唱誦一段接著一段，就像刀砍向木石，印跡清晰，因此得以祈福辟邪。
“傳統上，每個納人氏族都有自己的專屬達巴，由其負責氏族內部的儀式活動。成為達巴需要經歷漫長的學習過程，通常持續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生老病死、豐收節慶等重要活動儀式上，都少不了達巴的身影。”陳晉說。
一年一度的祭祖儀式“布思南”中的達巴唱誦場景。
澎湃新聞：你在論文中用的都是“納人”這個稱謂，但顯然大眾更熟悉的是“摩梭人”，這對你是否會造成困擾？
陳晉：“摩梭”這個稱謂非常古老，在中國古籍中一直這樣稱呼當時居住在這些地方的族群。但歷史上的“摩梭”指的不一定就是我們今天知道的大概有四萬人左右的摩梭人，因為一定存在族群的流動和遷徙。而且“摩梭”這個詞表達了中原王朝認為周邊少數民族都是野蠻的意思，就像過去有人把彝族稱為“倮倮”，這是明顯帶有貶義的篾稱。
從學術研究上來講，人類學的慣例是採用一個民族或者一個族群的自稱。但還原到中國當下的語境裡，因為民族識別工作的影響，有一些學者已經習慣稱呼為“摩梭”，包括大眾傳媒也是這樣，所以就造成了這種局面。
舉一個很好玩的例子，我在2003年第一次接觸到摩梭人的時候，對於他們而言，我們肯定都是非常遙遠的外來人，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我們要幹什麼。當時我也不會說他們的語言，所以大部分時間就是用普通話交流。
那一年夏天，北京大學和雲南地方政府合作，舉辦了一個有關文化保護和教育改革的講習班。我記得當時在寧蒗縣永寧鄉政府的門前有一條橫幅，上面大概寫的是“保護納人文化”之類的內容。有幾個摩梭小夥子看到之後，問我們“納人”是什麼東西，然後我們就用剛剛學會的那幾個納語詞跟他們解釋，他們一下子就聽明白了，自己就是“納”（na）。
這完全是一個語境的差別，當我們用漢語跟他對話的時候，他不知道“納人”是什麼意思，但是一旦切換到他自己的語境，就都很清楚。
不過我也觀察到，這個稱謂問題正在慢慢地發生變化。去年我回到鹽源縣與寧蒗縣交界的瀘沽湖，那裡是外來遊客最多的地方。雖然現在大多數人面對遊客時還是說我們是“摩梭人”，但我聽到有一些人已經開始說我們是“納人”，就是用普通話跟遊客講，說“我們想保護納文化”，不再說“摩梭”，開始有這個意識。
我覺得統一稱謂可能還需要時間，讓公眾接受學術界的意見恐怕不是短時間內能完成的。所以我現在如果是在公眾場合演講，兩種稱謂我都會說，當然我會盡量用“納人”這個詞。如果別人表示不知道，我就打個括號，說漢人稱“摩梭”，這樣大家就都知道我談的是誰了。
牧牛馬的納人。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還有作為56個民族之一的納西族，這也是當年民族識別後的結果，那麼納西族與摩梭人之間的關係如何？
陳晉：納西族自稱的詞根也是“納”。其實納人稱呼自己非常簡單，你如果用納語問他們是誰，他們就說自己是“納日”（nazi）、“納汝”（naru）、“納亨”（nahing）等，其中“日”、“汝”、“亨”都是“人”的意思，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不會有問題。從永寧到鹽源、從木裡到麗江，基本上可以交流。
我自己沒有專門去研究過納西族。不過這兩個族群在歷史中和當下的接觸都非常頻繁，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地理上也捱得很近。
在雲南，摩梭人的語言跟納西族的語言差不多有一多半是可以溝通的，他們在語言學上確實很接近，雖然在社會文化上不一定很接近。納西族在人口數量上是摩梭人的10倍，2000年的人口普查就有30萬。再加上納西族聚居的麗江又是一個很重要的城市，所以在雲南這邊的納人就被識別為納西族。
另外就儀式來講，他們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納西有“東巴”，摩梭有“達巴”，連名字都很相近。但在我看來，其中也有根本性的差異，還是兩個不同的傳統。
首先儀式中有一些的神或精靈的名字是“東巴”或“達巴”獨有的。其次，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較多的是所謂“象形文字”的東巴文，但英國有一個人類學家叫安東尼·傑克遜（Anthony Jackson），他是研究納西的專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出了一本研究東巴文的書，結論是東巴文其實是近代的產物。傑克遜認為，東巴文是納西族跟西藏苯教、藏傳佛教等發生接觸以後，用來自我保護的一個工具，所以它並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古老。
澎湃新聞：對公眾而言，一提到摩梭人就會想起“走婚”、“女兒國”、“母系家庭”等，現在那裡依舊延續著這種親屬制度和性生活方式嗎？
陳晉：這真是沒辦法避免的問題，我幾乎每一回做講座，聽眾聽說我做摩梭人的研究就會兩眼放光，然後問我“有沒有走婚啊”之類的問題，我就很尷尬。（笑）
我覺得“女兒國”肯定是商業、旅遊宣傳或者是文學作品塑造的概念，沒有這樣的一個現實去對應它。我覺得納人社會在性別角色上面是相對平衡的，這一點我個人非常欣賞。我們漢族社會有“重男輕女”的傳統，納人並非就是“重女輕男”，性別並沒有地位高低之分，所以我覺得他們在兩性方面還是蠻平衡的。
如果說到“走婚”問題，這首先是一個不準確的稱呼，嚴格意義上應該叫“走訪”，因為其實不是一種婚姻形式，這也是我的導師、北京大學的蔡華教授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納人在田間勞動。
不過之前很多研究者看到的情況，今天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比方說在瀘沽湖那邊，隨著旅遊發展、現代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採取的結合方式就是一夫一妻。首先很多年輕人沒辦法呆在鄉村，這跟中國其他地方是一樣的，年輕人需要去掙錢，但在當地又沒有辦法掙到錢，怎麼辦？他就去城市裡面。包括現在從小接受的一系列現代教育和大眾文化，顯然跟他們的傳統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種轉變確實發生了。而且我覺得是很快速的，也很難以挽回。我不知道將來會不會還有新的變化，但是我們現在能觀察到的確實就是這樣，家庭變得原子化，我們漢族也是這樣，都是往更小的家庭發展。
當然在更偏遠的地區，“走訪”依舊是非常重要的性生活方式，因為農村受現代文化的影響較小。傳統納人社會中也有結婚的現象，但是結婚侷限在特定群體中，比方說貴族。我再補充一點，即便是這些結婚的家庭，也可能出現走訪的情況。換句話說，如果用我們漢族的道德標準，他們就是在外面“亂搞”，但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亂搞”，因為走訪本身對他們來說就是男女結合的重要方式。
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常常見到類似的情況。我記得有一天在村裡，早上看到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從別的村子氣喘吁吁地走回來，我問“你幹嘛去了”，他說“昨天晚上去見我的女朋友去了”。
在傳統的納人社會中，男性是不可以跟女朋友住在一起的，只能通過走訪去看她，當然女方也可以選擇不開門，她可以選擇不接受你對她的感情。對象之間也是可以更換的，不是說男女朋友一定要固定下去。
我覺得納人的女性在兩性關係方面非常勇敢，或者說是非常獨立的。我曾遇到一位當地的婦聯幹部，她說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為什麼要結婚？婚姻不就是有法律保護嗎？法律是保護弱者的，我可不是弱者。”這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後來我慢慢明白她這話的意思，就是納人女性在那種所謂的“浪漫”關係裡面，不認為自己是弱者，因為可以選擇，不要就不要。所以我覺得走訪其實是特別有意義的行為方式，也是維持納人社會運轉的重要制度，而且是非常獨特的。
在園地裡勞動的納人婦女。
澎湃新聞：現在終於可以開始談論你的主要研究對象——“達巴”了，達巴教作為納人的傳統信仰在當下的境況如何？它與藏傳佛教是否存在競爭關係？
陳晉：達巴傳統現在是處於瀕危狀態，它的消失速度要比剛才我們說的走訪制度更加快。我當時去研究達巴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是這十幾年以來，我覺得它的衰落比以前更加迅速。
人類學界有一個很經典的說法，就是當人類學家想要去研究某個傳統的時候，通常這個傳統已經接近消失了，因為人們通常不會想到在其鼎盛的時候去研究它。
達巴的衰落有很多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藏傳佛教，但這並不意味著達巴教和藏傳佛教一定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因為史料記載藏傳佛教是從元代開始進入當地的，所以這幾百年的時間裡面，事實上達巴和喇嘛這兩種人是同時存在這個社會里的，而且負責不同的工作。
比方說在新年的一些儀式裡面，你會看到達巴和喇嘛同時出現。喇嘛坐在院子裡，向他們的神靈祈禱。另一邊達巴站著，向屋頂拋灑一些獻給祖先的食物，因為他們認為祖先會降臨在屋頂上。
達巴和喇嘛在新年祈福儀式中共同出現和行動。
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藏傳佛教的喇嘛在做儀式時是要看經書的，通常他們是一堆喇嘛坐在那兒唸經。有很多喇嘛其實就是當地的納人，並不懂藏語，也不知道自己在唸什麼。當然他們中有一些進修過的喇嘛懂藏文，但是很多小喇嘛只是在跟著唸經文的讀音，就像我們念拼音一樣，不明白經書的意義。
達巴口中唸的就是他們自己的摩梭話，儘管達巴使用的儀式語言跟日常語言有差別，但普通人還是能聽懂其中一部分。這種對比特別強烈，也讓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我2003年7月份第一次去看納人葬禮時的情景。
因為當地的喇嘛很多，達巴很少，所以一場儀式通常只請一到兩個達巴，但喇嘛都是一大群人。而且納人都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每家都會修一個自己的經堂，裡面有佛像，喇嘛就會在裡面做各種儀式。然後達巴就獨自在下面念一些東西。
晚上達巴還會帶領大家跳葬禮的舞蹈，這種舞蹈其實就是象徵亡靈一步一步地走回祖先的地方，當時我也去跳，大家圍著那個篝火，年輕人也會不斷地參加進去。與此同時，經堂裡的喇嘛還在唸經，這兩者就在同一時空發生，也很協調，大家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對的。
我覺得藏傳佛教給納人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我做田野的村子是在木裡縣。那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寺廟，當地人叫“木裡大寺”。木裡活佛在歷史上的影響力非常強大，政教合一，對社會的控制也很嚴密。但這並不意味著說在達巴是受到打壓的，並沒有。相反，對達巴衝擊最大的肯定是1949年以後的一系列運動，所有年紀超過60歲的達巴都會訴說自己在“文革”時候被禁止做儀式的經歷。
另外還有就是現代化帶給他們的衝擊，這是致命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傳承者，如果沒有人去學這個東西，就沒有辦法傳下去。藏傳佛教就沒有這個問題，因為還是不斷有人學喇嘛。
陳晉在田野調查過程中與當地達巴們在葬禮的間隙休息。
澎湃新聞：達巴在當地的傳承情況如何？年輕人是否願意學習？
陳晉：文化的傳承其實是個很複雜的事情。從2006年開始，就是我第三次去做田野的時候，因為之前跟一些法國的人類學家交流，我意識到傳承問題其實很關鍵。所以我當時進入田野就帶著這樣一個問題，我想知道到底怎麼樣可以成為達巴。最終，我採用了一個笨方法，就是自己學。
為了不讓氏族的傳統中斷，老達巴一般會在適當的時候選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作為徒弟。達巴傳男不傳女。教的過程就很簡單，就是師父念一句，徒弟跟著背一句，通常小孩一天能夠背完四五句就不錯了。這一過程可能要延續到徒弟十幾歲的時候，然後也不能確保他能把所有東西都學完。
達巴師父與學徒。
我那時開始像學徒一樣跟著達巴師父學，學習的核心內容就是了解如何主持儀式，特別是如何在儀式中唱誦[納語稱“綽”（cho）]。徒弟要住在老達巴家裡，甚至要跟師父睡在一間房，成天要跟著他。
真要談達巴的知識體系的話，是非常複雜的。我現在也絕對不敢說我學完了，因為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學了大概60多段的達巴“誦詞”，但也就是其中一小部分。我去學的時候，事實上我的師父就跟我說，有很多儀式他們自己都不會做了。
納人沒有文字，達巴的傳授全靠口傳心記，所以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現在年輕人不太願意學，因為要花很多的時間，另外還沒有錢，這對他們完全是義務性的。達巴的工作在納語裡有一個詞叫“誇伊希伊”，意思是做好事、有益的事情，用英文講就是for the well-being。儀式是不收費的，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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